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断想

    中国社会，在100年前的宣统三年，也就是农历的辛亥年，发生了一场革命，即后人所称的辛亥革命，引起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路向性转折，中国从此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时期。100年过去了，在武昌首义100周年到来之际，社会各界特别是各类学术团体，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诚然，这样一场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路向的伟大革命是值得回味、值得总结、值得纪念的。

    一、辛亥时期的大人物

    辛亥时期的大人物很多，但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关键人物还是要数孙中山、黄兴、袁世凯、黎元洪、载沣等等。

    摄政王载沣  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之后的清廷政治舞台上，所有的灯光都聚焦在摄政王载沣身上，所以若论辛亥人物，不能忽略了载沣。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清政权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如果没有超人的胆识才具，要接手这么一个烂摊子而不出问题实在太难了。梁启超稍后即曾断言，清政府若不痛下决心，实行变革，“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在此关键时刻走上台来的载沣，恰恰除了权力欲大之外，实在是跟“雄才大略”这四个字不沾边儿，大清帝国在他的掌控下终于失去了最后自救的机会。按照惯例，他可以大赦天下，重新起用被慈禧太后通缉而流亡海外的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也包括笼络从事革命反满的孙中山等，这样可以把一批反对派争取过来，减少政治干扰源；也可以拔擢一批有能力有德行有世界眼光的年轻官员，譬如伍廷芳、唐绍仪之流，充实清政府的干部队伍，扩充自己的政治资源；还可以顺应在野的知识精英和地方士绅的吁请，稳步推进立宪，如民所请召开国会，并把杨度、张謇、汤化龙等立宪积极分子吸收到体制内来。如此这般，必给人一种气象一新、大有可为的感觉，消弥反对派、消弥革命就不是没有可能。但载沣计不出此，而是急于为大行皇帝也就是死去的兄长光绪皇帝报仇，要跟袁世凯有个了断。且别说袁世凯在戊戌年间是否真的出卖了光绪还是本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就算确有其事，一上台就要置位高权重的袁世凯于死地，无论如何也是不明智之举。不仅犯了以私害公之大忌，为人所侧目；而且在自己阵脚未稳时就急于出重拳，也有点犯兵家之大忌；同时又等于在满汉矛盾这个火药桶边添加了一个引爆源，为革命派排满革命的宣传制造了活生生的依据。如果他装出一副惜才模样，先稳住袁世凯，不要那么早与袁世凯撕破脸，或许在出兵镇压南方的革命党起义时就没那么棘手了，袁世凯训练出来的北洋军也不至于那么唯袁是从了，袁世凯也就不会在再度出山时那么决绝地要把载沣从摄政王的位置上赶回王府了。

    袁世凯  从辛亥革命中得到最大实际利益的两个人，大概要算袁世凯和黎元洪了。如果没有革命党接二连三的反清革命活动，清政权的统治根基虽然也会有问题，但还不至于摇晃得那么剧烈那么厉害；如果没有武昌首义，各省响应，在一般情况下清政府也用不着动用“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的北洋精锐。如此，就算载沣把袁世凯开缺回籍是鲁莽之举，但袁世凯想东山再起恐怕也是难事，很可能要以洹上钓叟之名度过风烛残年。但革命党在南方的动静越闹越大，以至不可收拾，武昌的新军一暴动，湖广总督瑞澂就吓破了胆，只顾着自己逃命，全忘了守土之责，压根儿就没去想如何坐镇指挥，如何稳住军心，如何扑灭燃烧起来的革命火种，于是被逼无奈的清政府就只好出动中央控制的北洋军了。但北洋军是袁世凯当作私家武装一手训练出来的，名义上归朝廷节制，实际上除了袁世凯，无论哪个满洲亲贵也指挥不了。所以这时的清廷反而要求着袁世凯来挽救了，权欲熏心的袁氏重新出山后，当然要乘机揽权，甚至把人家孤儿寡母玩弄于股掌之上。同时，他又凭借自己掌控的强大军事力量，对清廷和革命军方面上下其手，从中渔利，借革命党威胁清廷，逼着清廷同意立宪，同意退位；借清廷向革命党提出自己的如意算盘，要革命党保举袁为临时大总统直到正式总统。在武昌首义、多省响应的革命时局中，不学有术的袁世凯真是如鱼得水，呼风唤雨，玩了个不亦乐乎，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最大受益者。近些年来，有一种怪论，认为袁世凯对清廷和革命党并未上下其手，从袁重新出山到出任临时大总统似乎是名至实归。这一观点打动了不少人，但这是不可当真的。在此只要举两个事例，读者诸君就心知肚明了。一是在清末的预备立宪运动中，袁世凯就试图借官制改革，废军机处而设内阁，“再拥护庆王做国务总理大臣，自己做副总理大臣……如此，则一切用人之权，都操在庆王之手。说穿了，就是在世凯之手。”由此可见，借立宪改官制之手段达到捞权肥私的目的才是袁世凯热心立宪的真实动机，他其实又何尝真正拥护立宪呢？二是在闻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后，立即下令停止和谈；及至南方同意举袁为大总统后，自己不愿离开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职，却又唆使北洋旧部在北京制造兵变，对孙、黄派出的迎袁专使大耍花招，直到南方妥协退让而后已。这些均说明他对孙、黄，对革命党，对民主共和，都是假名利用而已，一切皆以满足一己之私欲为依归。明乎此，对袁世凯其人阴狠险辣的本质就会有所认识了，对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丑陋表演就不会妄加恭维了。

