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信刚：且行且写“大中东”

    2007年从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位置上退休后，张信刚本以为将有更多闲暇读书、写作，可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高校乃至土耳其一所大学的授课邀请、聘书纷至沓来，曾是高校管理者的他就此重返讲台。此外他还要花时间满世界去旅行。

    张信刚本是理工科出身，大学时在台湾大学学土木工程，后来赴美攻读斯坦福大学结构工程学硕士学位，博士则念的是生物医学工程学。在其最近于内地出版的新作《大中东行纪》中，他这样描述自己——“世界著名生物医学工程专家”。事实上，他在这一领域成就斐然。但他更为公众所知的身份还是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文化学者，他的《大学之修养》、《茶与咖啡：张信刚文化与经济讲座》、《尼罗河畔随想》等著作先后在内地出版，他对国内大学教育中文理分科、素质培养、扩招等不时公开发表意见，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今日世界之地位、推广方式等亦不乏独到见解，更对大中东区域话题颇有研究。

    前不久，张信刚到北京参加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与葛兆光、易中天、资中筠等就“世界向中国开放还是中国向世界开放”主题展开对话。在他下榻的酒店房间，他向本报记者谈起，他对这次交流相当珍视，难得大家能如此理性又包容地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不同观点能够并容。此后，他还前往北京大学接受“叶氏鲁迅社会科学讲座教授”聘书，作了一场题为“我看大中东”的讲座。

    在《大中东行纪》一书中，他的笔触探及“大中东”地域范围31国，这些国度他大多去过（未到过伊拉克），有些国家还一去再去，书中有他行走的见闻、感受，也有对这些宗教信仰、历史渊源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度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回顾、怀想，是有历史感、思辨性的深度行纪。

    读书报：您是学理工的且颇有建树，但是很多内地读者还是通过您在人文、历史方面的著述才知道您。

    张信刚：对，这对我的专业有点不公平。从18岁到53岁，我正式的所学专业和工作都是在工程方面，也有一定的成绩和知名度。最近这十几年来我颠覆了自己，时常被认为是搞文化的或研究历史的。

    读书报：这种颠覆的原因是什么？

    张信刚：我的事业是分前后期的，大家对我的认识不外乎是办教育的、搞文化的。10岁时我已经对历史和文化有兴趣，从18岁念大学起，我用以吃饭的、建立事业的领域就是生物医学工程。当校长之后，我越来越倾向于行政、学术化工作，有机会就教育、文化、历史等方面话题发表演讲。要是老讲生物医学工程的话，一般听众是没兴趣听的。于是我多年来在这方面的积累和兴趣越来越多地发挥出来。  

    读书报：目前内地高校专业有文理区分，坊间对理科大学生人文素养时有诟病，这是教育中的偏颇吧？

    张信刚：我很认同你的说法。文理分科最早的原因可能是师资不够，或者因为有限的教育投资很难让学生什么都全面地学到。我个人认为，中学生不应分文理科，从小学到中学应该受同样教育。大学分文理科也不应该分得那么截然，好像念会计的除了会计啥都不念。知识需要分工，但也应互相触类旁通，人要有综合能力，如果一个人大学念了四年只会所学的专业，对历史、政治都不懂，就很成问题。  

    读书报：当年您去国外求学的起点是到埃塞俄比亚办签证，这已经为您日后对大中东话题的研究打下伏笔？

    张信刚：我对于中东话题的有意识关注是在1981年。当时我在巴黎大学任客座教授，那年圣诞节和新年期间，我和家人开车去西班牙南部。虽然我知道西班牙历史上曾被说阿拉伯语的北非人占领，但那趟旅行的见闻令我觉得自己对伊斯兰世界的情况知道得很有限。从此我就刻意在实践中和知识上填补这方面的空白。那时伊朗和埃及都是国际社会的焦点，发生了伊斯兰革命和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这样的大事。加之后来我发现很多和我背景相同的人，特别是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对这个领域的知识有欠缺。这些都促使我慢慢形成对这个领域的兴趣。

    读书报：《大中东行纪》中的文章是香港《信报》专栏的结集吧？

    张信刚：去年3月至12月，我一口气在《信报》上发了39篇“游走于文明之间”专栏文章，这些文章全部收在这本书里，但每篇的内容都比见报时有所补充。《信报》的编辑说每篇可以写两千五百字，我觉得太短，争取到了三千字，不过这个篇幅对这个话题来说仍是不够的。在《信报》专栏之外，我又写了八篇，最终呈现在书中的是47篇。

    读书报：为什么提出重新定义传统意义上中东国家构成的“大中东”概念？

    张信刚：“大中东”的概念是我提出来的，其实并不离谱。看看世界上近来发生的事情，利比亚就在意大利边上，离着以色列黎巴嫩巴勒斯坦还远得很，但没人否认利比亚是中东的一部分，北非也是中东的一部分。从欧洲人角度看，离他们近的地方叫近东，远一点叫中东，再远一点叫远东。这样说的话，摩洛哥比所有西欧都更西，也不能管它叫中东，但摩洛哥在阿拉伯语区，跟巴勒斯坦是同质的，所以把摩洛哥归到大中东。再向东，伊朗和土耳其在过去几个世纪管理过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这三个国家过去曾是伊朗和土耳其的一部分，今天那里很多人是穆斯林，所以我把它们也算进去……我忍住没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归到“大中东”里去，因为我想在另一本书里写写这两个国家，如果把它们抽掉了，那本书的重点就没了。

    读书报：写这些文章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吗？

    张信刚：确实面临一些难度。不过资料不成问题，我家中有满满一架子关于中东的书，涉及伊斯兰文化啊中亚啊。何况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查询核实一些译名和译法。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么多亲身见闻和资料中选什么来写，比方说希腊，可以写的东西太多了，但我只用三篇文章九千字写希腊，难就难在取舍。要跟我的实际经验结合，毕竟我去过那里，但又会局限于事实。实际上，写专栏时每次我都要写四千五百字，再删到三千字。

    读书报：“游走于文明之间”既然是系列写作计划，第二本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张信刚：第二本我会写南亚和中亚。如果《大中东行纪》能被读者认可，出版社愿意继续出，我相信就会有第二本。第二本的构想目前只存在意念中，还没付诸实践。如果我减少出去授课、讲学和参加各种活动的次数，写作的时间就会多一些。我已经跟北大说好了，接下来的三年每年只在北大待一个月。

    计划中，这个系列第三本我想写欧洲，第四本写北美洲，我在北美住了二十多年，但一定得找到独到视角。这些写作的核心在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每个区域都有这种情况，而我想写的这些区域是互动最彻底的。

    读书报：旅行是你人生中特别重要的关键词，现在你的旅行是随兴所致还是有计划性？

    张信刚：从前的旅行都是为兴趣，这两三年的旅行更有计划性和目的性，比如一个月前我和太太去了新疆和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是为了写作。有些地方我去过两回，就是觉得还没走全，资料不足。人一旦“动机不纯”，哈哈，想写书了，旅行就有目的性了。

    （本报记者 丁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