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梦中往外跳伞

    编者按： 2011年10月6日，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获诺贝尔文学奖。特朗斯特罗姆被认为是“二战”以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诺贝尔委员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通过凝炼、透彻的意象，他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 诗人对人的当下生存和处境，对现代社会的政治、权力关系等等，都有着深刻的洞察和睿智的分析。本报特刊发叙利亚诗人、学者阿多尼斯与中国诗人、学者王家新的评介文章。

    特朗斯特罗姆获奖了，我有一种惊喜，但又不惊讶。

    我是在韩国釜山访问期间，从同行的作家阎连科的手机上首先得知这一消息的。随后，在面向海湾的一家人声鼎沸的酒吧里（当晚正值釜山国际电影节开幕），国内两家报纸的采访电话接连打来，我走向海滨，边回答着提问，边望向远方，正好在那夜幕上，有一颗星像透亮的水晶一样，分外湿润而又晶莹。我在兴奋之余，深深地感动了。

    第二天，同行的孙郁教授问我特朗斯特罗姆写了哪些诗，我随口念了一句“醒悟是梦中往外跳伞”。他听后略作沉吟，然后兴奋地直点头：“好！好诗！这才是诗人!”

    该诗是特朗斯特罗姆早年成名作《十七首诗》（1954）序诗中的第一句。它不仅如梦初醒般地打开了一种伟大的瞬间，现在来看，它也决定了诗人一生创作的音质。单凭这一句，一个卓异不凡的诗人在瑞典语中出现了。

一

    至于中国读者最初接触到特朗斯特罗姆的诗，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我认识了北外瑞典语系毕业、分在《中国画报》工作的李笠。我从他那里不断读到特朗斯特罗姆，并深受吸引。正好那时我在诗刊做编辑，并负责外国诗，我经常向他约稿，在我自己编选的《当代欧美诗选》中也选入了他译的特氏的四首诗。甚至，后来《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在中国的出版，也和我的这份“热爱”有关。我一再对李笠说：这么优秀的诗人，完全应该在中国出版一本诗全集啊。李笠听了我的建议（当然，这也正是他想做的一件大事），回瑞典后全面展开了他的翻译，我则在北京联系了外文局的中国文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后来该译稿因故转到南海出版公司，他们则继续做它的特约编辑）；书发稿前，李笠请我和陈东东写文章，那时我在德国慕尼黑，很快写出了《取道斯德哥尔摩》一文，它被收在诗全集中，并很快在《读书》杂志（2001年第5期）刊出。

    那么，为什么特朗斯特罗姆会如此吸引了我和其他众多的中国诗人呢？这里很难用几句话说清，但我想，只要一读他的诗，明眼人就会知道这是一位气象非凡、不同寻常的诗人：

    突然，漫游者在此遇上年迈的

    高大的橡树——像一头石化的

    长着巨角的麋鹿，面对九月大海

    那墨绿的城堡

    北方的风暴。正是楸树的果子

    成熟的季节。在黑暗中醒着

    能听见橡树上空的星宿

    在厩中跺脚

    这首题为《风暴》的诗，意象大都取自北欧常见的自然事物，但却不像我们印象中的一些北欧诗那样阴沉干冷，而是充溢着一种新鲜、饱满的想象力。其诗思的涌现，呼应着一场神秘的风暴，并以其转换和停顿，一举完成了对“更高领域”的敞开。

    这还是诗人在二十岁出头写的诗，呼唤着风暴，而又控制着风暴，其优异的诗歌天赋和高超的技艺都让人惊异。

    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位始终扎根在个人存在深处的诗人。他的诗，充满了奇异的想象力，但用策兰的一句话讲，又都是“深海里听到的词”！也可以说，在艺术上他虽然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很大开启，但他却带来了许多超现实主义诗人所缺乏的深度。正因此，我认同和信任这样的诗人。在我这里，“信任”是一个远远高于“喜欢”的词。