    黎元洪  武昌首义枪响之前，黎元洪只是湖北新军的一个协统，相当于一个旅长。但在武昌起义之后，命运之神始终眷顾于他。首先是起义后的新军士兵，要找一个有资历镇得住的人来统领新军，但由于事起仓促，别说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巨头不在现场，就是文学社、共进会的头儿也找不着，能够找到的最大的官就是躲在别人家里的黎元洪，于是黎就阴差阳错地被新军士兵硬逼着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其后民国成立，他又成了位在大总统袁世凯之下的副总统；当袁称帝时，他硬是不愿意称臣，拒受武义亲王之命，又显示出不党附于袁而忠于民国的硬骨头；袁世凯去世后，他顺利地当上了民国大总统，此后虽然与北洋系的段祺瑞等有过权力斗争，但晚景也还不算凄凉。所以，要说黎是与袁世凯一起受益于辛亥革命最大的两个人，一点都不夸张。不过，相较于袁，黎算是一个有道德底线的人，违背良心、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他不做。武昌新军倾向于反清革命，他不可能一点不知情，但他领的是清廷的俸禄，所以要他参加反清，他做不出来。起义的炮声一响，看到张彪等顶头上司逃跑，他又压不住场子，也就躲起来了。等到起义士兵逼着他参加革命时，或许是他多少还有点同情革命之心，或许就是赶着鸭子上架，总之他虽然不是很情愿，但并没有以死相抗。过了几天之后，他才彻底转变过来，站稳革命立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传统，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篇章。可是当选为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却并不以此为满足，还想倒回去当皇帝，此时身为副总统的黎元洪倒是表现了顺应潮流、捍卫共和的血性，他拒绝向袁称臣。这也算是他对受惠于革命的一点报答吧。造化弄人，才具平平的黎元洪自己或许从无非分之想，但时代的潮流却让他飞黄腾达，时耶？命耶？

    孙中山  如果从眼前的现实利益考量，袁世凯、黎元洪当然是辛亥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但如果从长远一点的历史眼光看，孙中山才是辛亥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在从帝制走向共和的过程中，是辛亥革命一举奠定了孙中山的“国父”地位，这是国人对长期从事革命事业的孙中山最高的奖赏。这一地位是谁也比不了的。袁世凯可以凭自己掌控的北洋新军两面相逼，窃取大总统之位，却不可能以流氓手段征服老百姓的良心，僭得“国父”的尊荣。孙中山一生最主要的业绩就是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帝制，开创了民主共和的历史新篇章。这一历史功绩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孙中山创造了历史，而历史也没有忘记孙中山，中华民族没有忘记孙中山。

    武昌起义发生时，孙中山虽远在美国，但武昌首义的成功，实则要归功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长期从事革命准备，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武昌起义后，他回到国内，担起负责组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重任，聚拢反清力量，向清政府发起最后一击。帝制推翻，革命功成，孙中山又让位于袁世凯，功成而不居，显示出一代伟人的崇高风范。袁世凯背叛民国，贼心不死，孙中山又坚定地举起反袁的旗帜，捍卫革命成果，捍卫共和制度。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为唤醒民众，为建立新国家，孙中山提出了明确、系统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在其晚年，孙中山依然与时俱进，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弥留之际，仍然心系革命大业，提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革命一生、一生革命的孙中山，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称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二、辛亥时期的政治力量

