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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于清，这是历史事实。从这个事实，人们又普遍生出一种看法：满清是明朝不共戴天的仇敌；正如金人是北宋的仇敌，蒙元是南宋的仇敌，抑或日本是近现代中国的仇敌。清末民初，以及抗战时期，都曾用民族主义情绪渲染这段历史，抒发亡国之恨。
较通俗的例子，如欧阳予倩先生名剧《桃花扇》。1957年，他忆其源起：
一九三七年初冬，抗日战线南移，上海沦陷，我怀着满腔忧愤之情，费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把《桃花扇》传奇改编为京戏。……我突出地赞扬了秦淮歌女、乐工、李香君、柳敬亭的崇尚气节；对那些两面三刀卖国求荣的家伙，便狠狠地给了几棍子。……福王，我是把他作为一个昏庸的傀儡皇帝来处理的。四镇武臣如刘泽清之流，拥兵自重，睚眦必报，毫无抗敌之心而投降唯恐落后。……把以上的一些人物在那个时间搬上舞台，还是有些作用的。像这样的戏，在那个时候演出，影射时事在所难免……
此戏先写成京剧，1946年底改话剧，1963年再拍为电影，跨越数种艺术样式，影响当然可观。它是在孔尚任同名作基础上改编而来。读一读孔氏《桃花扇》，可明显看到两者间主题大变。孔剧所表，乃正邪之辨，或曰“君子”、“小人”之别；在欧阳予倩那里，此亦为一线条，却退居次位，焦点乃是民族大义与爱国情怀。欧阳予倩承认，他是将剧中故事比附于抗日现实；换言之，1644年弘光政权与满清之间，与1937年中日之间，颇能令人触景生情。
这种解读，非欧阳予倩所独有。实际上，明季历史自晚清重新引起注意以来，基本便负载着民族主义话语，也被用为这种历史资源。不单史学家由此着眼，政治家也乐于这样激发民众。同盟会有十六字纲领，其中的八个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完全取自明太祖北伐宣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二者所差，一字而已。由这番历史勾连，“明末遗恨”隐然指向“中华”的得而复失，和“胡虏”的卷土重来，明清鼎革于是被提取为一段悲情史，以发挥激醒现实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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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时代，没有我们现在的国家观念。我们认为，国家高于一切，任何人不得凌驾于国家之上。而古代宗法关系中，“朕即国家”，国是家的放大，君犹父，君主是这大家庭的家长。循这种关系，帝制国家伦理对罪恶、仇敌的认定，以“危我君父”为第一顺序，此种人、事或势力，才是全体臣民不共戴天之敌。而1644年，逼死崇祯皇帝的是李自成，不是满清。在这过程中，依礼法论，后者不但无仇，反倒有恩。它出兵与李自成决一死战，将其赶出紫禁城和北京，解除了明朝宗庙社坛继续为其所窃据、凌辱之耻。
因此，虽然自崇祯即位之初，虏、寇就并为两患，明朝久为两者同时夹攻，但此时此刻，明朝的仇敌是“寇”，不是“虏”。对于后者，明朝如果不加感激，至少没有理由视为敌人。就好比父亲被人害死，自己没有能力雪恨，多亏一个邻居施以援手，方替自己出了这口恶气，末了自己反对别人怒目相向，这叫什么？这叫“以怨报德”。
这种逻辑，任何现代人岂但接受不了，更觉匪夷所思。作为经过民主思想薰陶过的我们，对君父至上、爱君甚于爱国的是非观，只能斥之“咄咄怪事”。但是，回到1644年，这种是非观不仅不是“咄咄怪事”，反而无比真切，人们正是通过它来指导判断，决定言行。而且，不单明朝的态度为其左右，满清当局的举措同样处处以此为考量。
在满清方面，对于入主中原一事，显然经过极精审的计划。他们透彻研究了中国的伦理体系，深知如何获致权力合法性。单说以武力推翻明朝，他们早有此能力，却一直在等待真正合适的时机。当李自成作为造反者攻克北京、逼死崇祯皇帝时，满清意识到，最理想的时机出现了。入关后的事态，也继续证明满清当局有既定、成熟的政治战略。他们倾其兵力，一路向西追歼李自成，对黄淮以南的明朝则置之不问。他们尽可能地为自己捞取合法性，以便最终向中国臣民证明其君父大仇是仰赖他们方得偿报，乱臣贼子是由他们亲手化为齑粉。在北京，他们还为崇祯夫妇正式发丧，令其入土为安。第二年，当清军携带着李自成殒命的成就出现在黄淮北岸时，他们已经站在伦理制高点上，俯视着南京。
