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与现代的交融

    在我国新诗近百年的历程中，人们不断探寻它的发展道路，以及如何形成崭新的美学体系。早在新诗发韧时期，梁启超便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新诗第一要有新意境，第二要有新语句，第三要有古风格。”尽管他所指出的三个要素有失简单，却比较贴切地触及了我国新诗继承与发展的宏大课题。如果从更深层的哲学内蕴和文化内涵来理解，便是古典与现代相融合。

    古典与现代，既是时间概念又是文化概念，既是哲学理念又是人文精神，既有内涵的丰富性又有外延的延展性，是确指性与模糊性的统一，从而具有宏阔的包容性。

    我国古典诗词的精神命脉和文化命脉，都源于儒道互补的哲学理念，儒家入世的修养，道家出世的空幻、释家轮回的信仰，都以具像化的人生理想和人格精神，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世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文化性格。古典诗词经历漫长岁月的磨洗，不仅形成了稳定的艺术法则、美学范式和表现程式，而且不管怎样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其哲学理念却规定了人的精神疆域和文化归属。全部古典诗词的内容，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那便是“英雄岁月、菩萨心肠、神仙眷属、名士文章”。人文精神在时间过程中发展，体现继承与超越的融汇，在现代内涵中，凸现了人类意识、生命意识、个性解放和人性光芒，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在当代人心中，“英雄”不再限于建功立业和兼济天下的使命，而且往往是一种气韵、气质和秉赋，是一种人格精神的完成；而“菩萨心肠”又无法替代崭新的人格模式，至于“眷属”和“爱情”又绝非是同一概念和同一涵义，生命世界的难解之谜，早已超越了古典哲学理念与价值规范的限定。至于“名士”的闲雅风韵，无论是在斗争哲学的笼罩中，还是在竞争意识的冲击下，早已荡然无存了。现代人文精神正在呼唤人格模式和文化性格的重塑，继承古典诗词中“和合文化”的精神命脉，又张扬人类追求自由的祈望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张扬，构成现代诗的精神内核。

    我们从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天上的街市》和艾青的《太阳》、《光的赞歌》、《礁石》等许多经典诗篇中，都会强烈地感受到人的自主意识和巨大潜能，表现了在崭新时代更为博大的胸襟。将军诗人朱增泉的诗集《地球是一只泪眼》，就充满了强烈的悲悯情怀，李瑛在祭奠文化中深邃地表现人性魅力和生命奥秘和民族的精神传承。雷抒雁的许多短章精品，都是生命的颂歌和挽歌，吉狄马加许多描写彝族生存状态、文化性格和历史发展的诗篇，既表现出这个古老的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又表现出在崭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的嬗变。昌耀的诗是在经验与超验之中，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寻找一片净化的精神家园。

    古典与现代是不能割裂的，这是一种连绵不断的文化江河，也是一种连绵不断的生命链条，如果说现代内涵中，具有青春气息和超拔意识，那么古典自会有古典中的现代，现代自会以现代方式含融古典。初唐诗歌的清新之气和鲜活之风，诚如闻一多所赞扬的卢照邻的“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骆宾王“那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之中，有着欣欣向荣的情绪”。还有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那种轻盈、流畅和安祥，诗人营造了一种“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仿佛是一种神秘渊默的微笑和如梦的晤谈。只有那个清新明丽、气象高远的时代，那种开放的文化氛围和安详的生活景象，才能有这种青春气息和静谧情愫，才能有诗人这种超拔尘俗的境界。

    我们从余光中、洛夫、郑愁予、纪弦、罗门、张默、向明、席慕蓉等许多台湾诗人的作品中，同样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古典韵味与现代意识的交融，在他们浓浓的乡恋情结中，不仅仅是国家意识和骨肉团圆，而且也是灵魂归属和人性光芒。老屋和田园、星光和月光、春风和秋雨、鬓发和乡音，都以其象征性，表现出中国文化源流和精神命脉的相辅相成。

    古典与现代都在当代优秀的诗歌语言中交融，既然语言是人类精神的最直接的外观，它盛载着人类的历史、文化和全部精神成果，如海德格尔所说“只有语言才能使人类成为作为人的生灵”。所谓在现代中含容古典，同时是指对古典诗词语言精粹的吸取和融化，继承古典精髓，不是复制和摹拟，而是创造一种连接着中华民族文化命脉，又体现当代人心理结构、美学理想和崭新的语言体系。我们正置身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伴随着人的解放，才有了人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历史观念、审美意识的嬗变，也有了语言结构的承袭和发展，从更深层的诗学本质上体现时代风尚和人类意识，从而拓展了诗意空间和美学疆域，形成多元共存的创作格局，然而这只是开端，当前仍是丰富与芜杂相掺揉，生涩与生动相混容，还需要我们在古典与现代的深层涵义中，建构中国诗歌的美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