    “我继承了一座黑色森林，但今天我走入了另一座：明亮的森林”（《牧歌》）。诗人一生所处的这两座森林已够耐人寻味，但在他的创作中，他实际上已打破了这种象征对应，并真正进入到一种诗的创化之中。对此，李笠有着很好的描述，他说特氏“总是通过精确的描写，让读者进入一个诗的境界。然后突然更换镜头，让细节放大，变成特写。飞逝的瞬息在那里获得旺盛的生命力，并散发‘意义’，展露出一个全新的世界：远变成近，历史变成现在，表面变成深处”。

    而诗人自己也曾这样谈过他的写作(实际上他是一位高度自觉的诗人)：“我的诗是聚点。它试图在被常规语言分隔的现实的不同领域之间建立一种突然的联系：风景中的大小细节汇集，不同的人文相通，自然与工业交错等等，就像对立物揭示彼此的联系一样。”对此，我们来看《1966年——写于冰雪消融中》：

    奔腾，奔腾的流水轰响古老的催眠

    小河淹没了废车场，在面具背后

    闪耀

    我紧紧抓住桥栏

    桥：一只驶过死亡的大铁鸟

    诗人柏桦称它为一首“伟大小诗”，的确，它虽然只有五行，却凝聚了诗人对生与死、自然与历史的强烈感受，在各种元素的聚集和交错中，具有了启示录一样的诗意效果。诗的第一句就不同寻常，冰雪消融不仅带来了喧腾的流水，而且还轰响“古老的催眠”，它揭示了大自然的那种神秘之力：它是催眠，但又是伟大的唤醒。当这河水淹没了废车场（有人译为“汽车公墓”），生命复活的容颜就在“面具”、在工业文明社会那些不堪一击的掩体背后闪耀（它甚至就在那里看着我们！）。接下来的两句，更具有力度和紧张感：“我紧紧抓住桥栏”，它道出了“我”在生与死的洪流中一瞬间的抵抗与挣扎、希望与恐惧；到最后，则以“桥：一只驶过死亡的大铁鸟”这个惊人的意象，使语言之弓达到了最大程度的饱满。

    这就是特朗斯特罗姆。他的诗虽然大都是些抒情短诗，但却一点也不单调。在今天来看，它们中有许多依然耐读，甚至依然令人捉摸不透。这就是它们的生命力之所在。我曾在《取道斯德哥尔摩》中谈到《黑色的山》，谈到它奇异的生成方式，谈到它怎样把多个层次压缩在一起而又透出一种语言的张力和亮光，现在我们来看另一首《七二年十二月晚》：

    我来了，那隐形人，也许受雇于一个

    伟大的记忆，为生活在现在。我走过

    紧闭着的白色教堂——一个木制的圣人

    站在里面，无奈地微笑着，好像有人拿走了他的眼镜

    他是孤独的。其他都是现在，现在，现在。重量定律

    白天压着我们工作，夜里压着我们睡觉。战争

    这首诗同样具有“复调”（这是特氏另一首诗的题目，他一生都受到音乐很深的影响）性质：到来的“我”与“隐形人”，现实与记忆，在与不在，如此等等，一并在同一架乐器上演奏，到最后把我们推向“战争”，推向与现实的“重量定律”的搏斗。因为“木制的圣人”已无法救我们，因为，用诗人另一首诗的题目来说：“记忆看见我”！

二

    我就被这样的诗所抓住。这些几十年前写下的诗，对我仍具有一种深切的“现实感”。由此我也想到，这不仅是一位“自然之子”（纵然北欧的大自然给予了他无穷的馈赠），还是一位“社会之子”和“文明之子”。他从他的梦中“往外跳伞”，没有飘浮在空中，而是进入到现实的血肉之中。他的诗当然很纯粹，这体现了他对完美的追求，但他不是像有的中国诗人说的那样是一个什么“纯诗诗人”。他像阿冈本说的那样，“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对人的当下生存和处境，对现代社会的政治、权力关系，等等，都有着深刻的洞察和尖锐的嘲讽。对此，我建议人们读读李笠新译出的诗人给他的美国译者、诗人勃莱的一封长信（载《南方周末》2011年10月13日），它不仅会使我们更多地理解诗人写给一位生活在苏联“铁幕”下的朋友的名诗《给防线背后的朋友》，也会切实地感到一位诗人的脉搏在时代的作用下是怎样的跳动！

