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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 杨
国庆节刚过，杨显惠从甘肃回到他在天津塘沽的家里。接连几个月在外奔波的他看上去并不怎么疲惫，反而平静中带点兴奋，此行对他今后的写作无疑又有助益。继几年前读者口碑上佳的《夹边沟记事》与《定西孤儿院纪事》之后，他的新作《甘南纪事》刚刚出版，与两部前作记录特定历史时期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尊严无着，惊心动魄的故事引人反思至拷问人性不同，《甘南纪事》的时间背景基本是这几年，笔触围绕甘肃甘南藏区农牧民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展开，细碎潺缓如流水。当地绝美的风景与简单质朴的风土人情做衬底，使得书中文字洋溢着远离尘嚣的温暖平和意味。
虽然安家在天津已二十多年，杨显惠的言谈举止仍不脱甘肃人本色，他的写作也始终围绕甘肃进行。他在甘肃有很多朋友，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有这几年行走甘南结识的藏族朋友打来电话。他和所谓的主流文坛没什么交集，研讨会、评论家、文学奖项与采风笔会之类关键词与他无关。说起对当下文学界的印象，他略作沉吟，“如今的文学并不神圣，很多作家不敢面对现实，缺乏责任感”。
为写此书，杨显惠连着几年一过春节就心向甘南“蠢蠢欲动”，“试图了解他们独特而灿烂的文化，他们特有的生活形态，他们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身影，他们血脉的跳动……”（《甘南纪事》“后记”）视甘肃的历史与现实为取之不尽写作源泉的他乐意将自己的文学“野心”化为开采提炼好题材的动力。他相信写作是青灯黄卷甘苦自知的事情，为一部作品积累素材的过程需要付出相当的时间和心力，无法速成，没有捷径。他习惯了一个人踏足夹边沟和定西倾听当年亲历者或相关人士的讲述，他的诚意可以敲开人们深埋心底的苦难记忆。他有勇气走入陌生而未知的甘南藏族农牧民的世界，在某个村落小路上信步，和村民打个招呼，就那么蹲坐在路边一块抽根烟、聊聊天。尊重和克制能够消解漠然、戒心，天性纯良、待人热情的当地人邀他到家里做客，渐渐向他描摹着独具历史文化传承与民族特色的甘南往事。
读书报：一到春天您就该去甘肃了，像候鸟一样。这样的状态持续多少年了？
杨显惠：从1997年开始，我每年都要去甘肃。一般是过了五一才走，有时候时间短，待上两个月，有时候得5个月。有一年，为了体验甘肃早春的感觉，我3月份就出发了。去之前我会有计划，这一趟我要干什么去？干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回来了。每次都是以兰州为根据地，去定西或者甘南，再回到兰州。
读书报：今年的行程顺利吗？
杨显惠：今年6月份才去，去了趟定西。为写《甘南纪事》，我都有5年没去定西了，写甘南的素材就是这么一次一次跑到那里积累出来的。这次也没什么任务，就是觉得写《定西孤儿院纪事》时那个氛围呀，心里边不要淡了。2006年写完《定西孤儿院纪事》最后一篇，还没发表呢我就出发去甘南，从那以后每年都去。我觉得根据我的写作需要，甘南跑得差不多了，今年放松一下，还去了河西。
读书报：感觉上，《甘南纪事》中的语言要比《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地域痕迹更重。
杨显惠：是的，因为甘南的藏族人说汉语就是书里那个味道，当地汉语方言就是那样。甘南藏区可能是几个省的藏区中最小的，不过藏族风俗保持得比较纯粹，如果你10年前去甘南，有些县几乎看不到藏族人之外的人，当地人骑着马从街头而过。这几年随着当地发展旅游业，汉族人也渐渐多了，但当地旅游配套设施还不太完善，住旅馆都不太容易。
读书报：《夹边沟记事》涉及特殊年代，《定西孤儿院纪事》相关史实太残酷，所以您采用短篇小说方式来记录、表达，同样源自真实素材的《甘南纪事》相比而言既紧贴当下又平实温和，为什么不用非虚构写法？
杨显惠：其实《甘南纪事》的虚构成分要比前两部多一些，毕竟在藏族地区深入生活、搜集素材难度更大。我的写作不能建立在浮光掠影上，要写好甘南，就要走到当地人生活深处，进入他们的世界，进而认识、了解他们的民族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他们的感情和价值观。而且我不是藏族人，还是个作家，贸然闯入人家的生活，普通人也许对我没什么想法，可是当地的干部，比如村长书记什么的会质疑：你一个汉族人，搞创作的，到我们这里干什么来了？是不是来调查我们？所以我每次去甘南，都通过中间人、朋友介绍我到某户当地人家里去。我用虚构的方式来表达这些素材，不是有什么不便写的内容，而是，获取素材太不容易。
读书报：具体说说您是怎样与当地人交往的。
