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坐言于教育，起行于书业

    开栏语：2012年，中华书局将迎来百岁生日。值此时机，本报拟开设“百年中华·人物篇”专栏，选择中华书局百年历史上的代表性人物，讲述他们的故事，缅怀他们的精神，作为对中国出版界的这家百年老店成立100周年的祝贺。

    民国时期资深出版人张静庐，曾在其抗战初期出版的个人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中，明确地说，假若要写一部有关中国出版事业沿革和变迁史，最合适人选有三位：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王云五和中华书局的陆费逵。无独有偶，1932年申报馆建业六十周年纪念，作为纪念活动的重要文事内容之一，申报馆创办了《申报月刊》，并广泛邀约学界领袖和行业达人，为之撰述有关六十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行业发展的综述文章。其时的商务印书馆，正在“一·二八”的巨大废墟中，一边焦头烂额着，一边筹备着东山再起，张和王，既无暇也无心给人撰稿，陆费逵自然也就成为不二人选。一来他有足够的出版资历，他18岁在武昌开办新学界书店，19岁任汉口《楚报》记者和主笔，不久即到上海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经理兼编辑员，21岁进文明书局，襄助经理办事并兼编辑员，23岁进商务印书馆，次年即担任该馆出版部部长兼交通部长、师范讲义所主任，27岁创办中华书局，领导其迅速跃升为全国第二大书局，并一直作为书局掌门人，莫之或易。其间，他还是上海书业商会的发起人之一，1930年上海书业商会改组为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他被众同业拥推为第一任公会主席。他1932年在《申报月刊》创刊号上发表《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一文时，已是拥有30年书龄的出版老兵，这30年，按他对出版史的分期，正是中国现代出版业发生巨大变化的“苞胎时期”，他则躬逢其盛，亲历、亲与、亲闻。二来他也是能著能写的文章好手，虽然没有上过几年学和王云五一样，几乎靠自学成才，居然笔底波澜，任主笔，做主编，言论不同凡响。

    确实，陆费逵被时人所知晓，最先还不是他出版家的身份，而是他一系列见解独到、说理透彻而又平实可行的教育改革主张。他1905年发表的《论设字母学堂》、《论日本废弃汉字》，是我国改良文字、统一语音运动的先声。他1909年发表的《普通教育当采俗体字》，被后人称为汉字简化运动的开场锣鼓。他是清末学堂中推行尊孔读经的坚决反对者，对男女不能同校共学的论调，更是深恶痛绝，予以尖锐抨击。他自称好言教育，尤好谈学制，举凡学校制度、教育行政、学校行政、课程制度及女子教育等，都有深入的剖析和不俗的见解。如今时隔多年，现在的我们，再去温读他当年的文章，那些曾让他如鲠在喉、必须一吐为快的教育问题，早已不复存在——经书早就不念了，男女早就同学了，汉字早就简化了，拼音字母也早就烂熟在一二年级小学生的心里了，然而，若撇开这种种困扰时人的具体问题不谈，我们不难在其上下求索的背后，切实地感受到写作者洋溢出来的家国情怀，以及那种更为可贵的据实说理、实事求是的平实风范。他是小学堂读经的坚决反对者，但并没有就此认定，经书就没有价值，只是觉得儿童不宜“专读一经”，以免导致“食而不化”。他主张，对于其实并不是“不美”的经书，其中的精义格言，采入修身课本可矣；其中的治平要道，编入法政大学及专门法政学堂的讲义可矣；其中可资风诵的古雅文章，选入国文读本可矣；其中古史所征的事实制度，作为讲习历史的参考可矣。（陆费逵：《论中央教育会》，《教育杂志》，1911年（第3年）第8期）这样的建议，不走极端，有益于问题的具体解决，也减少了无谓的意气之争和现实国情可能带来的阻隔。他主张仿行欧美国家的学制，缩短在学年限、减少课时，是因为，“学所以致用也，而致用之期必在壮年，过幼则稚，过老则衰”。欧美国家，学生7岁入学，大学毕业二十一二岁，“出以任事”，正当其时。（陆费逵：《缩短在学年限》，《教育杂志》，1909年（第1年）第1期）而当时清廷学部制定的“癸卯学制”，“非二十七八岁不能在大学毕业”，学生大好光阴，过多地蹉跎在学校里，于国家，于个人，都是不该有的浪费。他自己本人自学成才，一生当中，读书不辍，但他却不赞成有职业者读书过多，“我们有职业的人，应该每日有半小时最多二小时读书，不可不读，因为职业上修养上都有读书的必要；不可读得太多，因为太多了有妨办事，有害身体，更恐食而不化，变成书篦。”（陆费逵：《我们为什么要读书》，《进德季刊》第2卷第2期）这样的论点，立足于用，切合于行，不尚空谈，更不洒狗血。如今时代，教育问题同样很多，同样棘手，而教育界能像过去陆费逵那样，既热心探讨又平易主张者又有几人呢？