此亦即多尔衮1644年8月28日（旧历七月二十七壬子）致信史可法时，何以能堂而皇之指责明朝：
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荼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界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夙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枭獍。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耕市不惊，秋毫无扰。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连兵河溯，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国家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国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贼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
我们可以说多尔衮此信蛮横霸道，有些内容很是无赖，然而却不能否认，在伦理上它无懈可击。这一点，明朝方面也无力辩驳。史可法复信就不得不说，满清入京后一系列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半跪，单膝着地）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吏科给事中熊汝霖上疏，议及多尔衮之信，颇感其先声夺人，令本朝处境尴尬：
闻卤有谩书，以不葬先帝、不讨逆贼为辞。使彼果西入，而我诸镇无一旅同行，异日何以藉口？
替多尔衮捉刀的，显然是汉族文士，对礼教条理谙而熟之，所谓以彼之道还治彼身，用中国纲常质问明朝，刚好捏住后者软肋。明朝虽然首都为其所占，国土为其所分，一时间，却好似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且不说南京自身有成堆的问题，局如乱麻，就算它政治清明、可以有所作为，只怕暂时也不便以清为敌，行“恩将仇报”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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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看待甲申国变之后时局，目光都会首先投向闯进国门的满清，视此为当务之急。但在明朝人眼中却刚好相反。这是因为，在问题的先后次序上，古人观点与我们不同。
崇祯时期，“寇”“虏”并称。而甲申之后，先前并称的两患，实际暂时变成一个——“寇仇”瞬间无比放大，“虏患”不仅相应冲淡，更因满清击退李闯而客观上有惠于明。此时明朝对满清，即不像史可法所言当真抱有“感恩图报”之心，起码也感觉稍释前嫌，所以举国上下之所痛，俱在李闯一端。
对古人这种心态，我们会感到怪异，不合口味，不知他们哪里出了问题。但若换位一想，原因也不难找到——古人欠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心理、国民意识。
地理大发现和形成民族国家意识之后，对于现代人来说，“内”“外”是分量极重的概念，只要面临外侮，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总是第一要义。而仍处“国家”与“天下”相混同意识之中的明代，“内”“外”的概念，不是没有，却远不够强烈，更非第一位。先前讲到申包胥一例，揆以现代观念，多少有“里通外国”之嫌，当时却并不苛求。春秋战国，偶然也有屈原那样的“爱国者”，但更多的还是伍子胥、商鞅、韩非子、苏秦一类“客卿”，他们替别国乃至敌国工作，完全没有“内”“外”观念。汉以后，华/夷之分渐趋强烈，但主要从文化、礼俗层面论之，还没有（亦不可能）达到如今的民族国家层面。对于遭受丧君之痛的明朝人来说，要求他们和今人一样，在闯进关来的满清面前，民族危机感立即上升到第一位，转而与逼死崇祯的李自成泯其恩仇、修其和好、一致对“外”，这是19世纪末以后才有可能的情形，17世纪中叶无以致之。我们已反复讲过，甲申三月十九日以后明人的“国恨家仇”为何是李闯而非满清的道理，那道理虽全然不合我们口味，却是历史实境真况，回避不了，否认无益。