杨显惠：了解当地藏族农牧民的生活是个缓慢的过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和他们坐下来聊天的。在和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很注意分寸，尊重人家的习惯，敏感话题不谈。每次去甘南我都会住在当地老乡的家里，他们对我很友好，一住就是一个礼拜。这样慢慢地拉近彼此的距离，熟悉了，他们就会很真诚地给我讲一些事。基本上，我最终呈现在书里的写作分寸也就是我和他们交流的分寸，我尽量不让我的写作带有太多主观色彩。我看到的、听到的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
读书报：书里大半内容都借由某个人物的讲述展开，获取素材过程也是这样吗？
杨显惠：很多故事都是别人讲给我听的，但不一定是当事人讲的。讲述人谈起一件事会说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我写的时候把年代模糊化。该交代的就交代，可以不交代的就模糊化。实际上，书中写的基本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个别篇章的时间背景更早一些。
读书报：书中《给奶奶的礼物》中写了一个藏族老奶奶不接受保暖内衣的故事，外面的世界对当地人的生活还是有些影响的。
杨显惠：这是真实的故事，类似故事我听到过两三个。我听说还有个藏族老头，直到现在不穿任何布料的衣服，只穿皮子的，因为他从小穿着皮袄长大。夏天就穿毛已经快磨光的皮袄，冬天穿比较暖和的皮袄。藏族年轻人？他们的穿着是怎么时髦怎么来，跟汉族人一样。这种物质上的变化肯定带来人们意识上的思想观念上的变化。
读书报：除了风景、藏文化，是什么吸引您投入到甘南题材的写作中？
杨显惠：就是想换换写作题材，不要再写像夹边沟、定西孤儿院那么沉重的东西。在小说语言和风格上我也想变得轻松一点，想调整一下。另外，我看到很多写藏族题材的作品，主观的东西太多，还往往跟着所谓的文学时尚跑，把很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丢掉了。我希望在《甘南纪事》中把自己对当地风土人情、人们的生活等的认识反映出来，把这个民族的特点，不一样的价值观和传统写出来。
读书报：书中篇目最先登在《上海文学》上，是一股脑写完了给他们陆续发表吗？
杨显惠：不是，是边写边发。《甘南纪事》系列的写作乃至发表没有受到任何阻力，一切都很顺畅。一共发了一年零三个月，我去年春天心脏放了三个支架，这个系列的写作就停下了。
读书报：这些文字给那些带您去甘南的懂汉字的藏族朋友们看过吗？
杨显惠：没有，我写东西从来不征求别人的意见。不会一篇写完就给人看看，说，看我写得怎么样？有毛病没有？说实话，我的写作不太考虑读者的看法，也不太在意评论家的看法。我就是一篇接一篇地写，你喜不喜欢，评论是好是坏，那是你的事。我把自己的认识、想法写到书里就行了。
读书报：以现在的身体状况去甘肃跑上几个月吃得消吗？明年春天还要去甘南吗？
杨显惠：要去，时间不会长。我去甘肃那边反而身体感觉很正常，可能与心情愉快有关系。这些年每年一到夏季，如果不出门，我在家里就有点着急，一定要出去。我手头还有关于甘南的素材，准备明年继续写下去，起码还能写10万字。除了健康原因，有些话题我了解有限，得多费些工夫，补充素材，把握大一些才能写。比如藏传佛教、甘南的动植物等等，在《甘南纪事》中都没怎么涉及，这些我还是想写写的。想明年去甘南找个寺院住些日子，和僧侣朝夕相处一段时间，另外，还想找个懂得藏区植物的专家，请教一些问题。等到这些素材积累成熟形成文字，关于甘南的写作也就告一段落。到时候也许会出个增补版的《甘南纪事》。
读书报：写完甘南系列，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
杨显惠：一个是想写知青题材，那是我的个人经历，前后做了10多年知青。这个题材会放在最后，等到有一天我不再往外走了，慢慢待在家里写。另外想写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还是取材自甘肃。要说文学野心，这两个选题都算是。这些年来我的写作都是写完一个题材再着手去想去准备下一个，我的精力、才华做不到同时好几个题材一起写。
读书报：短篇小说是您最常采用的写作体裁，从《夹边沟记事》到《甘南纪事》，这些题材就适合用短篇来表现？
杨显惠：起码我写过的几个题材还是用短篇方式来得容易一些，短篇写起来很灵活很随意，不像长篇小说要考虑更多结构啊人物啊，像个大建筑。接下来的有些题材，我可能不再用短篇小说去写，比如前面提到文化大革命那个题材，我想写成长篇小说。关于知青的那个题材，我想要写成回忆录式的。我做知青时那帮朋友的故事，一个一个都在我脑子里装着，写我自己、写他们很容易。
读书报：虽然您生活在天津，但这些年来写作的重心还是在甘肃，总觉得您是隐居在（天津）塘沽的甘肃作家，想过写写你生活的这个城市吗？
杨显惠：哈哈，实际上确实是这样。从来没想过写天津、写塘沽，我的感情、精力都没有投注在这儿。作为一个从甘肃走出来的作家，我觉得甘肃有很多题材可写。有生之年，能把这些题材好好挖掘、认真写几本书就不错了，没有野心和精力去写其他的。或者说，写甘肃这些题材就是我最大的野心，慢慢写，能写几本就是几本，能写哪几个就写哪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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