    辛亥时期的政治力量主要是清政府、袁世凯的北洋军、立宪派和革命党。

    清政府  辛亥革命最要害的地方，就是革了清政府的命。但最近十来年，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让清政府继续存在下去，稳步推进各种新政，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可能会行进得更快速更顺利些，中国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会更小些。辛亥革命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正常进程，带来了军阀割据下的社会动荡，显然是把事情搞糟了。可事实又是怎样呢？其一，从清政府自身看，历史不是没有给它机会，而是它没有珍惜机会。从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到甲午战争爆发，有足足30年时间，在这30年里，清政府也像模像样地搞起了洋务运动，各种西式的军工企业、民用工业办起来了，培养新式人才的机构如同文馆、广方言馆等也办起来了，还派出了一批又一批幼童赴美留学，各类西书也陆续翻译出版了，还建立起一支东亚最强大的海军，结果怎样呢？甲午战争一开打，清政府就败下阵来，弄得又是割地，又是赔款，各种社会弊病也暴露无遗。从这之后，有识之士就看出清政府气数已尽了。孙中山从体制外开始着手武力反清，成立兴中会；康有为、梁启超等试图从体制内搞变法维新，给清政府动个大手术；而在社会最底层，则是民变蜂起，人心尽失。从甲午到辛亥，又是十五六年，从表面上看，清政府又是搞新政，又是预备立宪，但实质上所有的举措都是以巩固大清皇权为出发点，又何尝有一点脱胎换骨的新气象？先是残酷地镇压戊戌变法，继之又利用愚昧闹教的拳民盲目排外，不得已才被动地推行新政。所以它何尝要稳步地推进中国现代化了？其二，从清政府的对立面看，革命派又何尝不希望清政府自行改革，但他们终于认识到，国家不强的根本原因不是“国民恶劣”，而是“政府恶劣”，无数的事实都证明指望清政府进行根本性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只有把它推翻，中国才有希望。“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革命之时，杀人流血于双方之争斗见之。若夫不革命之杀人流血，则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为国而死，则吝惜之；为野蛮异族政府所蹂躏而死，则忍受之，何死之不择也。”

    立宪派  在辛亥革命中，应该说是新军、立宪派和革命党这三股力量逐渐合流，相互合作，各自发挥了重要作用。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国同盟会领导的，革命党在辛亥革命中的关键作用与领导地位，自是天日昭昭，毋须多言的。新军的情况比较复杂，清政府在清末新政中训练新军，本来是要加强国防，巩固统治，可实际上，各地新军包括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在内在辛亥革命中都成了反清的重要力量，所以用“自掘坟墓”来喻清政府的练兵一点都不为过。这里还是重点谈谈立宪派。立宪派的主要成员是地方士绅，也就是各类社会贤达和知识精英，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渴求着通过清末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建立宪政，并在宪政体制下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过去对立宪派的评价比较低，主要是革命史观使然，为了捧革命党而贬立宪派，把改良与革命对立起来，看成水火不容的两种东西，忽视了双方的共同点，研究过于简单化。其实，双方只是在手段上有差异，而在目的上是大致相同的，都是要建立宪政国家，发展民族经济，抵御外来侵略。所以说，双方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心是相同的，对这一方面，我们确实应予重新评价。立宪派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主要贡献有二：一是在清末新政时期是立宪运动的主力，在中央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在1910年曾发起三次国会请愿活动，他们的努力对国人的思想解放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同时，他们提出的开国会诉求屡遭清廷拖延甚至拒绝，也从事物的另一面让国人认识到清政府的不可救药，从而坚定了人们推翻帝制的信念。二是在辛亥革命中与革命党密切合作，成为多省独立运动的主角，为推翻帝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袁世凯的北洋军  在清末，最高决策权先后掌握在慈禧和载沣的手里，最高执行权先后掌握在首席军机大臣荣禄和奕劻手里。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系，对荣禄和奕劻极力巴结，而对其对立面如瞿鸿禨、岑春煊等却是不计手段地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样北洋系在荣、奕等人的庇护下也就根深蒂固日渐坐大了。到载沣监国时，袁的势力已经如瓜蔓蛛网，遍布中央和地方，膨胀得让载沣等满洲亲贵都感到恐惧了，所以采取罢黜之计也确有情非得已之苦衷。等到武昌首义，袁世凯终于等来了命运之神的眷顾，北洋军就成为袁世凯对付清廷和革命党的重磅武器，事实上也开启了军人干政、军阀割据的恶例。

