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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阎连科曾在《受活》的扉页上这样写道：“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坟墓哦，请你离我再远些。”而在新近出版的文学对话录《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中，他又说：“现在我想，你们都把我归为神实主义为好，因为神实主义更能理清我的小说，也让我更清楚的看到了我未来小说的走向。”由此，所谓“荒诞”、“后现代”、“超现实”等一系列标签都被他纳入了“神实主义”的概念之中，它不排斥现实主义，却努力创造现实和超越现实主义。在阎连科的眼中，现实主义便是用自己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他所书写的那些充满了疼痛感与荒诞性的人生便正是他心中现实的写照。
对于阎连科来说，写作带来的种种不安与焦虑使他不得不直面这凄惶的现实，于他而言，“直面现实，其实就是作家用头撞墙的艺术”，在他试图用自己的写作照亮一个个不为人知的阴暗角落之时，那些与朗朗乾坤永远无法和谐相处的荒凉之地只能将他引向生命的幻灭与虚无。在《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中，他重新阐述了现实与文学的辩证性关系：“对我来说，面对现实时，那现实必须是我独自体会到的，读者要体会必须通过我这个作品去体会”。他选择用冷峻的眼神默默关注现实，并通过对现实的逼视来见证人性和灵魂的力量。在他所讲述的现实世界中，一切不可能都变为了现实，他倔强地让荒诞变得言之凿凿，因而丑陋与阴暗便也堂而皇之的成就了一种奇观文化。“瑶沟系列”创作伊始，民间真实就成为了阎连科小说创作的起点和归宿，他在表达一种“不存在的存在，不真实的真实”。他渴望突破精神的围困，却在荒寒的现实面前无法自拔，这种纠结于身的矛盾与不安，使读者所看到的不再是日常的生活逻辑，而是“愈真实愈荒诞，愈荒诞愈真实”的焦虑人生。
正如他言，“伟大和崇高，必然要世俗和庸常”。他所从事的工作，也不过是对家乡土地的书写。肇始于原初的激情与创伤，他从未让目光移开故土，一切的开始都预示着一个轮回，在乡土系列中，所有故事都以回归土地结束。然而故乡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又不得不将他带入一种新的隐忧，从农民到知识分子，从乡村到都市，他在不断经历着角色的转变，这种巨大的撞击将他搁置在紧张的对立关系中，被迫进入到他所不愿见却又无法逃离的现实之中。对于他来说，那个赖以生存的故土终将有一日不再，那些迷人的民间文化将就此融入现代化的洪流中，不见踪影。也许正因为这种忧虑，他愿意创造一个又一个不同于世的人间奇景，或是让惶恐不安长驱直入，他创造的世界里堆满了生存的毒素，那些被侮辱、被亵渎的灵魂纠结矛盾于他的笔端，被赤裸裸地展示于众，几乎让人窒息。这种强硬标榜的话语权，是他在捍卫一个被选择、被建构的自我，也向世人展示肉体如何被灵魂遗弃。“用疾病，或者进一步说用畸形，来对应他笔下人物所置身与其中的现代化进程，是阎连科写作中最值得玩味的一面”。（李洱《阎连科的ABC》）
在《寻求超越主义的现实》一文中，阎连科曾写到：“真正阻碍文学成就与发展的最大敌人，不是别的，而是过于粗壮，过于根深叶茂，粗壮到不可动摇，根深叶茂到早已成为参天大树的现实主义”。在他看来，现实主义应当是“开放的、多元的，而不是传统的、单调的”。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在他的长篇小说《这个世界的王国》序言中指出：“神奇乃是现实突变的必然产物（奇迹），是对现实的特殊表现，是对丰富的现实进行非凡的、别具匠心的揭示，是对现实状态和规模的夸大。这种现实（神奇现实）的发现都是在一种精神状态达到极点和激奋的情况下才能被强烈的感觉到的！”阎连科的“神实主义”创作始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带来的巨大震撼，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用丰富的想象和艺术夸张的手法，对现实生活进行了“特殊的表现”，于是现实就变成了一种“神奇现实。”在《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中，阎连科畅谈了拉美作家炫目的光彩，那些怪诞的情节和人物，带着浓烈神话色彩和象征意味的叙述，既有离奇幻想的意境，又有现实主义的情节和场景。幻觉和现实杂糅在一起所产生的巨大文学魅力，让他摒弃了固有生活表面的逻辑关系，转而去探求一种被现实所遮盖的真实。这是一场灵魂的荒漠之旅，一次心灵与语言的独步远行，“让我们日益孱弱的心脏，在真和幻的极致，在不可思议的荒诞、残酷和壮丽中，又一次承受剧烈震荡的考验”。
在这里，阎连科不仅阐述了自己的现实主义观念，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勾勒出了一幅现实的图景，在他看来，“内心即风格，一个人内心中包含什么样的文学世界，他的小说必然呈现出什么样的文学样式。风格不仅是文学观的表达，也是世界观的表达”。也许大悲难的土壤才能生出最美艳的鲜花，他所关注的，不是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他所使用的语言，也不是华丽工整的诗词赋歌。然而，恰恰是这种最原始最野性的书写，赋予了文字跳动的韵律，我们可以在只言片语间窥见他惶恐不安的灵魂，找到他与土地之间最密切的相关。他始终坚持认为小说创作是非常个人主义的东西，中国的作家要写我们自己的小说，要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中国文学’。在回顾中国当代作家群的发展历程之时，他肯定了苏童、莫言等一批优秀作家的努力，同时也提出了自身对于当代文学的反思，即个性的回归使得文学走向了矫枉过正的误区，集体主义价值观逐渐流失，作家在有意无意的回避着现实，这种与现实的疏远表明作家开始集体疏离当代文学，个人主义的膨胀让文学创作缺乏足够的悲悯和关怀。他呼吁中国的当代文学能够显出一种共有的独特，也就是说，“中国经验是要有‘中国式’的表达方法的”。
一个真正拥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知识分子，总要承担过多的惶恐与忧虑，阎连科习惯于在每一部作品的前言与后记中自我纾解，他说自己每每完成一部作品，总觉得虚无与荒寒，理想主义的光环总难在现实面前大获全胜，浑浑噩噩的民众，除了接受命运的百般刁难，仰仗命运的施舍终其一生，还能做出怎样的努力与改变？这世界满是人性的异端，脆弱至此却浑然不知，作为个体的我们又将被时代的洪流搁浅在哪片荒凉的沙滩？也许我们可以在《我的现实，我的主义》这本书中渐渐明了他的傲然独立与卓尔不群，也许他的现实主义理想便是“不现实、无主义”。
《我的现实，我的主义——阎连科文学对话录》，阎连科、张学昕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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