现在我们便去了解，当时情境下一般明朝子民的反应。
小说《三言》的编者冯梦龙，是这一过程中的历史当事人。作为当时活跃、敏感的出版家，他很快推出一部时事文献集《中兴实录》，具体出版时间未详，但从所收文章内容看，书出于弘光年内当属无疑。该书点校者这样说：“《中兴实录》辑弘光朝部分奏疏、公告而成，确凿有据，为研究弘光朝史实，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其实，该书尤为难得之处，是辑有不少民间言论，以冯梦龙自己说法：“因里人辑时事。”欲觇南明一时民意，此适为佳本。
书中收录苏州、松江、常熟、嘉兴等处，士民个人或集体因国变而发表的倡议书十余件，矛头一致对准“贼”、“寇”。如“主辱臣死，岂主死尚可臣生，国乱臣忠，有忠臣岂容国乱”，“立此盟誓，告我同仇，必使敷天缟素，三军衰墨，以灭贼之日，为释服之期。”“逆贼凭陵，肆犯畿阙。镜簴失守，庙社震惊。致先帝饮恨鼎湖，母后痛心椒殿。凡为臣子，莫不切齿裂眥，欲刃贼腹，斩灭之无遗种。”最具代表性的，为以下《讨贼檄》：
逆贼无天，长驱犯阙，主忧臣辱，义不俱生。泣血勤王，冀灭此而朝食；毁家殉国，忍坐视以偷安。但苦无饷无用，空拳奚济；若能同心同力，举义何难？……义旗迅指，誓清西北之尘，忠勇传呼，奋吐东南之气。承邀灵于天地，决无圣主不中兴；祈默祏于祖宗，岂少忠臣共光复。敢告同志，速定合谋。
检阅其文，难觅以“北虏”为仇为敌之声。今人面此，不免失望的同时而以为古人不知“爱国”。非也，古人不是不爱国，只是爱国在他们，与我们不属同一语义。他们的爱国，归结于爱君；爱君即爱国，君仇即国仇。所以，“以灭贼之日，为释服之期”，“义旗迅指，誓清西北之尘”，在明代中国人，这便是最高的爱国。由此我们也提醒自己，到古人那里发掘爱国精神资源，要格外当心这种歧义，否则，很难不有所误读。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朱由崧《登极诏》这一表明朝廷方针的重要文件里，我们只见以“灭寇”为使命，不见“驱虏”之类字样。所谓“三灵共愤，万姓同仇。朕凉德弗胜，遗弓抱痛，敢辞薪胆之瘁，誓图俘馘之功。”那个“馘”字，仅指李闯。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1644年，明朝认为国家危难仅为内部“匪乱”，而非外族“入侵”。现代人接触这种情形，很难不产生反感；由于反感，又很难不在对明末的读解中，掺杂现实的联想。抗战时期，人们大概就是基于这样的联想，重解重写《桃花扇》的。比如，把弘光朝只谈镇压农民军不谈抗击满清，与“攘外必先安内”相勾连；或，用投降/抵抗、卖国/爱国等现代情感价值，套论弘光间的人和事。这是从批判的角度，还有相反的，从歌颂角度混淆古今。我就读过某《南明史》，谈及永历时明军与李自成、张献忠残部合作，盛赞为基于民族大义同舟共济，殊不知那是经过乙酉之变，明之大敌业以满清为首要的缘故；和弘光间计划与满清联手打击李闯一样，这也是时势所致，没有什么现代意识形态可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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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朝对清政策的出台，需要交待一下背景。
朱由崧登基，南都大局既定，有关北事，久无片言。朝中相持不下、往复争讼者，全在党别派系。持续瞩目、跟踪满清动态的，仅史可法一人。他受“定策首功”马士英排挤，在朱由崧即位第三天（五月十八日乙巳），即于御前陛辞，开府扬州，督师江北。置身前线，或许是他认识较为切实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还是责任感。
