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吴宓的“鲁迅阅读”

    1951年，吴宓和其诗友们的“重阳诗案”发生之前，吴宓的诗友邵祖平因在纪念鲁迅的大会上发言不当，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此事对吴宓警示颇大。1951年11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新华日报》斥责邵祖平侮蔑鲁迅先生之文出，波澜大起矣。”不久，“《新华》、《大公》、《新民》三报均有斥平之文，其事益烈。”（12月2日）后来他还将此事写入自己的年谱中，以示警戒。此外，由于吴宓的名声是当年鲁迅所抨击而意外“走红”的，后来在吴宓执教的过程中，屡屡会有学生好奇地向他索要当年他编辑的《学衡》，来看看鲁迅为什么要骂“学衡派”，对此吴宓总是表现得十分激动，他还曾在日记中委屈地说：“实则宓等昔年专攻胡适，未尝与鲁迅先生对阵交锋。而鲁迅先生仅评斥《学衡》第一期中邵祖平等旧学旧文之浅劣，以后自第二至七十九期，鲁迅先生似未寓目，亦少谈及。”时隔一年之后，吴宓因偶在图书馆翻阅报刊，知鲁迅当年丑诋《学衡》的文章——《估<学衡>》发表于1922年2月9日的《晨副》，吴宓遂恍然“《学衡》共出七十九期，而鲁迅仅读过第一期后即作此文，以后亦未再读再评，奈何今之人乃据此文以判定《学衡》为‘反动的’而禁止阅读哉！”以鲁迅当年不及认识《学衡》的全貌而为《学衡》所侥幸，所自信，当然，这并不是吴宓的真心话。

    吴宓的“鲁迅阅读”，只合在其晚年的特殊境遇之中。以他固有的文化观念，那原本是他不屑一顾的，也许是因为在“文化革命”的境遇之下，所谓的“封资修”读物无从阅读，或不再有公开阅读的条件了，吴宓开始阅读起所谓“新文学”的作品，这除了鲁迅的著作之外，还有茅盾等的作品。不曾想，他竟被吸引了。

    1965年1月，吴宓开始在学校的阅览室内读鲁迅的著作，这大概是他第一次系统地拜读鲁迅的著作，如《两地书》以及《鲁迅日记》等，这不免又引发了他的自哀（爱情的凋谢，以及“文人闲散之生活”的终绝，所谓“今观之更如天上人间矣”）。当然，其中他最关注的，是《鲁迅全集》中抨击“学衡派”的几篇文章，即《估<学衡>》、《一是之学说》两文。与此同时，他热读了茅盾的代表作《子夜》，且感到“趣味浓深”。他叹道：茅盾，“诚不愧为中国之巴尔扎克”，其书“颇能综合表现1930夏全中国之真实概况”，“后来历史之趋势，中国之局面，已可由《子夜》一书得知其大概；惜宓在当时犹未能知，且不欲信，昏昏度日，苟偷至老。”原来吴宓也有反省的功夫，只不过那是特殊的环境之下，对“新”、“旧”的取舍，他是绝不肯随人倡和的。

    “文革”期间，鲁迅之名借领袖的揄扬达于天际，此时吴宓的心思，想来已很不是滋味。1967年3月间，他又在学校阅览室读鲁迅的著作，计有《热风》等（特别属意于其1922年11月3日评吴宓在《中华新报》所刊登之《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以及“评责《学衡》者”的《一是之学说》一文），他还认真做了统计：“计其与宓有关者凡三篇，皆1922年作，署名风声（暗切树人名），而登在北京《晨报-副刊》者：（一）二月九日《估<学衡>》，专评第一期之内容；（二）十一月三日《一是之学说》，驳是年十月十日上海《中华新报》国庆特刊宓撰《新文化运动之反应》长文，列举反对或自别于新文化运动之报刊、杂志七家（作注者不知《经世报》）；（三）十一月九日《对于批评家的希望》，责学衡派专主英美白璧德（I.Babbitt）一派之学说。”翌年2月，在“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最烈之际，吴宓在日记中苦思“改造之办法”，如社会上甚嚣尘上的“彻底绝裂”之说，他不由又想起当年鲁迅之抨击“学衡派”，以为“其实际作法，则莫如取鲁迅先生早年（1927年以前）之著作细读细思，观其与当时宓等‘学衡派’观点之差异何在；由此引申，则可知宓之思想感情何以导致‘反共产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根源得，径路明，从而遵改之，易矣。”

    晚年吴宓的“鲁迅阅读”，原是“被动阅读”的产物，虽然其中也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读，并快乐着”的“阅读体验”，但更多的，还是那一番苦涩的滋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