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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陈雨露（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著名金融学家）
■访谈人：胡 娟 沈 健（本报特约记者）
读书报：作为一位著名学者和大学校长，您对您所在学科领域和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如何认识？据您了解，国外学者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科研水平有何评价？
陈雨露：就我所在的中国金融学科来说，近10年来国际关注度快速上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上升，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应对危机的出色表现。无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风波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备受冲击、风雨飘摇之际，中国应对危机措施得当，在把不良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同时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西方学界在感到好奇的同时，开始反思并逐渐认同中国理论界作出的贡献。这说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已经为国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开始对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产生影响。
同时应看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还不相称。在以西方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为主流的学术评价体系中，中国学者的表现并不突出。比如，国际高水平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上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不多，近年人文社会科学中国学者群中也没有出现能够为国外学界高度认可、影响世界的大师级人物，尽管有的学者在国内的影响力很大。众所周知，经济成功的背后必定有成功的理论支撑，如此重大的成就没有雄厚的理论积累和支撑，这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西方学者以矛盾的心态观察中国，探索中国，讨论中国，这本身就说明中国学界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
因为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的程度不高，西方学界也在反思，现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学术评价体系是否科学，是否存在与社会发展实际相脱节的问题。当然，客观上讲，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还没有完全融入到现有的国际体系当中，这既有英语能力不足和对西方话语体系不熟悉的原因，也存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甚至差距。因此，在现有的学术语境下，迫切需要面向世界来展现中国学者的研究实力，传递我们的发展理念，尤其是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成就。
就金融学科而言，我所接触到的西方经济学经常谈到这样一个悖论：西方产生了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却总是危机不断，而中国的金融理论研究看上去好像不如西方科学，但在指导实践时却总能化解危机。他们已经认识到对现有学术评价体系改革和调整的必要性。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出去”，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需要我们主动融入和利用现有国际学术体系，努力把我们优秀的成果介绍给世界；另一方面是中西方学者要共同对现有体系进行改革和调整，使之更加适应现实世界的变化，更加全面反映不同文化背景和发展模式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成就。
读书报：有西方学者认为，正是因为中国金融体系的相对封闭、金融理念与金融创新的相对落后、与世界金融市场的相对疏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金融市场。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陈雨露：持有这种观点的西方学者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与世界接轨的金融市场受到的影响较大；但因此就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封闭体系，因而受到的影响小，这种观点过于简单。2008年金融危机给中国股票市场造成的影响非常大，股指由6000多点大幅跌落到2000点左右，跌幅比西方世界的股票市场还要大。外界认为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主要依据是在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业一直保持稳定和竞争力。我认为，中国金融体系受危机影响较小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市场封闭，而是2003年开始，中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银行体制改革。
2003年，中国针对当时银行体系存在的问题，借鉴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和金融理念，与国际资本市场对接，在充分考虑国情的情况下，创造性采取将外汇储备补充银行资本金、剥离不良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革等措施，初步建立了现代银行制度。这些措施很多是没有先例的，完全是自己想出来的办法，最终实现了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等银行的海内外上市，探索出一条既能够解决中国银行业历史性问题，又符合西方商业规则的新路子。
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解决问题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方法，并能将这种方法较好地贯彻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当中。首先，有效利用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思维和效率精神；其次，充分发挥我们制度的比较优势，保持国家对金融风险的控制力；最后，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创造性地融入到我们的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和发展理论中，提出渐进平衡的、包容的、和谐的发展理念。总之，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对西方文明的有效借鉴吸收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弘扬，三位一体融入到现代经济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是非常重要的。
读书报：就目前来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怎么扩大现有影响力？怎么算是“走出去”了？“走出去”的标准是什么？
陈雨露：“走出去”可以分三个阶段：了解世界，影响世界，领导世界。
首先，现阶段讲的更多的是了解世界。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要掌握现有学术规则，利用现有学术体系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更多成果，把经过实践检验的精品之作推向世界。在此过程中，首先要克服语言能力障碍，加快培养国际化人才和高级翻译人才。
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翻译的推进方面遇到一些阻碍，翻译的作品在国外很难被接受。对中国学者来讲，在海外发表成果存在语言障碍、西方意识形态、发表周期等问题，这些都会影响到海外发表。在信息时代，其实可以考虑充分利用网络的便捷功能，制作一流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英文网站，把中国最好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整体推介，效果会更好。
读书报：我曾和一位美国学者交流过，问他自己为什么不愿意看中国翻译过来的书籍，当时他告诉我，我们翻译过去的东西，很大一部分都是对西方理论的阐述，在方法和基本理论上没有什么创新和优势，西方学者自然不会感兴趣。
陈雨露：西方社会也是分阶层的，分精英和大众两个阶层。当前人文社会科学“走出去”，面向的对象不仅是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还有大众阶层。精英阶层的价值取向比较牢固，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接受我们的文化比较困难，只能循序渐进。