六月初，满清开始有所动作，向山东派遣巡抚。史可法很快向朝廷报告，指出：“恢复大计，必先从山东始。”提出派巡按御史王燮可至山东。对此，《国榷》仅记“章下吏部”，没有下文。六月末至七月初，满清异动频频，“清虏易我太庙主，奉高皇帝主于历代帝王庙”（将朱元璋牌位请出太庙），“清虏命李建泰招谕凌駉，授巡抚”，“清虏命固山额真同平西王吴三桂下山东”，“清虏下青州，东昌、临清皆降”。史可法的应对，是支持山东的民间抵抗。他请朝廷对“山东倡义诸臣张凤翔等”予以委任。因为是空头支票，这次，朝廷不感到为难而爽快同意，“命次第擢用”。
比之于分散的措施，史可法最关心的是方针大计，而这竟迟迟阙如。他以一道《款虏疏》，专论此事：
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从旁有牵我者，则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从旁有助我者，则寇之势弱，不待智者而后知也。近闻辽镇吴三桂，杀贼十余万，追至晋界而还。或云假之（“之”，《中兴实录》作“虏”）以破贼，或云借之（同上，原为“虏”）以成功，音耗杳然，未审孰是。然以理筹度，宁（辽东都指挥使司宁远卫，今辽宁兴城）前既撤，则势必随以入关，此时畿辅间必不为我所有。但既能杀贼，即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释前嫌，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指李闯），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敌兵（《中兴实录》作“今胡马”）闻已南来，凶寇又将东突，未见庙堂议定遣何官、用何敕、办何银币、派何从人，议论徒多，光阴已过。万一北兵至河上，然后遣行，是彼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彼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既示我弱，益见敌强（《中兴实录》作“益长虏骄”），不益叹中国之无人，而自此北行之无望耶？乞敕兵部即定应遣之官，某文某武，是何称谓，速行覈议。
此疏《史忠正公集》未著日期，依《南渡录》，当写于六月下旬，从某些内容（如“音耗杳然，未审孰是……则势必随以入关”）看或更早。
虽然消息还有些含混，作者却已凭藉出色的研判力，对局面给出恰当分析。基本认识，颇与凌駉不谋而合。同样认为满清对李闯作战，客观上替明朝报了仇，应以此为重，因势利导，暂释前嫌，将其兵锋引向李闯；指出，如不及时明确政策，可能导致满清南下与明为敌，造成李闯死灰复燃。
正如标题所示，奏章最重要的内容，是提请和敦促朝廷派出使团前往北京，与满清正式谈判。他根据某些迹象警告说，如果清兵已经逼近黄河，事情或将不可挽回。正是这一警告，引起南京高度重视，朱由崧“命速议北使事宜”，不久，“召对阁臣高弘图等”。
有关这次召对，《款虏疏》之外，我们再补充一个背景。
《国榷》等记述，六月初九辛未，满清“驰诏江南”。这个文件，相当于《告江南人民书》，首次全面阐述了满清对明政策。首先，它用“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灾恤患者，邻邦之义”一语，概括三月十九日以来的事态，以此为目前两国关系基调。其次，申明在此过程中清国的恩德：“我大清皇帝，义切同仇，恩深吊伐。六师方整，蚁聚忽奔。斩馘虏遗，川盈谷量……为尔大行皇帝缟素三日，丧祭尽哀。钦谥曰‘怀宗端皇帝’，陵曰‘思陵’，梓宫聿新，寝园增固。凡诸后妃，各以礼葬。诸陵松柏勿樵。”随后对弘光新朝，示以谅解、共存之意：“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并表示愿与明朝合作，“各勦勍旅，佐我西征”。
曾有作者质疑此件，以为与满清“统一全国”战略不合，应为赝伪，抑或虽有起草却并未正式发出。此聊备一说，然而，政治、外交从来如博弈，棋无定形，着法尚变，未必拘泥。即如以上诏书中所谓对李闯与明朝同仇敌忾，又何必果信？就在1644年初，满清当局还曾致信李闯等各地农民军首领：“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同理，此时满清对明示好不仅可能，作为缓兵之计、麻痹战术恐怕还甚有其必要。