    三、辛亥时期的重大事件

    辛亥时期的重大事件，与革命有着密切关联的还数革命党人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立宪派为主的国会请愿和保路运动以及南北议和等。

    保路运动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过“要想富，先修路”的宣传语，可见交通之于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在清末民初，兴修铁路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解决，意义就更为重大。但在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之下，许多干线路权和铁路沿线的矿权等都被西方列强攫取了，国人对此备感忧虑。当时就有人这样说：“呜呼，铁路之于人国，犹筋脉之于人身也。是故一县失其权则一县死，一省失其权则一省死，况全国南北（粤汉铁道）、东西（蜀汉铁道）交通之大关键乎？”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线的保路运动，说到底就是保护路权、捍卫主权的问题。

    实际上，保路运动并非兴起于四川，“自铁路收归国有，湘人率先反对。”其后，湖北和广东等省也相继兴起保路运动。四川的保路运动兴起较晚，但并未像两湖保路运动那样旋起旋灭，而是不断深入，最终演成同志军起义，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和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保路运动中，矛盾的焦点名义上是中央要收回路权，实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而四川士绅则希望维持川汉铁路商办的既成事实，反对邮传部向四国银团借款修路。实际上则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之争，长邮传部的盛宣怀坚持铁路干线国有，主要是好与英、德、法、美四国银团订立借款合同，其中个人利益自不待言，同时他又指责四川铁路公司亏空巨大，且不愿意由中央政府为四川铁路公司在运作中出现的“侵蚀”股款和“虚糜”股款的行为负责；四川士绅则以保路名义进行抗争，表面上是爱国爱乡，师出有名，实际上也只是希望中央财政在填补亏空的基础上再补偿点利息。双方皆重名避实，且相持不下，四川地方当局甚至倾向于当地士绅，屡向中央代言，所以四川的保路风潮就开展得红红火火，越闹越凶。而清中央政府一味采取高压政策，甚至派端方自武汉带兵入川，试图以武力镇压逼川省就范。本来对四川士绅持同情态度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不得已与中央站到一条线上，在保路运动的紧要关头，对蒲殿俊等保路运动领导人痛下杀手，又对请愿的成都市民下令开枪，造成血案，终于导致局面不可收拾，保路同志军遍地开花，成为武昌首义的前奏曲。

    武昌首义  近些年还有一种议论，就是贬低武昌首义，认为武昌首义，成于偶然。这就好象是说，武昌首义不过是撞大运，但运气比较好罢了。这实际上是贬低清末革命党人革命活动的实际影响，同时也贬低了两湖地区的革命基础。武昌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城，实非偶然，而是有它的必然性。这里只说两点，一是湖北和湖南是清末新政办得比较好的地方，张之洞主政下的湖北，从兴办汉阳铁厂等现代工业到编练新军等军事教育的普及再到兴办两湖书院、自强学堂等教育事业，样样都走在前头，而且有模有样；湖南自维新运动创办时务学堂以来，也在新思潮的激荡下活力迸发。两湖留学生数量之多、创办新刊物传播新思想的影响之大，也有目共睹。而张之洞以儒官领兵，不像袁世凯那样存着图谋把新军变为私家武装的野心，因而政治控驭较为缓和，以至使新军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据点。再者湖北新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读书断字的人比较多，这些人接受新思想比较快，对清政府的贪腐又较敏感，所以容易被革命党争取过来。湖北的发展引起了慈禧太后的关注，她曾不无忧虑地对署理湖广总督端方说：“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所虑的也在湖北。”二是相对说来，革命党人在两湖尤其是在武昌新军中做了大量工作，积蓄了革命能量，一旦爆发，即惊天动地，这与革命党在沿海各省领导的数次武装起义明显有别。沿海地区的武装起义，除了武器接济方便一点外，没有任何优势可言，而革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氛围尤其缺乏，这是革命党单枪匹马干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明乎此，即知武昌首义取得成功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