相对而言，面向大众阶层比较容易，因此，先影响西方社会的大众，再通过社会大众去影响精英，可能是比较有效的路径。目前，孔子学院在国外发展得很好，即使孔子学院的课程还没有被纳入西方教育的必修课程体系。汉语言培训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方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很多机会，大背景决定了汉语在国外必然越来越受到欢迎。与此同时，在手段和路径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众精品还比较少，电影、动漫、传统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作品对外部世界影响还不大。
其次，我们要影响现有的国际规则体系。比如在金融领域，国际金融组织现在已经有中国人担任高级职务。我们要团结其他金砖四国共同推动国际金融规则体系的改革。重要的是，我们应主动推出一批专家学者走向世界，向西方介绍他们的思想和成果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目前，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远远不及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我们与其没有重点地推出一堆东西，还不如重点把我们最优秀的学者推向世界，通过他们来影响国际规则。
最后，在未来多极世界和多样文化中，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要从哲学层面为价值观、人类观、世界观奠定学术思想基石，这是一个比较难的命题。当前，世界面临着新的文化复兴的任务。一方面我们反对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价值普世化，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也存在传承创新问题。我们提出的建设和谐世界的文化和价值基石是什么？这个基石不仅仅产生于中国，而需要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在此过程中，文化共融、共生、共鸣，人类实现共赢、共荣、共兴，如果没有价值观和思想方法作为基石，和谐世界的确很难实现。
中西方经过历史的轮回，今天又要回到一个平等对话的起点上，世界的本质没有变，但文明并立的方式发生了改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对话交流便捷频繁，这是一种密切接触的并立，要找到能够和谐相处的平衡点。所以，我们不仅要把自己独特先进的文化观、价值观介绍给世界，还要有能力告诉世界这个平衡点在哪里。今天，其实我们还没有作好这样的准备，比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亟待完善，这不仅是一个语言翻译问题，而是必须要通过深入研究，对其进行凝练，实践、再实践、再凝练，并使其深入人心。这些都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沉下来做极其深入的基础性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工作。
中国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事物有时候存在矛盾，两者的融合需要平衡。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三个词如何统一起来。就目前情况看，凡是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都是统一起来的，统一起来才是合理的。究竟用什么思想方法来统一，与以前没有统一起来有什么差异，如果能把这些大的问题讲清楚，西方学者还是会信服的。
读书报：目前国家非常重视“走出去”，就您看来，政府应该怎么定位，是应该“有为”还是“无为”？学者、大学和科研机构又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陈雨露：中国是后崛起国家，从历史上看，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后崛起国家普遍遵循国家主导的追赶模式，中国也不例外。人文社会科学“走出去”是国家“软实力”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战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崛起过程中要完成赶超同时避免冲突，只有文化经济相互配合才能达到目标。一个国家和民族崛起后保持领先优势，同样需要两者相互支撑。
国家在其中可以发挥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作用，主要体现在战略决策、路径选择、资源保障、宏观调控等方面。这几个方面也只有国家有能力实施，任何个人和社会组织都很难做到。
从学者、大学和科研机构来讲，首先要发挥智库作用，为国家“走出去”战略提供基本的分析判断和方案选择；其次要充当“走出去”的先锋，学者是民族的精英，他们“走出去”对国家“走出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学者在实践当中要及时总结反馈，为政府调整政策提供建议。
读书报：您认为当前人文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陈雨露：国家的“软实力”取决于“硬实力”。对中国来讲，未来10年至关重要，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等艰巨任务，实现了这些目标，必将奠定坚实的硬实力基础。从世界历史上看，1890年代到1920年代左右，是美国的“进步时代”。当时的美国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很相似。美国人民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完成了三件大事：一是完成了工业革命；二是初步确立了美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国家发展模式，制度上进行了大幅改革；三是经济总量上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也正是因为前两个方面奠定的基础，才能顺利完成第三个任务，并将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保持至今。
中国正在形成社会精英阶层，但与社会民众相处并不很和谐。目前存在的仇官、仇富情绪令人担忧，社会阶层的对立将导致很多负面问题，进而影响经济发展。中国要实现既定目标，必须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根据预测，按GDP每年增长5%，人民币兑美元每年升值2%计算，到2025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并成为真正的科技创新型国家，一举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经济发展将保持竞争力，中华民族的复兴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到来。参照“美国进步时代”中的历史成就，中国目前面临最迫切的任务是要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国家发展模式，在此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总之，解决好了上述问题，未来15年将会成就“中国进步时代”。
读书报：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文化“走出去”，关于走出去的形式您有什么建议？
陈雨露：“走出去”既要由国家主导，又要春风化雨，于无声处，采用政府推动和民间前行的路径可能效果更好。
要在电影、动漫等艺术形式上下更多的功夫，做好孔子学院，推介中医、武术、京剧、书画等中国传统文化，并巧妙设计，使其赏心悦目并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通过中外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等方式影响西方社会公众。
另外，要发挥好我们在第三世界的传统优势，巩固在第三世界的友好力量。“走出去”不一定要局限于欧美地区，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可能更好。比如企业“走出去”步子比较快，在中国周边国家、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开办工厂、开展贸易，但因没有文化的铺垫，在面临较大文化冲突风险的同时，还常被冠以“新殖民主义”的帽子。因此，“走出去”必须要有整体的人文设计，要通过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研究和宣传，让当地政府和社会公众理解我们追求的是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当然，“说”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做”，中国要在涉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重要国际问题上表现出公正、鲜明的态度和立场，在考虑自身投资利益的同时，帮助东道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让世界了解我们的和平精神，理解中国是个言必信、行必果，言行一致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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