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大吕，曙光绚丽

    进入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这一年轻而重要的文体，似乎越来越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经济大潮的冲击和文化语境的改变，使得它继续捍卫文学精神和忠实报告人物的努力显得孱弱；另一方面，理性叙述和草根意识的缺失，使得它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显得平面化，同时，语言的直线式叙述、粗制滥造、机械描摹等等，使得好的报告文学几乎越来越少。

    张安阳的大型报告文学《朝着太阳走》无论在主题开掘、人物塑造还是艺术表现上，都具有着不同凡响和超迈的品格，是近年来报告文学作品中值得关注和珍视的好作品。

    首先，我愿意将《朝着太阳走》看成是一部个人奋斗史。它以国内汽车和车桥行业著名企业家、曙光汽车集团董事长李进巅为真实形象，极其现实地勾勒了他少年、青年和中年的曲折历程和人生轨迹，可谓一唱三叹，波澜起伏。在李进巅身上，我们固然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他的浸淫和影响，诸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些宛如生命之树的外部养分，给了它修正挺直的条件，但同时，李进巅身上还具有着一种超出传统文化培育的力量，他有他生命独特的基因，也就是人群中的“这一个”，这是作为一棵大树，区别于其他树种的内在植别，倔强地摇曳出不同的丰姿之所在。我思考了一下，儒家文化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无论在两千多年治国还是治群时，在国民尤其是精英分子当中，被奉为生命境界的最高圭臬，但是它在李进巅身上，明显地遭到了悖离，李进巅不管自身遭遇了“穷”与“达”，均是“兼济天下”。

    其二，我愿意将《朝着太阳走》看成是一部独特版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从1978年前计划经济时代、社队企业的兴起以及乡镇企业的萌生，到民营企业内部改制以及公有企业的民营化，再到民营企业的经济权利保障以及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前后三十多年，书中连贯、涉及和积累了太多的感触和经验。说它是“独特版”，其实也可以称作是“私人版”，而这也正是它的意义所在，因为它不是以理论的先验为脉络，经过归纳，提供刻板的数据和类型样本，而是融大量的个人命运、生活细节、经营方式、制衡与抗争等隐秘社会符码于一体，心里现实与外部影响相互渗透与观照，水到渠成地呈现出有机而艺术的商道启悟与理论自觉。本书其实也融合了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方面交叉概念。中国的民营资本，其原始积累有自己独特的社会语境，如果公众不用历史的眼光分析问题，尤其是当这种看似追求平等、实则扭曲落后的信念转为一种极端的民粹主义时，可怕的集体非理性就会登场，造成国家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摧毁性力量。

    其三，我愿意将《朝着太阳走》看成是一部缩微了的中国社会体制反思史。毋庸讳言，该书在叙写主人公李进巅的企业命运尤其是个人遭际时，无法回避和割裂“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改革开放的曲折、社会规则的阶段非理性形成、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语境等等。怎样恢复和促成一个健康的经济和体制环境，怎样规避不必要的政策重复和体制浪费，本书给予我们太多的思考。

    最后，不能不承认曾经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作者张安阳的文学修养和笔力，为本书的现实骨骼注入了浓厚的血液，使得这本长达35万字的书读起来是那么令人不忍释卷，既有草偃风迈之清韵，又有黄钟大吕之铮响，可谓道心唯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同时，我也由衷地理解和钦服李进巅先生，我觉得，他的幸福和自豪应该不在于、或不仅仅在于企业的成功，而在于他自身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实现，无论李进巅先生未来怎样走下去，他没有遗憾，阳光都已在他心里。

    《朝着太阳走》,张安阳著,作家出版社201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