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集体暴力总是挥之不去

    历史上，人类的集体行动大致有两种类型，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尽管从理性上我们盼望同类相处即便不能做到彬彬有礼，也不至于兵戎相见，然而，情感上的一厢情愿却经常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和平主义不仅在过去被证明是一种梦想，在和平共识如此发达的今天，群体性的伤害甚至杀戮仍然在我们生活中每天上演。即便出于同情与责任，我们也要追问，为什么人类文明总是摆脱不了相互残杀的野蛮习性，为什么集体暴力总是挥之不去？

    这个大问题可以变成几个小问题。从古至今，集体暴力行动向我们提出五个常见的问题：第一，为什么集体暴力会一拨接一拨，有高峰，也有低谷？第二，为什么长期相处的不同类型人群之间会在“干戈”与“玉帛”之间相互转换？第三，那些和平共处的两大群体之间为什么会迅速地“反目为仇”？第四，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为什么集体暴力的水平与形式存在很大的差异？最后一个问题是，维持和平的暴力专家（警察与军队）为什么以及如何在暴力与非暴力之间相互转换角色？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巨著《集体暴力的政治》正是要回答上述五大基本问题。

    自从集体暴力进入学术界的视野，早期的研究者常常以两种流行的方法去揭示相关谜团。最初的方法着重从环境的角度去破解集体暴力发生的原因。这种研究方法强调，人们所处自然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他们集体行动的方式，或者是暴力的或者是非暴力的。另一种方法则是将研究的角度从自然环境转向行动者本身，它看重行动者的内心倾向。在研究者眼中，偏好暴力行动的人，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愚昧、粗鲁，行动举止缺乏礼貌，从事破坏行动是一种天生的脾性。但是，这两种过于简单化的研究方法对于理解异常复杂的集体暴力，实在是束手无策，更不用说准确地回答上述五个问题了。它们当然是蒂利所坚决摒弃的。蒂利所看重的是一种全新的方法——社会关系的视角。关系视角假定，社会群体（包括国家和政府）之间是互动的，是相互影响的。集体暴力形式的所有变化都建立在这个基本假设之上，每一种集体暴力形式所带来的影响也都是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的。这是理解本书的一个基本点。

    为了回答上述五个问题，根据集体暴力的协同性及其后果的显著性，蒂利划分了七种类型：争吵、机会主义、协同破坏、暴力仪式、破裂的谈判与分散攻击。蒂利认为，集体暴力在发生的时候，以及当它们进行形式上的相互转换时，存在着相似的原因。蒂利的意思是说，某种集体暴力的发生以及不同类型之间的转换，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其间存在着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些规律性的东西被他称作机制。在书中，通过历史事件的比较，蒂利发现了十几种存在于这些过程中的机制，正是它们制造了看上去难以琢磨的集体暴力事件。

    除了在过程之中发现机制之外，我们也许要特别地注意蒂利的另一个贡献，即政治与抗争的关系。基于关系视角，同时也基于各种过程与机制，蒂利令人信服地找到了政权与集体暴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彼此互动之后的影响。蒂利根据两个变量——民主的程度与国家的能力，区分四种政权类型，即民主程度高还是低，国家能力大还是小，形成四种组合。在每一种政权类型之中，集体暴力发生的形式存在差异，而更大的差异则是，集体暴力造成的影响不同：在国家能力特别小、民主程度特别低的国家，集体暴力给人民带来的损失是最大的；相反，在国家能力特别大而民主程度也特别高的国家，集体暴力造成的伤害是最小的。

    将集体行动与政治挂起钩来，在蒂利那里并不是第一次，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就因提出政治过程理论而名闻遐迩。在本书里，他只不过是用30年前的方法论来检验集体暴力，并发现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不过，关于过程与机制的理论是他在1996年联手另外两位大师麦克亚当与塔罗创立的，而运用过程与机制理论来研究社会抗争则是蒂利最杰出的贡献。在生命的最后10年，蒂利的所有精力都在构造他宏大的抗争政治理论（theor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集体暴力是这个理论的一部分。抗争政治理论包括几部核心著作，除了本书之外，还有《抗争的动力》（与麦克亚当和塔罗合作，2001年）、《社会运动》（2004年）、《政权与抗议戏码》（2006年）、《抗争政治》（与塔罗合作，2007年）、《民主》（2007年）与《抗争与表演》（2008年）。

    尽管《集体暴力的政治》不能全面地反映查尔斯·蒂利的学术思想，但是，它却部分地折射出蒂利野心勃勃的学术理想，精心构造宏大的理论使他不仅大大地超越他在哈佛的导师巴林顿·摩尔，也使他能够与马克斯·韦伯相比肩。他的主修学科是社会学，而他经常地介入历史学，因为要透过分析历史事件来求证社会学的命题。不过，社会学的假设与命题却又常常难以解释他手头的历史事件，于是，他又不得不求助于政治学。从他的第一部著作《旺代》开始，读者们就能发现，蒂利一直穿梭在社会学、史学与政治学之间，学科在他那里，似乎是没有边界的。跨学科的穿越，让蒂利达到了前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最基本的，他让史学更加地科学化了，而不仅仅只会絮絮叨叨地讲故事；他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与范围，将传统的社会运动研究嫁接到了政治学领域；意义更加重大的是，他系统地创立了抗争政治理论。蒂利上面这三大贡献都能在《集体暴力的政治》之中得到印证。

    《集体暴力的政治》还应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的对象既是历史的又是跨国的，不过，它的结论并不影响对某个国别的判断。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集体暴力的很多形式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地上演过，而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过去对发生在自己国度里的集体暴力，缺乏理解的工具，对集体暴力产生的原因往往一知半解，甚至完全误读。长期以来，这种知识上的匮乏，使得我们一次次地错失“医治”集体暴力的机会。《集体暴力的政治》的出版不仅仅提供了一次弥补知识匮乏的机会，更是提供了一次解决现实问题的机会。虽然集体暴力不能在短期内被彻底根除，但是，如果基于正确判断基础上的共识被建立起来，我们至少获得了消解暴力的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