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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与加缪的彻底决裂”。1952年8月底，这个消息上了《周六晚报》与《法兰西报》的头版头条。其中的底细圈内人早已知晓：萨特约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 Jeanson）在他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发表文章，抨击加缪刚出版的思想随笔《反抗者》。加缪则毫不留情地写了封“致尊敬的杂志社领导”的回信。接信后，萨特声明道：“我们两人本是求大同存小异，可这点小异还是太多了。”他们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呢？就说来话长了。
一度牢固的同盟
两人结识于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那时候，巴黎仍是文学艺术的中心。为数不少的法国作家、哲学家因战争而逐渐被淡忘，但时代造英雄，另一批文人脱颖而出，他们两个同属那个阶段升起的耀眼新星。
政治一向簇生派系，引发争论，造就名人。事实上，当时的文人普遍站在左翼阵营。非左翼人士要么住嘴，要么靠边。萨特与加缪最初交往时无疑也是左翼盟友。
但加缪与萨特其实并没有太多共同之处。加缪是阿尔及利亚一个普通家庭的长子，靠祖母辛勤养育成人。战前发表过一系列为阿尔及利亚卡比尔（KABYLES）农民鸣不平的文章，因此而小有名气。1939年，他与好友帕斯卡·皮雅（Pascal Pia）共同创办《共和国晚报》，该报于第二年1月被达拉第（DALADIER）政府取缔。随后皮雅介绍他到《巴黎晚报》工作。出于健康问题和家庭原因，年轻的作家几度辗转于阿尔及利亚和外省之间。1943年秋，皮雅把他推荐到名为《战斗》的抗德组织，加缪从此全面主管与该组织同名的地下报纸《战斗报》的工作。做这份工作还是要冒一定风险的。
而萨特出身于一个富有的新教家庭，这个家族中已出过一个显赫人物，即博学多才且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艾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萨特1924年考入著名的巴黎高师，与雷蒙·阿隆结为挚友。毕业后边教书边写作，曾发表过小说《墙》、《恶心》和一些短篇。他对慕尼黑啤酒馆中谋杀希特勒未遂事件似乎无动于衷。1941年，他与几个朋友一同参加了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的研究团体，但很快就放弃了。从此潜心于他的职业与著作。宫道尔赛中学的一位老师因犹太血统而被解职，当校方把此职位给予他时，他安然受之，没表示出半点恻隐之心。1943年，他以海勒上校的身份发表了《存在与虚无》。大家都知道他参加过抵抗组织，他与法共的密切关系把他推到了前台。与死搬教条、拒追随者于千里之外的阿拉贡和布勒东不同的是，萨特颇具领袖风范：他富有、慷慨、不甘寂寞，好吃好喝又能说会道。早年在高师时，他就以演反战相声而出名。在亨利四世中学，他是以善调侃而出名的老师，课上常常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应该说是巴黎这座文学城市使萨特与加缪走到一起。皮雅先是为加缪在伽俐玛出版社争取到一个审校位置。1942年，《局外人》出版，萨特对这部小说大加赞赏。两人均活跃在巴黎大大小小的剧场中，所以也有了频频见面的机会。萨特写的《苍蝇》于1943年上演，萨特的《禁闭》和加缪的《误会》于1944年上演，加缪的《卡利古拉》1945年问世。其余的碰面机会自然是在各自朋友的家宴上。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1944年，加缪导演了毕加索的剧作《欲望被尾巴抓住》。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扮演剧中的堂妹。英俊的加缪对她的服装大加奚落。她为此闷闷不乐，并牢记心底。这位被对手称为“伟大的萨特伴侣”，被其男友萨特称为“海狸”的女人可是有着惊人的记忆！说到她，研究女权主义的历史学家们首先会想到《第二性》和《少女回忆录》，可巴黎圣日耳曼德比利文化区的记者们更喜欢《东西的力量》 和《名士风流》，因为这两部小说更能代表那个时代。