对方已表态，这边不能假装听不到，何况对方姿态看起来还超出预期，使南京愿意回应。总之，在史可法奏疏和满清公开信的背景下，明朝结束新君登基以来未对满清表明态度的局面，在朱由崧主持下，拿出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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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三日御前会议，形成如下结果：决定正面呼应满清，双方“通和讲好”；为此，组建并及早派出使团，出访北京。在这基本对策下，还研究和明确了许多细节问题：
一、决定对满清进行经济补偿，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助我剿寇有功，复应劳军若干”，即其入关作战的军事耗费补偿；二是未来每年的“赏赐”及定额，答应崇祯三年标准之上逐年递增，“每量增岁币十分之三”，并且补足历年所欠之款（崇祯三年后因边衅停给），不过这项钱款的支付，附有以下说明和条件，即眼下“物力未充”、暂不付与，同时须“俟三年马匹不犯”。
二、考量在“国书体裁”中，亦即作为官方正式口径，对满清君主以何相称。“景泰中曾称‘也先可汗’，或‘可汗’，或称‘金国主’，宜会议。”留待进一步讨论。
三、交涉时，本朝使节所持礼仪。“今彼据燕京，称帝号，我使第不至屈膝，即是不辱命，全天朝礼。”曩往，大明居帝尊，以女真为臣属。眼下后者称帝，明朝无力与之计较，只能退而求其次，至少不被以臣属相待。
四、对使节的授权。主要是赔偿（“赏赐”）额度；规定使节“到时可议”，即允许有一定弹性，具体是“十万上下，听便宜行”，但“十万以外太多，必须驰奏”。
五、将经济赔偿与收复失地挂钩。会议提到，为防止“卤先勒银币，然后退地”，给钱之前，双方应该“歃血誓盟”。不过，这方面准备达到的目标，史料中没有很明确的结论。起初说法是：“如议分地，割榆关（山海关古称榆关）外瓯脱与之，以关为界。”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有明室陵寝，“若议榆关内，则山陵单弱，何以安设备守？惟不妨金币优厚”，所以希望用多给钱的办法保住北京。不过，后来明显觉得这不太可能，高弘图说：“必不得已，山东决不可弃，当以河间为界。”亦即对于未来边界，明朝打算最多让步到冀鲁之间。但这究竟仅属高弘图个人意见，还是会议的结论即是如此，尚不清楚。
这些内容，必然引起争议。工科都给事中李清质疑，谈判如若有成，恐怕明朝反受其害：
未得，而我之酬谢穷；既得，而虏之征求何极？昔寇准遣曹利用款辽，曰：“尔所许，过三十万则斩汝。”然未几复益至五十万，积渐使然也。……民穷而饷匮，饷匮而兵枵，兵枵而卤突，情见势屈，恐江南已骚然靡敝。
他的忧虑未为无理，以当时态势言，则并不在点子上。除非明朝有把握战而胜之，将满清驱回关外，否则，“以金钱换土地与和平”其实是比较经济的办法，因为战争消耗显然将大大高于赎买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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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是了解弘光朝的好材料。我们由此知道，它打算“以币乞和”，并准备在领土问题上对满清让步。不过，除了看得到的内容，还有深度解析的必要。倘若足够细心，会发现某个议题的缺失。先前，无论在凌駉建议、史可法奏章还是满清文告中，我们都曾见到一个共同内容，即：明军西进，与满清联合追剿李自成。这个问题，在御前会议有关记述中只字未提。
需要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关系着什么。在满清而言，它把入关与李自成作战，揽为义举，并一直藉此从名誉上打压明朝。它主动提议与明军共进恐怕不是出于真心，而是料定明朝做不到这一点，打道义牌，从而彰显后者“不忠不义”。而凌駉、史可法等明朝有识之士强烈主张西进，正是看到这一点，史可法曾在另一道奏疏中忧虑地指出：“虏假行仁义而吾渐失人心。”与此同时，他们认为联清西进，具有战略价值。凌駉称之为“名为西伐，实作东防”；史可法指出，这既可“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又兼收阻“胡马南来”、防“凶寇东突”之效。再有，是否迈出西征这一步，根本而言关乎“恢复大业”。史可法等深知，当时整个朝政窳窆百现，积重难返，谁都无法使其有全局的改观，于是希望借西征启其一端，令“不急之工、可已之费，一切报罢；朝夕之宴饮，左右之献谀，一切谢绝”，振奋精神，扭转“偏安”思维，将朝政纳入“恢复”正轨。
