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陈香）复旦出版社平均每出十本书就有一本获奖，在坚持人文学术出版方向的同时，发展规模始终保持稳步上升，位居中国出版企业50强，是上海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最好的出版企业之一。10月28日，复旦大学出版社成立30周年庆典在沪举行，杨玉良、葛兆光、葛剑雄、易中天、席慕容、于友先、桂晓风、聂震宁、陈昕、陈海燕、王明舟、朱杰人、周蔚华、胡守文等学界精英和业内贤达齐聚一堂，探究“阅读与文明”。虽逢“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良机，然而，中国出版人正面临新时代命题，即在商业出版大潮中，是成为资本附庸，还是驯服资本意志。
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陈海燕看来，中国出版人面临的第一个变革，就是从文化出版时代走进商业出版时代。商业出版是大众出版的同一语，如果出版是大众化的，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必然是商业化的。“而今商业出版已成潮流，当书籍不再是很让人敬重的精神瑰宝而成为唾手可得、低值的大众消费品的时候，流俗倾向就不可避免了。”
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谈到，最近20多年来，全球出版业进入了“资本时代”。这个时代最突出的标志就是，跨国大型传媒集团开始并购各个具有品牌号召力的独立出版社，比如上世80年代中期，Random House被兼并等等。直到现在，资本战车横冲直撞，资本大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无坚不摧。“这些传媒集团像经营娱乐业一样来经营出版业，它们希望出版业能够给它们带来巨额利润回报，这些变化当然会冲击作为精神生活基本活动的阅读行为，改变着社会阅读的风貌和价值品相。”
当出版一脚跨入资本时代以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进步主义的出版史和阅读史发生了危机，而霎那间出版有沦为娱乐附庸的危险。”陈昕举例说明，HarperCollins过去是全美国最好的出版社，它被并购以后的转向也是最惊人的。如果比较一下它50年代和80年代的书目，就会发现，这个出版社每十年都会发生一些变化，艺术史、神学、哲学、历史书籍一路被抛弃，书目中越来越多的是短命、廉价的畅销书，“也许在他们的意识当中，恨不得自己属于娱乐业。”
今天的出版业毕竟已经进入了资本时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力量的崛起，一方面是加剧了资本价值和文化价值之间的巨大冲突，但是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介入，出版产业集中度的提升，集团化经营格局的形成，新的业务形态、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出版产业的空间和规模迅速扩大了。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资本的力量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数字技术在出版业的广泛运用。”由此，陈昕提出，进入资本时代，出版人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驯服资本意志，而不是甘做资本的附庸。
然而，在学者们看来，文化不是“文娱”，文化的本质与规模无关。葛剑雄表示，作为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他每次到书店进书选书，都认为起码有60%、70%的书是可出可不出的，而作为葛兆光个人的选择标准，90%的书是可出可不出的。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让文化回归本身就好，文化不需要添加任何的东西。”学者汪涌豪表示。
“投放一个亿，十个亿，一百个亿，就能出现好作品了吗？文化不是钱堆积出来的。”出版人黄育海提及，成立于1941年的法国午夜出版社，这样一个世界文坛中影响非常大的出版社，到现在为止，始终只有十个人。在回答“为什么不扩大规模”这一问题时，创始人维尔高尔说，有那么多好作品值得我们出版吗？黄育海感慨，影响一代人的，七八本书，足矣。
“复旦社30年来的发展说明了四点：第一，向非专业化倾向说‘不’，始终以高度的职业良知坚持专业方向；第二，向媚俗化说‘不’，始终坚持自身的文化品位与发展目标；第三，向空壳化说‘不’，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精神，锻造自己的队伍；第四是向粗率化说‘不’，坚持以质量为品牌。”上海出版协会理事长赵昌平表示，虽然复旦社的经验还很多，然而，在一个天翻地覆的出版业变革时代，以上四点警示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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