加缪与萨特两人的密切关系还有一个历史的因素。加缪代表着当时奋起抗德的年轻一代，萨特则代表着逍遥派。1944年，加缪把萨特接纳到《战斗报》，等于拱手赠给他一张参加抵抗运动的奖状。这还不够，翌年又派他去美国采访。作为答谢，萨特则邀加缪进入他的“小家庭”，也就是他那颇有名气的小圈子。从此两人形影不离，共同担起普天下道德与政治顶梁柱的角色。那么，究竟什么事最终打破了这么牢固的同盟呢？
什么事都让政治搅和了
他们都属于这样一个文人怪圈，彼此间的斗嘴与反目成了时尚。人人拉帮结派，像古代拜占庭哲人那样喜欢唇枪舌战，为针尖大的事就可以吵翻。安德烈·布勒东与其弟子社会学家罗歇·加卢瓦（Roger Gaillois）之间就是一个例子：学生不顾老师的反对硬要剥开一个墨西哥豆角，想看看里面有没有昆虫，两人从此一刀两断。当时，法国刚刚走出战争，被占领的阴影及战后清算的气氛仍迟迟不散，这一切都使文人们易冲动、易翻脸。
应该说加缪与萨特的关系在1946年出现了阴影。这一年，加缪在《战斗报》上发表了“不当牺牲品也不当刽子手”的文章，与萨特及其追随者发生了第一次冲突。梅洛·庞蒂立即提笔写了“瑜伽修行者与无产者”一文予以抨击。他在文章中把对莫斯科一案持批评态度的人文主义者痛斥为革命的叛徒。加缪对此很不满意。后来在鲍里斯·维昂家的一次晚宴上与庞蒂展开激烈口角，加缪当晚摔门而去。事后，萨特在他主持的《现代》杂志上声称曾给两人劝和，而波伏娃在《东西的力量》一书中则公开站在庞蒂一边。这次争执足足持续了6个月。
这类摩擦在当时的文人之间屡见不鲜。读读阿瑟·库斯勒 第一任夫人马迈内（Mamaine）的日记，就知道这筐充满火药味的螃蟹是多么易燃易怒。1947年10月的一个晚上，萨特、波伏娃、库斯勒夫妇等人应邀来加缪家赴宴。晚饭吃到酒酣耳热，萨特对一位刚刚离开的客人的作风问题颇有微词，进而又骂他有排犹倾向。犹太血统的库斯勒知道他骂错人了，便气愤地吼道：“你们的杂志那么多年来一直吹捧共产主义，还为流放几百万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犹太人作辩护，你们也配议论别人？” 此话一下就使气氛僵住了，晚宴不欢而散。库斯勒事后给这位大人物写了道歉信，后者也很礼貌地复了函。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这群朋友又约到一家俄式酒吧去喝酒。很快，大家都跳起舞来。加缪突然迷恋上了漂亮的马迈内· 库斯勒，一直跟她眉目传情。也许不是巧合吧，萨特不久前刚跟马迈内上过床，还说这只是个玩笑。而库斯勒呢，当晚又是伏特加又是香槟，喝得有点不对劲。只听他大叫到：“政治上不投机还能算朋友吗？”加缪一边忙着与他太太接吻一边高声应答：友谊是高于一切的。萨特和波伏娃极为赞同此言，他们俩在一起不正是友谊的最佳范例吗。这事到此画了个句号。大家随后又一起喝洋葱汤去了。
雷蒙·阿隆不敢苟同。对他来讲，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在25年后的1970年，他这样写道：“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任何友谊都抵挡不了不同政见的攻击。”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令人寒心的”。什么事都让政治搅和了。那个时代，在巴黎这座都市里，哲人们你争我斗，不得安宁。大家可以一块喝酒，一块睡觉，政治却让他们各奔东西。德国占领时期他们抱成一团，等昔日的盟友“自由世界”与“苏维埃阵营”一进入冷战，他们便你撕我扯地打成一团。
奥森豪威尔在1944年雅尔塔会议上描绘了一个崭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诞生，这个梦想曾让人深信不疑。这个世界里，陈旧的欧洲已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美苏共治的崭新时代。抵抗运动的精神重振了法国，使同一战壕的战友们众志成城。加缪也曾在《战斗报》的头版写了题为“从抵抗到革命”的文章。这种憧憬在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中也有详尽的描述。