    也许，陆费逵深入骨髓的实用主义教育精神，使他坚定地选择了在他人看来并不那么轰轰烈烈的书业，作为终其一生的职业。因为，他一开始就认定，教育和书业有着相互为用、互为表里的密切关系。他在《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古语说，观其言，察其行。陆费逵一生从事出版，目标不可谓不坚定，贡献不可谓不卓著。这也使得他这个被后世公认的教育家，在具体的教育事功上，与其他教育家相比，显现出不尽相同的路径。他实干教育的舞台，不是三尺讲坛的传道授业，而是为人做嫁的编辑出版。他所从事的出版活动，于教育上的作用表现，是多头并进的，也是可圈可点的。他是《教育杂志》的首任主编，又是《中华教育界》的最初创办者。这两份民国教育史上最为著名的教育杂志，创刊时间既早、刊行时间亦长、传播范围既广、发行量亦大，对近代教育变革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以及影响，可谓至深至远，时人与后世皆置有高评。他1912年创办的与中华民国同时成立的中华书局，首先是在教科书上，祭起了“教育革命”的大旗——“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申报》，1912年2月26日）审其意图，虽然不无广告宣传、排挤竞争对手的商业指向，但落实在中华书局当时及以后的教科书编写上，其对教育观念的更新与俱进，对受教育者各年龄阶段生理心理特征和认识规律的把握，对教科书编写体例的完善，都可视为中华书局教科书一举成功和长期立足的重要基础。而中华书局崛起之本身，即可视为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所带来真正的教科书出版竞争机制，促进了全国整体意义上的教科书编写质量的创新与提高，由此所产生的许多教科书精品，不仅使当时的教育界受益匪浅，余荫甚至惠及当下。如今诸多出版社，争相影印或再版过去的老教科书，正可看成是对当时自由商业竞争体制下教科书质量的高度认可与价值重认。而陆费逵领导的中华书局，作为全国第二大教科书出版商，与有功焉。

    中华书局家大业大以后，陆费逵作为书局主持人，其忙可知。随着出版事务的日益增多，陆费逵尽管还不时有教育文章发表，但较之民元前后，无形中亦有相当程度的减少，毕竟，居其位，要谋其政。不过，中华书局日益增长的出版实力，倒是给陆费逵践行他早年的教育主张，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施展平台。且以国语教育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在白话文运动还未见端倪的时候，1915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国文教科书（国民学校）》中，就曾尝试在每册后附有四课白话文。当时的教育部在审定批语中，给予该书很高的评价，认为“将来学校添设国语，此可为其先导，开通风气，于教育前途殊有裨益”。当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陆费逵就及时地在中华书局添设了国语文学部，任命黎锦晖为部长，吸收陆衣言、乐嗣炳、蒋镜芙、郭后觉、王人路、吕伯攸、黎明等为编辑。他们个个年青能干，富有热情与朝气，局内为中华书局出儿童丛书，办儿童期刊，编国语读物，局外积极参加各种国语推广和宣传活动。陆费逵均全力支持，鼓励有加。作为对他们成绩的肯定，他还在1923年特别给国语文学部全体放假十天，由书局招待往杭州游览。（黎锦晖：《我和明月社（上）》，见《文化史料》（第3集），98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

