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浙大中文系

    作为现代大学制度下的一个独立组织形态的传统学科，浙大中文系的构成和发展似乎显得更为复杂：从纵向时间来看，它先后经历了“母体”孵化新的分支、又由分支复归“母体”这样分分合合的过程，由这些分分合合，它也必然派生可以想见的对分支或“母体”的不适，有一个由不适到逐步适应的过程；而就横向空间来看，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时整合了之江大学、国立浙江大学、英士大学、原浙江师院、杭州大学、原浙江大学等办学背景不同甚至差异很大的国文系或中文系，最后诸流汇聚，于1998年融入新成立的浙江大学而成为现在的浙大中文系。如果从1897年求是书院创立时延请名家开设国文课程算起，浙大中文系已历春秋110余载，倘若将1920年的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国文系视作现代意义上的浙大中文系的源头，那么它迄今已走过90多年风雨沧桑的历史。

    浙大中文系是一部精彩纷呈的大书，它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节律，自己的性格与命运。回顾往昔，也许与年龄不无关系，我听得最多、感受最深的是这样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60年代，一是20世纪80年代。对于60年代，余生晚矣，所以虽心向往之，但却无法返回那风云际会的历史现场——我主要是从我的师辈那里聆听到“老系的故事”，以及谱写中文系历史精彩华章的夏老（夏承焘）、姜老（姜亮夫）等老教授的故事，通过自己想象去打造我心中的中文系。至于80年代，我多少倒是赶上了那时的一点“尾巴”，曾真正切实地感受和体会到在走出10年阴霾之后一个老系如何老树新花，焕发昔日的青春，释放出惊人的能量；我还亲眼目睹了夏老、姜老等名师大家的风采，甚至我还有幸目睹姜老在旁人的携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上讲台，以“老马识途”的身份给大一新生进行学术启蒙，并在某个晚上叩门向他请教一个学术疑难问题，有幸听到王驾吾（王焕镳）先生讲授《韩非子》、《墨子》，与孙席珍先生多次在一个小组里讨论……

    也许是历史记忆的缘故吧，现在人们谈论中文系，讲的最多、最集中的往往就是上述这两个阶段，它似乎成了中文系的一个“传统节目”。中文系是一个特别“瞻前顾后”的知识专门化教育组织，它本身就充溢着浓重的感念情怀。也因此故，我们的不少系友似乎更认同那个时代的“老杭大中文系”，“老杭大中文系”不啻成了他们的精神圣地。而“老杭大中文系”作为现在浙大中文系的前身，它在1958至1998年这40年的特定的历史阶段，在继承之江大学国文系和老浙大中文系传统的基础上，的确以其难能可贵的两度辉煌为延绵至今的浙大中文系作出了贡献，增添了璀璨夺目的精彩华章。讲浙大中文系历史，无论如何是不能绕开“老杭大中文系”的。正是它，给我们今天中文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筑就了很高的学术平台。

    追忆中文系历史，人们自然很容易聚焦于那些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的名师大家，如刘大白、沈尹默、祝文白、马叙伦、钱基博、郑奠、许钦文、陆维钊、钱南扬、郭斌龢、夏承焘、王驾吾、沙孟海、胡士莹、徐震堮、姜亮夫、钟敬文、缪钺、孙席珍、王季思、陈学昭、任铭善、陈企霞、王西彦、蒋礼鸿、徐朔方、沈文倬、郭在贻等。自晚清起始以迄于今，浙大中文系之所以能坚守学术命脉，不为时势左右，很重要的就在于他们的引领和示范。如今，这些堪称时代中坚的名师们虽先后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知识、思想和人格却一直在滋养着后人；其中不少成果至今依然成为代表中文系最高学术成就和水平的一个“标杆”，一个很难逾越的学术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正是有他们筚路蓝缕的开拓创造，才使浙大中文系迅速崛起于东南，成为名重一时的学术重镇；也使我们今日经过努力，才有可能在原有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本硕博兼及博士后流动站的高水平的中文一级学科；从教学建制来看，从原有1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成为现在拥有汉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学、编辑出版学3个专业和1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影视与动漫编导方向的立体多层专业。

    追忆中文系历史，我们还不能忘记从这里走出去的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是他们在传承浙大中文系薪火、倾情为社会和人民奉献心血及智慧的同时，也给浙大中文系带来了良好的声誉。我的师辈不止一次地告知，他们在求学乃至毕业以后是如何得到中文系老师的循循教导和无私的关爱。及此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们中文系培养的学生中有像作家琦君（后去台湾）、翻译家朱生豪、园林学家陈从周、新闻学家金仲华等声名远播的名师大家，有遍布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政界、商界企业界等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大批领军人物和精英骨干，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师生之间的这种良好互动。