然而，国际国内此时却是黑云压城。在旧金山举行的组建联合国的万国会议刚一拉开帷幕，斯大林就让进步的人道主义者大失所望。接踵而来的是1948年的布拉格事件与伸向东欧的黑手，苏联1949年的原子弹爆炸，1950的朝鲜战争，再加上法国在1946年参与的印支战争，法共组织的暴动式罢工，以及1947年在阿拉斯连续发生的、致使16人丧生的爆炸事件。这一切使国内外形势扑朔迷离，也逼迫着每个人表明立场。立场不同就会闹得不亦乐乎，友谊也就毁于一旦。“应当反对共产主义吗？”随着大家逐渐看清苏联体制的真相，这个问题越来越让人困惑。萨特不能忍受这种困惑。他认为反对共产主义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加缪起初也同意萨特这种观点。1944年10月7日，他在《战斗报》的社论中写道：“反对共产主义就意味着独裁的开始。”使苏联人骄傲的是，并不属于共产党的法国左翼在国际反共运动中竟能与他们保持一致。然而团结的局面一经瓦解，取而代之的便是谩骂与人身攻击。萨特在1952年写道：“反对共产主义者是条狗，我与他划清界限。”
早在1947年，巴黎圣日耳曼德比利文人区内就开始了清洗运动。虽然雷蒙·阿隆自1945年以来就一直在为《现代》杂志供稿，立下了汗马功劳，但还是成了第一个牺牲品。上高师时，萨特本来很欣赏他。虽然一个喜欢网球，一个迷恋拳击，两人却常常谈得通宵达旦。二战期间，他们两个与其说参战不如说观战。后来，阿隆去了伦敦，而萨特还是更愿意留在巴黎。再后来，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势头，阿隆决定不再保持中立态度。他在戴高乐派的喉舌《自由法兰西报》上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批评。萨特说他是“戴高乐党派的哲学家”，并在电台上骂戴高乐是希特勒。两人从此分道扬镳。此时，加缪尚站在萨特一边。
1947年，萨特又宣布与《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杂志的创办人克劳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艾田蒲（René Etiemblé）及阿瑟·库斯勒断绝关系，也是因为他们批评苏联，为“反动派”摇旗呐喊。萨特认为，《零与无限》这本书有碍于革命，于是亲自撰写了《自由之路》一书予以反击。
同年，一个名叫克拉夫琴科（Kravchenko）的苏联官员投奔西方，并写了《我选择了自由》一书揭露苏联劳改营的真相。莫斯科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加以否认。路易·阿拉贡主办的法共周刊《法国信札》把克拉夫琴科事件说成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导演的骗局。1949年，巴黎法院开庭审理这一案件。据历史学家夏洛特·加香·利博特（Charlotte Cachin-Liébert）描述，法共动员了不少有名望的同路人一起造声势，包括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Frédéric Joliot-Curie），抵抗运动英雄埃马纽埃尔·达斯蒂耶·德拉维热里（Emmanuel d’Astier de la Vigerie），皮埃尔·库特（Pierre Cot），罗歇·热罗蒂（Roger Garaudy），让·韦科尔（Jean Vercors），历史学家让·布吕巴（Jean Brubat），甚至说动了坎特伯雷（Cantorbery）地区主教休利特·约翰逊（Hewlett Johnson）出庭作证。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痛斥《我选择了自由》这本书，说它通篇是谎言。开庭期间，萨特和他的女友场场出席。波伏娃认为克拉夫琴科“不可信，没说实话，唯利是图”。加缪则犹豫不决。听到劳改营之事，他很不舒服。可他又讨厌变节，鄙视此人昨天从社会主义制度得好处，今天又从资本主义制度捞油水。《局外人》的作者此时处在抉择的十字路口。
还是这个多事之秋，加缪与老友帕斯卡·皮雅断绝了关系，因为后者不满于战后的局面，关闭了频临破产的《战斗报》。皮雅后来埋怨说，当报社谴责他从持批评态度的共产主义者转到共产主义的批评者时，加缪没有挺身而出，为他辩护。加缪又一次进退维谷了。纵然他对“假历史学家们”掩盖历史过失的行为极其不满，也还没到反对共产主义的地步。而当时接连发生的事件又使他不安。他于1948年这样写道：“历史之外还存在着别的东西，比如单纯的幸福、人的激情和自然的魅力。”萨特对此坚决反对，以权威的口吻说，只存在着历史，什么都离不开政治。加缪没有被说服。别忘了，他可是记者出身。