    翻阅当年的《申报》广告，我们还看到，在当时的国语教育运动中，中华书局不仅发行了大量国语书刊，还制作了各种便利人们学习国语的国音积木、国音色板、国音拼音牌、国音字母发音挂图等。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陆费逵亲自与法国百代公司签订协议，利用当时先进的录音技术，于1920年呈请教育部，派专家王璞专程来上海录音，灌制了6片、每片2课、合计12课的国语留声机片，从而为全国各级学校，提供了一个相对标准的国音国语范本。（陆费逵：《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缘起》，《中华教育界》，1920年第4期）用留声机片来传习国语，其作用是明显的。它可以辅助人工传习，帮助正音，矫正语调。而机器所固有的千遍一律、丝毫不爽的重复播放功能，更是一般人工传习难以做到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中华书局率先灌制的被各级教育部门广泛采用的国音留声机片，对当时如火如荼的国语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改良文字、统一语音，是陆费逵早年的宿愿，而一朝风云际会，酿成潮流，陆费逵藉以出版人的身份，发挥其能量，见显其成效，其心情想必是愉悦的。就出版本身的角度来说，陆费逵及时地利用录音这种当时最为顶尖的技术，一面竭诚为教育服务，一面为中华书局谋得应有的商业利益，其意识之敏锐，行动之果毅，在如今技术愈来愈凸显强势的数字出版时代，格外值得我们后世出版人效法。

    在国语教育运动中，同样值得一说的，还有国语专修学校的创办。1920年11月，教育部“国语读音统一会”拟在上海举办“国语专修学校”，作为我国东部各省的国语师资培训和推广国语的示范教育机关。（黎锦晖：《我和明月社（上）》，见《文化史料》（第3集），97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中华书局毅然接受了“国语读音统一会”的委托，具体承办了该校的创建和日后的教学管理工作。在资金上，中华书局每年向该校贴费一千二百元。在招生上，国语专修学校的招生广告和中华书局的图书广告并置于报端。在教学上，很大一部分教员由中华书局国语部的编辑充任。从实际办学效果来看，上海国语专修学校是当时教育部在各地办的各类国语培训机构中，成绩最好的一家，这完全得益于陆费逵的全力支持和中华书局雄厚的经济实力。同样，中华书局也没有为此白劳，从中获得了不小的商业回报。从大的方面说，国语专修学校为全国培训国语教师，其实也是在为自己培育市场。想一想，中华书局大量出版的国语教科图书、儿童书刊、民众读物、录制的国语留声机片等，若没有一个浓厚的社会国语教育氛围，没有一个广泛的信服国语、热爱国语的小学教师队伍作基础，其销售市场必然狭小，书业利润也就无从谈起。另外，兴办这样一所服务性质的学校，还可以博取良好的社会声誉，增加与同业的竞争力；国语专修学校附设的小学，还可以实验书局编写的教科书，在实验中提高教科书的编写质量。全国各地的小学校长和教员来此培训，中华书局还可借此机会，加强与他们的感情联络，对推销本版教科书也不无用处。最为明显的收益是，中华书局获得了学校讲义的出版权，这些讲义出版后，都有较高的印次，为中华书局创造了直接的经济效益。陆费逵说“教育与书业互为表里”，这是一个有力的实例。

    中华书局虽然一直把教科书及教育类图书作为其出版重点，但总的说来，中华书局出版物门类齐全，古今中外皆备，是一个高度综合性的出版社。所出书刊数量，民国38年间总计达五千种以上。种类杂则杂矣，数量多则多矣，但总体的出版质量是过硬的，时人是说好的，后人是称颂的。个中原委，其实并不难理解，以陆费逵为代表的书局经营者，始终把教育的精神，贯注在日常的出版活动中，这种主旨下的出版品质，能差到哪里去呢？我们今天纪念这样一个百年历史的书局，不完全因为它历史够长，曾经的规模够大，更重要的是，我们应看到，以教育精神滋养、长成的这样一个书局，在成就其书业历史地位的同时，也因其在文化发展上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成就了它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今天缅怀陆费逵先生，作为曾经的书业巨人，他的出版事迹，固然值得细细叙说；而对他这样一个坐言于教育、起行于书业的教育出版实干家，他对出版人的建言，尤值得铭记在心。他说：“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譬如，吾人如用尽头脑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贡献于社会，则社会上的人们，读了此书之后，在无形中所获的利益，定非浅鲜；反是，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贡献于世，则其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盖杀人不过杀一人，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所以我们当刊行一种书的时候，心地必须纯洁，思想必须高尚，然后才可以将最有价值的结晶品，贡献于世；否则，不但于道德方面要抱缺憾，即自己良心方面亦受责罚。”（1陆费逵：《书业商之修养》，《中华书局月报》，1923年第7期）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正是他这种以社会责任为重的教育出版理念，才使中华书局在过去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做成了大，做到了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对我们今天许多同样雄心勃勃、渴望成功的出版人来说，陆费逵的上述言论，就不完全是一种纯粹职业道德上的说教，同样也是一种因果相成的书业经营之道，值得我们潜下心来，细细地去体察、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