反观御前会议，独独对西进不着一字，也就明白南京主导思想上无意于“恢复”。这才是弘光政权的死结。
我们现代人一见“乞和”、“割地”，往往痛心疾首，以为大慝。但在古代，这并非想象得那样严重。古代不存在严格的国际法体系，盟誓、条约有一定约束力，可是真的加以无视和撕毁却也不算什么，没有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庭之类居中仲裁、估衡罪责，争端最终还是由实力来解决，我们看春秋战国间，那种不断盟会又不断毁弃的闹剧，正不知有多少。17世纪中叶，起码在中国，依旧如此；今日予之，却不妨于条件发生变化的明天，重新夺回来。
六月二十九日召对，令人印象深刻处，不在于讨论了对满清的赔偿与割地问题，而在于对西进问题完全不提。假如明朝一面着手与满清媾和，暂屈大丈夫之所当屈，一面顺势而动，整顿兵甲、驱师西进，我们对局势的解读，尚能于消极中捕捉一丝向积极转化的因素，对未来则尚有想象的余地。那一缺失或消失，不单证实了来自满清的判断，也向历史证实，这朝廷确已自弃希望，彻底不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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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朝廷，国都失陷，疆土分裂，君主自尽。然而，它什么也没有做。
这个朝廷，拥有最多的兵力、最富的区域、最先进的生产力，论有资格打仗与打得起仗，无人能及。然而，从头到尾它没打过一场仗。
也不尽然。它打过仗，一场大仗。却并非对外，而在自己内部，聚集数十万兵力、满腔热情打了一仗——同时也是最后一仗。
十余年来，“寇”“虏”并称。前者是深仇大恨，一经提起，咬牙切齿。后者是心腹之患，如虎狼在侧。可甭管“寇”、“虏”，明朝竟然都不曾对它们伸出哪怕一根手指头。
两者当中，对为己复仇的某方，如前所说基于道义或策略的缘故，暂不招惹，也还罢了；奇怪的是，对明明有血海深仇的另一方，也不加一矢，让别人“全权代理”，自己却只作璧上观，俨然看客，若无其事，嗑着瓜子、啜着香茶，在戏院中看得津津有味。
这样无法理喻的一幕，除了甘坐等死，委实没有其他说得通的理由。然而，求生不是本能吗？就算濒死，凭着本能也总要挣扎一下。可弘光朝却仿佛懒得挣扎，抑或不屑挣扎了。
朱由崧登基满两个月时，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对时事加以点评：
两月来，闻文吏锡鞶（“锡”通赐，“鞶”为官员腰带，这里指升官）矣，不闻献馘；武臣私斗矣，不闻公战；闻老成隐遁矣，不闻敌忾；闻诸生卷堂矣，不闻请缨发。如此日望兴朝之气象，臣知其未也。
这是弘光朝现实的基本图景，从开始到结束，一以贯之、从未稍变。朱由崧登基两个月如此，一年后还是如此。而且，这样的状态无须敏锐才能发现，大家都看在眼里，所以类似章正宸那种批评、提醒、谏劝的奏章，不断涌来，比比皆是。但却没有任何触动，朝政宛若一潭死水，纹丝不动，形同鬼域，寂蔑得骇人。
也许，确实朽烂透顶了，已无一丝可致振作的气力。但又不尽然。我们分明看到史可法、左懋第、凌駉、高杰、祁彪佳……的存在，他们所体现的精神力度，不必说在明末，置诸任何时代，都是可以撕裂夜空的闪电。国变以来，明朝并不缺乏伟岸人格，并不缺乏英雄传奇，并不缺乏滚烫心灵，我们甚至要说，从弘光到永历，明朝整个最后尾声阶段，这种人和事的涌现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多。然而，那些悲壮、惨烈的故事，似乎只是见证了个人品质的优卓，对于时代，对于历史整体，却毫无意义。
作为后世观察者，我们感觉到一种吞没，一种虚空，一种无解之死。在我们眼前，明末展示出来的黑暗，远远超越了黑夜的层次；它是黑洞——黑洞，是一种引力极强的天体，就连光也不能从中逃逸。关于明朝的灭亡，至少笔者无法看成外族入侵的结果。它消失于自体内部一种浑沌、无形却能吞噬一切的力量，一种“物质塌陷”。历史上，当黑暗积累得太久，就能够生成这样的自我毁灭的能量，而外部的推动，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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