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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上这次惨遭全面“被贴标签”，唐弢的宝贵藏书在他生前死后已数次蒙受损失。上世纪50年代初，东北新华书店一位搞装帧的人借去唐弢几十本装帧最漂亮的图书，其中大部分是钱君匋设计、只印过十来本的特藏书。不料一借数年，归还时已破烂不堪，面目全非。还有一回，为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展览，唐弢收藏的德、法两国图书最早的中译本被借去参展，展后书退还至文化部却不翼而飞，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下达“一定追查，还给唐先生”的批文，却终查无下落。浩劫中，唐弢的线装书损失殆尽（唐弢自己的话是“此后两三年中，我的线装书籍遭受损失，荡焉无存”。）平装书侥幸逃过灭顶之灾。
平装书虽不及古装书受人崇敬，可是它多彩的封面一扫古书千篇一律“蓝面孔”的沉闷，封面也成为当代爱书者追捧平装书的重要元素。唐弢在《谈封面画》中说：“书籍封面作画,始自清末，当时所谓洋装书籍，表纸已用彩印。辛亥革命以后，崇尚益烈，所画多月份牌式美女，除丁慕琴（悚）偶有佳作外，余子碌碌，不堪寓目。‘五四’新文艺书籍对这点特别讲究，作画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丰子恺、陶元庆、钱君匋、司徒乔，王一榴等，皆一时之选。鲁迅先生间亦自作封面，除普通题字不算外，《呐喊》、《坟》（扉页）、《华盖集》、《小彼得》、《引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以及杂志《奔流》、《萌芽》、《朝花》等几种，无不朴茂可喜。”可是如今，这些唐弢奉为至宝的珍籍沦落庸人之手几与“民坠涂炭”无异。
唐弢去世之后，他的丰富的现代文学专题藏书归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几乎所有的所谓“捐献”、“捐赠”、“捐送”都不是纯粹的无偿的捐，尤其是当今社会，只不过“钱少当捐”罢了，唐弢藏书的捐献赶上了一个社会观念革新的时期，不要以为归了公家的都是白送，这也是我此处用“归”的意思，也是我对有偿和无偿的一点看法。捐书予公，有几个下场，一种是：“一入侯门深似海，深锁琅嬛饱蠹鱼”，当私有财产供着，想借想用，一个字，难。还有一种情形，易主之后，新的书主就有权随意怎样地处置，别人管不着。
很早的几年前笔者有机会先期读到了编纂竣事的《唐弢文库藏书目录》（非出版物），虽然只是文字形态的“目录”，而非活生生的实物展现，但唐弢藏书的“专业特征之鲜明、种类版本之齐全珍贵”，仍给笔者以强烈冲击。正如巴金老人所言：“有了唐弢文库，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书就有了一半。”《中华读书报》2000年6月28日，曾以《唐弢藏书落户中国现代文学馆》为题，从大的层面上概述了唐弢藏书的数量与质量，也“冰山一角”地描述了个别珍罕的版本书刊。广大藏书爱好者毕竟没有机会亲见唐弢藏书的实物，所以“目录”的问世既是出版市场的需求，也是现代藏书目录学的需要。近日，《唐弢藏书·图书总录》（下面简称“总录”）正式出版，厚若砖头的大书，拿在手里，颇有“弱不胜衣”之感。“总录”比之目录多了百多幅彩色书影，图片灿然，宛若原书。可是，秉承了国人一惯的“好事做不好”的陋习，且不说这本书编排的如何，也不说图片选择的如何，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那么珍宝的唐弢藏书，为什么非要贴标签？为什么就不能想出一种特殊的方法来管理唐弢藏书。我看鲁迅的藏书就不是贴签的（近有《鲁迅藏书签名本》出版，那些签名本那个触手如新呀。没有一本是贴书签的)。想一想吧，近乎孤本的《域外小说集》（唐弢曾说“世有识者，当能珍重地保留着这部佳籍的吧”。）《月界旅行》它们被贴了白色的标签，像不像林冲发配沧州脸上刺的字。
我们看过里面“被贴”的图片，再看“总录”的封面和封底，就明白主事者有多么愚蠢了，——所有的原书图片都切去了标签，他们原来也知道贴了签的书影搁封面不好看啊。他们事先根本没有想到以后会用得上这些美丽的封面,要是知道的话,应该在贴标签之前都拍了照片,而且多拍几张，真是“贴时容易揭时难”啊。我在心怀愤沮写这篇文章时，及时看到了这么段对话：
主持人：头一段时间，唐弢的藏书入了现代文学馆，他们为了整理方便，上架，入库方便，每个新文学版本都贴了标签，变相来说是一种对唐弢藏书的破坏吧。
图书馆专家：我想是这样的，这里面可能有一个两难选择，任何一个馆藏，因为书是需要流动的，如果不是流动的，我们就叫保存版，——秘籍书库里不动的东西。流通一定要提取方便，原则就是贴标签，而且一定要在明处贴，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主持人：也就是说在图书馆把它当做一个新善本来处理的？
图书馆专家：新善本也会贴，因为你要流通，因为你是一个图书馆，你不是个人的私库。如果说我们在书架寻找书，把书翻一遍，你去找到一本书，它这样的损伤远远大于贴书签。迅速根据书号把它拿出来，不用其他大量的翻动，这个保存的结果，我想你最后会选择贴书签的方式。
主持人：能不能在书的外面包个书皮，直接套个宣纸，棉纸什么的书皮，在皮上贴标签，总会有个两全的办法，中国人历来是聪明绝顶的。
图书馆专家：你这个想法倒给我们提了个醒啊。
可是，一切为时已晚。我们只有为唐弢一哭,只有为唐弢藏书一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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