1949年至1951年之间，还发生了另一个重要事件，即鲁塞事件，它与克拉夫琴科事件交相呼应。大卫·鲁塞（David Rousset）是个年轻的、被流放过的反法西斯人士，曾写了一本一举成名的书，题为《集中营的世界》，其中详细描述了纳粹集中营里种种令人发指的苦难。后来他同萨特一起成立过革命民主联盟。这回，他提议详细调查古拉格集中营，并把真相公之于众。法共主办的《法国信札》骂他是 “搬弄是非的托派”。萨特则当即与他划清界限，并在文章中写道：“谈论集中营的事并非我们的责任”。加缪则持相反意见：反抗固然是正义的，但革命的过失终究是过失。“人性”高于历史。
最后的决裂
加缪在1951年年底出版的《反抗者》一书中表明了这一立场。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文人们纷纷与他决裂了。首先是安德烈·布勒东，他把有“反抗幽灵”的人骂得禽兽不如，又在《街道》杂志的专刊上特约了五篇文章，口诛笔伐“周日反抗者”。至今还令人咋舌的是，其中四篇是骂加缪不读书不懂道理，第五篇则绞尽脑汁证明他的《反抗者》不过是朱尔·莫内罗的《共产主义社会学》的翻版。而莫内罗此时已经变成坚定的反共分子了。这些文章显然是一箭双雕：告诉人们，加缪不仅不学无术，还与反动派沆瀣一气。
在这之前，加缪的哲学老师让·格雷尼耶（Jean Grenier）读过《反抗者》的节选后对他说：“这回你可要四面树敌了。”加缪耸了耸肩膀，树敌多，荣誉还多呢。他希望此书成为一个转折，一个新人道主义的起点。1951年11月2日，《反抗者》问世。一时洛阳纸贵。到翌年7月，已销售了6万多册。此书受到右翼阵营的一致好评。左翼文人则群起而攻之。加缪嘲讽道：“如果右派说地球是圆的，我们难道也要否认吗？”
加缪对来自各方的批评都一如既往地格外关注，尤其是萨特主持的《现代》杂志的反应。整个冬天一片寂静。直到1952年5月，才出现了前面提到的萨特思想捍卫者弗朗西斯·让松的文章。在这篇长达20页的檄文中，让松抨击加缪打着红十字会的旗帜奉行懦弱的人道主义，斥责加缪拿罗伯斯皮尔或圣·儒斯特 这样的代表人物开刀，把路易十六之死污蔑为“令人作呕的冤案”，从而把法国大革命的“理念”贬得一无是处。加缪立刻成了众矢之的，因为他全盘否定历史上的历次革命，包括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1917年的俄国革命。他认为革命向来导致谋杀，而谋杀无论如何不具合法性。让松在文章中号召大家共同声讨加缪。
此时，正在帕纳利尔度假的加缪做梦也没想到，《现代》杂志居然提议他撰文反驳。他提笔写了16页的辩词，通篇都是冷嘲热讽，而且矛头直指杂志主编萨特。加缪在文章的结尾说，他感到厌倦，不愿再听那些“一向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文字审查官们”说三道四了。
萨特岂能容忍这等挑衅！以前在伴嘴时，加缪既可笑又有点玩世不恭；可这回不一样，太咄咄逼人了。萨特准备拿起笔杆子亲自上阵了。与人斗其乐无穷，萨特正是这样。这不，洋洋洒洒19页，一挥而就。
“亲爱的加缪，虽说我们的友谊来之不易，可我还是要为此感到惋惜……”把语气拿捏到何等尖酸刻薄的程度，萨特可是十分老道。他说加缪虚荣心受损，忧郁式的妄自尊大，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把加缪的哲学知识贬得一文不值。在他眼中，只有加缪的文笔还算过得去。但赞扬加缪的文笔是有助于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萨特在另一处这样挖苦道：“我不建议你去读《存在与虚无》，那对你来说太高深了，况且对你也没有用处，因为你一向不喜欢有难度的思辨……”站在这种居高临下位置，至少有三点优势：第一，尊贵的高师毕业生把自学的土包子打翻在地了；第二，用学术的幌子来掩盖决裂的真实原因，即政治原因。只需看看萨特所有的绝交书，就知道他一贯的政治态度了；第三点最为关键：萨特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我们知道，这位大师1952年写了《共产主义与和平》，1954年把苏联体制吹捧得天花乱坠，直到1956年布达佩斯事件时才谴责苏联，然而一边谴责还一边支持且频频出访苏联。如果加缪的哲学理论真的站得住脚，那么他不就在世人面前原形毕露了吗？加缪若非小丑，萨特就只能是白痴和魔鬼了——这便是症结所在。
正是出于此因，萨特才对加缪穷追不舍。加缪于1960年因车祸去世时，萨特一边假惺惺地称他为“为人淳朴”的人道主义者，一边还是不失时机地给他加上“头脑固执、心胸狭隘”的形容词，更没忘记重申他属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派。几个月以后，在《致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一书的前言中，萨特又毫不留情地称人道主义是“骗人的思潮”，称非暴力是“既荒唐又虚伪”，因为他的推理是：“你若不作牺牲品就一定作刽子手，别无选择。”
