碛口枣事

    柳条簸箕里晒的是红枣。

    柳条笸箩里晒的是红枣。

    红枣，红枣，红枣。阳光下的红枣，弥漫着淳朴、绵润、甘醇和黄河岸边特有的气息———这是碛口家家户户窑洞门口的一景。红枣，已经晒得红红，但是碛口人，还是每天要晒枣，就像饱满而幸福的日子越晒越红。

    一个面如干枣的人来到碛口，瞪大惊诧的眼睛。这个面如干枣的人叫吴冠中。先生在山西发现了碛口。他说：“这样的村庄，这样的房子，就是走遍世界都难找到了。”瞧瞧，碛口，对于这位享誉世界的画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也许，正是碛口的窑洞和红枣使先生获得了某种重要的灵感和启示，悟出了生命的别一种意义。

    吴冠中来碛口的时间是1989年10月。这个季节，该收获的都收获了，树叶也都落尽了，只是枣树上还有零星打剩下的枣子。多年后，吴冠中创作了一幅国画《枣树》。先生画的不是那种枣子挂满枝头，农人喜气洋洋收获的情景，而是两棵虬枝横生的枣树，并排站立在苍茫的穹宇之下，风骨凛然。———这幅画显然具有特别的意味哩。

    他在那幅画的空白处还写了一行小字：“故人风格老枣树”。

    吴冠中先生画的枣树是不是碛口的枣树呢？我不得而知。不过，我在碛口倒是见过一张吴冠中在枣树下画写生画的照片。照片中那位瘦削的面如干枣的老头儿就是吴冠中。他穿着米黄色的风衣，背靠麻石垒起的矮墙，不远处是两棵落尽叶子的枣树，矮墙那边是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先生的神情相当专注。他看着远方的枣树，还有枣树衬托着的窑洞，画笔在写生板上一下一下地勾勒着，起起落落，时跳时跃，或轻或重，或粗或细。

    据说，吴冠中特别喜欢吃枣，也喜欢画枣树。为了画千姿百态的枣树，他曾在一个农户家里住了三个月，天天写生，天天画枣。

    碛口，因之吴冠中的“发现”而闻名遐迩了。

    随后，来碛口写生和创作的画家、摄影家趋之若鹜。碛口，有与城市里不一样的东西。在这个浮躁而喧嚣的时代，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速成或者速配了。而碛口却是不可复制的，一切都是那么安宁而闲适。

    不过，头一次来碛口的人十之有九，不知“碛”字何意。碛，乃水中乱石积成的险滩。碛的特点就是弯急，浪大，石多，水浅。虽然碛字与红枣没有任何联系，但碛口的红枣确实个顶个地好。

    碛口的民居多建于明清两代，依山就势而建，高下叠置，从沟底到塬顶，层层叠叠。建筑形式多以砖拱顶明柱厦檐四合院为主，窑洞连着窑洞，砖、木、石雕及精美匾额比比皆是。街道高高低低，用条石砌棱，用块石铺面。不经意间，就会看到片麻石垒起的墙上用白灰浆刷的四个大字：“出售红枣”。字迹拙朴，透着幽默和机智。

    我在碛口古镇的巷子里寻寻觅觅，为了探寻红枣文化，也为了探寻红枣与这片土地的特殊关系。

    在碛口客栈的墙上，我无意间发现了一张老照片———一个个子矮小，头戴软塌塌帽子的干瘦干瘦的老头儿正在讲话。一看文字说明才知晓，原来这是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在边区政府作报告呢。说的是“精兵简政”和“三三制”吧。窑洞门口一个破旧的枣木桌上摆着一个破旧的搪瓷缸子。里面有水没水，不得而知。我所知道的是，那时的毛泽东把他的话很当回事，虚心听取意见，采纳他的提案建议。并充分肯定说，李鼎铭先生的提案“一是切中时弊，指出了我们的毛病；二是找到了对症药，也就是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时我们的问题和毛病是什么呢？———“鱼大水小”———毛泽东说的。

    今天，“鱼大水小”的问题解决了吗？还是问问水吧。因为对于这个问题，水比鱼更清楚。

    历史的根，还活着。如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话，那么养育一个政权到底靠什么呢？———在长满枣树的黄河滩边，我陷入久久的沉思。

    黄河两岸是贫瘠的，视野之内除了红枣，还是红枣。

    红枣是碛口的乡土树种，有两千多年的栽培历史。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枣树栽培区，八成以上农村人口的经济收入依靠红枣生产。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枣树是碛口和碛口人的财富。

    碛口人心里清楚，碛口红枣是随着碛口古镇的闻名而闻名的。碛口人说，碛口能有今天，应该感谢吴冠中。当然，喜欢枣树的不仅仅是画家吴冠中。作家喜欢枣树的更是不乏其人。

    关羽一出场，罗贯中就这样写道：“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手提青龙偃月刀。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不单是关羽，《三国演义》里描写人物面部形象时，“面如重枣”频繁闪现。鲁迅喜欢枣树自然是不用怀疑了。他写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作家李广田写过一篇叫《枣》的小说，里边有个穿着土蓝布褂子背着粪筐拾粪的傻子，见人就说：“俺吃枣”。也许，对于他来说，没有比吃枣更快乐更幸福的事情了。

    上世纪30年代，沈从文在北京的居所是个小四合院，院里墙角处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不是枣树，是槐树。具体地址应该是西安门达子营胡同吧———沈从文给自己的小院起了个名字，叫“一枣一槐庐”。他说，终日有细碎的阳光透过树枝撒进小院，偶有麻雀栖在枝头。显然，那段时间，沈从文的心情不错，他将一个红木小方桌搁在枣树下，清早就开始写《边城》。看来，最先读到《边城》的，不是张兆和，而是树上那些枣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