    的确，“通过凝练、透彻的意象，他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Through his condensed translucent images he gives us fresh access to reality”)。诺奖的这个颁奖理由，说出了人们对特朗斯特罗姆诗的主要感受。只不过这“现实”不仅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不仅是“物”的，也是语言的。它就是诗人一生所面对的“巨大的谜团”！

    厌烦了所有带来词的人，词而不是语言

    我走向白雪覆盖的岛屿

    荒野没有词

    空白之页向四方展开！

    我触到雪地里鹿蹄的痕迹

    是语言而不是词

    ——《自1979年3月》

    正因为身处“常规语言分隔的现实”，诗人厌烦了所有带来词即带来陈词滥调的人，他与许多现代诗人一样，把发现、变革和刷新语言作为了自己的艺术目标。我想，这也正是特氏对现代诗歌及诗学的一个贡献。读他的诗，我每每惊异并叹服于他对一些词语的发掘，以及他把他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经验和天文学、地质学、医学的各种知识转化为独特的诗歌隐喻的能力。如诗人在《某人死后》中所展现的“惊愕”感：它像彗星乍现，留下一条惨淡的尾巴，它“占据我们”，使电视的图像变暗，最后一句则是“它像冰冷的水珠出现在空调管上”——这是多么独特、多么让人难忘的一个“现代意象”！

    正是以这样的努力，他不仅“解放”了人们对“现实”的感知力，也给现代诗歌语言带来了一种“灼热的新质”。同时，我想他也在不断地深化他的言说方式。他后期的一首《像做孩子》，我读了便深受感动，诗一开始便是“像做孩子，一个巨大的羞辱/如麻袋套住脑袋”；什么“羞辱”？一种做诗人却“说不出”的羞辱。但当这样一只“麻袋”套住我们，我们不仅可以“从那里面向外张望”，我们也可以继续写诗了。

    也许，更让一些中国读者感到亲切的是他的“化简诗学”（这里借用庞德的一个说法）和凝练。我不知特氏是否受过中国古典诗的启示（虽然在他家里挂着中国书法），但他显然受过日本俳句的影响。但我想，这都不单是一个风格的问题，这首先出自一种更深、更为本质的精神体悟，在一次访谈中他就曾这样说：“诗人必须……敢于割爱、消减。如果必要，可放弃雄辩，做一个诗的禁欲者。”是的，“放弃雄辩”，让风讲话，让那些最独到的、令人难忘的意象和隐喻讲话，这就是一个成熟诗人的全部秘密所在。

    正因为勇于“放弃雄辩”，特朗斯特罗姆从来没有以大师或思想家自许。他一直把自己限定在诗歌自身的范围内。他的作品也大都是一些抒情短诗。但诗的力量和价值并不在于其规模或篇幅。他的这些抒情诗不仅曾在20世纪后期影响了世界上很多诗人，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今天来看，它们已堪称经典。他无愧是半个世纪以来欧洲最优秀的几位抒情诗人之一。所以他得奖，我一点也不惊讶。他即使不得奖，也会永远在我们心中占据一个崇高的位置。  

三

    这就是为什么前两年的夏天到瑞典朗诵时，我和其他几位中国诗人会去拜访这位我们所热爱的诗人。这要感谢李笠的安排和诗人的妻子莫妮卡。阳光明丽的上午，我们前往斯德哥尔摩南城斯提格贝里大街32号。这是一个处在河畔山坡上四层楼上的由国家免费提供的公寓，诗人自1990年中风后就住在这里，在夫人的照料下，眺望美丽的梅娜伦河和远处的芬兰湾，并接受四方诗人的朝拜。