毫无疑问，两人的恩恩怨怨都出在哲学问题上。多年以后，萨特提到他的“朋友”时，仍是那一套老话：“在知识层面上，我们不能对他要求过高，因为他总是畏缩不前。他骨子里是个阿尔及尔的小地痞，流里流气地引人发笑……”说实话，一个人有如此持久的怨恨，有如此发自内心的鄙夷，再提友谊就有点多余了。
女人的影响及其他
萨特与加缪从和睦相处到明争暗斗再到水火不容似乎还有一个额外的原因：为女人。或许巴黎文人区著名的马里戈特（Marigot）咖啡馆的空间太小，一山不容二虎。当时人们给他俩起的绰号分别是“帅哥” 和“叼烟斗的蛤蟆”。长相的差异对两人关系的影响非同小可。我们知道，萨特在二战前就与波伏娃同居了。尽管据波伏娃讲，萨特在床上既没有激情，也引不起对方的激情，但与他有过关系的女人仍不计其数。不要忘了，那时的性解放是种时尚。波伏娃经常帮他找女人，有时甚至与他分享。萨特很像小说《晒黑的人》里的米歇尔·布朗，不能靠长相吸引女人，只好靠“嘴皮子”。也正因如此，他可以在加缪面前拍胸脯：“我长得不如你，可比你聪明。”
那么，这期间波伏娃都做了什么呢？ 她在小说《名士风流》中把萨特实际生活中的种种劣行都加在影射加缪的主人翁身上。这下可惹火了加缪。他在笔记中骂她是“下三滥”。或许，波伏娃这么做是出于女人的报复吧。我们前面提到过，二战期间加缪排戏时曾嘲弄过她。而她偏偏又喜欢他，不久便向他送秋波。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这无疑是当众挨了一耳光。更过分的是，加缪还悄悄告诉库斯特：“你想想看，她那么会嚼舌根子，事后到另一个人枕边去说你的话，后果得多可怕呀！”话音一落，说者听者均笑得前仰后合。萨特可是笑不起来。在他的圈子里，拒绝头领的女人不仅不合规矩，而且有伤脸面。好你个混蛋“帅哥”。你小子骨子里从来没把“叼烟斗的蛤蟆”放在眼里。你不是说过“真正会写爱情的作家只有安德烈·布勒东”吗？你懂得什么？你连《存在与虚无》都没读过。
大家一定还记得前面提到的抵抗运动之事吧。它原本是加缪与萨特之间友谊的开端，到后来却成了他们反目成仇的原因之一。加缪曾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抵抗运动8个月之久，事后却对此只字未提。而萨特在战争期间忙于著书立说，无论是占领国德国的审批机构，还是读者们都未曾在萨特书中看到任何有关抵抗的内容。直到战后，萨特才发现自己曾参加过抵抗运动，从此为自己大书特书，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弗拉基米尔·扬克雷维（Vladimir Jankélévitch）在文章中把加缪与萨特两人的表现作了对比，这或许反映了加缪的感觉。1945年，被加缪送到美国的萨特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和赞美，而他对“抗德英雄”的称号却未置可否。顺便提一句，他当时在美国曾险些与年轻的多萝丽斯·瓦尼蒂（Dolorès Vanetti）成婚，所以，被捧成这样的英雄还是蛮有用的。然而，满足虚荣心之后再教训别人应该实事求是就未免太过分了。实际上，萨特在加缪的目光深处看到了一种无声的谴责——对他卑劣行径的谴责。而萨特的心底是不能接受这种谴责的，所以也就不再能接受这个朋友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加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在授奖辞中这样描述自己的感觉：“我被一种真正的道德感激励着，全身心地致力于探讨人生最基本的问题。”1964年，萨特傲然拒绝了同样的荣耀，理由是“不愿意被改造成体制中人”。他于是成为唯一一个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也有评论说，萨特拒领的真正原因是加缪先于他获得此奖。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当时论战中占绝对上风的萨特是否笑到了最后呢？历史似乎已给出了答案，明眼人更会心中有数。时间有这么一种神奇的作用，它像清泉一样冲刷过去的故事。当所有的争执、愤怒及恩怨都渐渐平息之后，浮现在人们眼前的便是历史最真实的一面。
(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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