    当然，浙大中文系还须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它的传统。90多年的历史，浙学的影响，名师的垂范，使它逐渐形成了求是、求实、求真的学术传统。这一传统，在中文系的“三古”即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领域表现最为突出。对于上述的有关传统，我们今天当然要十分珍惜，但“三古”毕竟不是中文系的全部。事实上，社会时代的发展已使中文原有的内涵和功能在变化。而从中文学术发展的历史、现状来看，传统的“三古”也需要在方法论和思想观念上有不断的创新和突破。同样的，新兴学科的成长，也总是在不断探索中建构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学术生产和运思方式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浙大中文系一些新兴学科——先是文艺学，嗣后是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现代语言学、影视文学、编辑出版学等应时而起，有的还于传统的“三古”之后相继建立了博士点；与此同时，传统的“三古”也出现了一些新变，一向比较推崇实证考据的他们也开始既考又论。1999年中文博士后流动站和2000年中文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建立，对中文系来讲意义非同寻常。它标志着浙大中文学科建设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已初步形成了古今会通、中西兼融、语言与文学并包的多元立体的格局。在研究方法上，开始蕴生并呈现了新兴学科“历史化”与传统学科“现代化”的研究态势。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认为传统的“三古”依然是我们的强项，这个长期累积的优势特色不能丢。当然它应与其他学科平衡协调地发展。

    浙大中文系有过辉煌与荣光，也不乏坎坷与落寞。在近十年来，特别自1998年四校合并、结束分分合合回归“母体”以来，在新浙大的总体格局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长征”。一方面，中文系在经历的“回归适应期”的过程中，在全系同仁和广大系友的共同努力及积极支持下，在教学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成就；另一方面，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市场化的大环境，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冲击。中文系在艰难的语境下左冲右突，谋求自己的发展之道，表现出了一个老系应有的顽强和执著。不必讳言，浙大中文系当下的确碰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面临的生存处境也有些尴尬。但我们无须杞人忧天，90多年浙大中文系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困难和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看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对困难和问题的认知以及解决它的决心和办法。只要我们努力去做，做到了，没有什么困难和问题不能克服，能阻挡住我们前进的脚步。对中文系来讲，从来就没有迈不过去的门坎。过去没有，现在和将来也不应该有。

    北大中文系前些年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应对新形势的策略，叫“守正创新”。我想在这里不妨借而用之，作为参考。以我个人之浅见，中文系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除了大的文化生态环境等超出我们能力和范围等原因外，就我们学科自身的角度来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而中文系要“守正创新”，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发展，有大的作为，也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反思，寻找浴火重生之路：如何面对整个社会世俗化、教育市场化、学术评估指标化的生存环境，力戒浮躁，真正按照教学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学术研究规律和学科建设规律办事，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何协调西方学术方法与中国传统固有学术的关系，在继续保持传统“三古”优势的同时，根据时代发展和现有的客观实际，凝炼适合中文系实际的兼容中西、打通古今的学术方向，寻找新的学术突破口；如何探寻在尊重学术多样化和个体独立性创造性的基础上，融个人与团体于一炉的有效的新的学术运行机制，推出整合团队整体综合力量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在主流的学术圈子里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如何积极创造条件，加大横向文化传播的力度，寻找跨文化跨语际跨学科的对话交流，使中国文学文化不但能“走出去”，而且“走得好”，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和纵横驰骋的天地；如何在关注自己专业、练好内功的同时，介入当下社会改革与国家文化思想建设，发挥作为重点大学人文学科应有的“思想库”和“文化智囊”的作用，等等。上述种种，现成的结论和做法显然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但它的价值和魅力恰恰也正在于此。只要我们用心去探索、尝试和体验，相信总会有收获。未来的成功，从来都是属于它的探索者的。

    在即将结束这篇序言时，我想起了一位年轻同事与我讲的一段话，他说：每一代学者似乎都有一个宿命式的拐点，对于民国年间的教授们来说，抗战是一个转折；对于由民国进入新中国的教授们来说，解放是一个转折；对于吴熊和、王元骧直到你们这一代教授们来说，“文革”是一个转折；而对于我们四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来说，80年代后期的政治风波直至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的启动则是一个转折。每一次转折都是对学术和思想乃至教育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说他所说的是契合中文系几代人学术思想实际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学术与世俗”或者说是怎样在世俗化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继承和发扬中文系固有的求是、求实、求真的学术精神，看作是考量新一代中文学人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呢？显然，这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年轻一代，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相信年轻的一代借助前辈的经验、智慧、思考和探索，会做好这个课题的，而且比我们这一代做得更好——不仅把中国文学文化传承下去，而且传播出去，使之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现在四十岁左右以及更年轻一代的新的学人象征和代表着浙大中文系的未来，时代对他们提出了不同于我们的新的、更高的要求。我相信他们是不会辜负时代对他们的期待的，他们应该而且完全有能力把浙大中文系引向更加多元、更加开阔、也更加美好的未来。 

    （该文晞作者为《浙江大学中文系丛书》所撰序言，本报有删节。该丛书2011年10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