    现在，这位我们满怀敬意看着的诗人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放弃雄辩”了。由脑溢血引发的中风不仅使他右半身瘫痪，也使他失去了说话交流的能力。他只会微笑，或是简单地发出“哦”“哦”的声音。他的“语言”，恐怕只有他的妻子能懂。但是在我们看来，他即使不说话也不能写诗了，也依然是个诗人，依然保持着作为一个诗人最好的那些东西，“中风后半瘫的大师/抒情诗人永恒的童年”，这是我在这次访问后写下的《特朗斯特罗姆》一诗的开头。他永远留在那个位置上了。

    说到脑溢血，我多少感到有些神秘与可惧。但对特朗斯特罗姆这样的全身心投身于诗的诗人来说，他的脑溢血并非偶然（据说中风时他正在修改一首诗！），“写诗时，我感受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现它”。好一个“逼我展现它”！语言之根已贪婪地深入到他血肉生命的最深处，或者说，当这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在演奏时，有一根琴弦突然绷断了——也许，命运就是如此。

    然而，还有比这样一位诗人更“幸福”的吗？他已写出了他一生中最好的东西。现在，“在一位伟大女性的照料下/他坐在轮椅上/倒退着回到他的童年/并向人们/发出孩子似的微笑”（那微笑，怎么又像是嘲讽？）

    这些，都是我在访问时的“内心涌动”。诗人本来就是一个内向的人，现在，他更沉静了，只是他的眼光依然清澈、锐利、有神，并透着智慧和些许的嘲讽。他要说什么？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谜。也许，他什么都不需要说了。我们也如此。但当他起身拄着拐杖艰难移动时（他很自尊，坚持不要别人搀扶），“我不想只是满怀敬意地看着他/我想拉住他那有些抖颤的手”！

    让我们深受感动的，还有诗人的妻子莫妮卡。这真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房间光亮、洁净，布满鲜花（尤其是那窗台上盛开的奇丽的天竺葵！），半瘫的诗人穿戴整洁、面色红润（我注意到，莫妮卡还给其实已不需要时间的他戴上了手表！），这一切，都出自莫妮卡的精心操劳。这已是近20年的相守与搀扶啊！

    我们感谢莫妮卡，还因为她亲自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西瓜丁薄荷叶羊奶酪拌做的美味沙拉，热腾腾的奶酪牛肉卷和烤鱼。在那里，我第一次品尝到古老纯正的捷克啤酒（并从此喜欢上了它！），半瘫的大师则在莫妮卡的照料下，像个孩子一样系上餐巾乖乖地进食，并慢慢地喝着他一生爱喝的威士忌！

    饭后，诗人还坚持用一只未瘫痪的左手为我们弹钢琴（据说那音乐是一位音乐家特意为他的一只左手谱曲的）。一曲弹完，他拄着拐杖回到沙发上后，则在莫妮卡的安排下为我们送书签名——也许，这是大师“待客”的最后一个仪式了。除了每位来访诗人都会得到的一本诗集外，我还多得了一本他的作品多种译文的合集！看着诗人抖颤着左手签名，我心里真是不能平静，据说他中风后一般都只为读者签“T. T”(他的名和姓的第一个字母)，但这一次他坚持签完全名。那抖颤的字体，怎么看都像是火焰在风中燃烧！  

    那么，现在，得奖后呢？据有的报道说特朗斯特罗姆本人的反应是很惊讶，但我不大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他已无所谓惊讶或不惊讶。接下来的12月10日，他会亲自去那廊柱前耸立有“奥尔菲斯在歌唱”的青铜雕塑群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领奖吗？会的，他会坐在轮椅上出席，而由莫妮卡代为致词（我想那受奖词，大概也会是由莫妮卡代为起草并念给他听的）。他已完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对他还有意义吗？

    这出自谁的意志

    他在灰烬中幸存

    像一只供人参观的已绝迹的恐龙

    这是我那首写特朗斯特罗姆诗的最后几句。诺贝尔文学奖宏大的颁奖仪式，也许会使更多的人们感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