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品质

    一年在人的漫长一生中只是很短的一个片断，然而在牛津生活一年总是不断地勾起我人生的回忆。

    一想到牛津，除了想起美丽的中世纪的校园，几百年不变的教堂钟声，环抱着牛津城的泰晤士河支流，让我流连忘返的布莱克威尔书店和博德利安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更多地是想起在牛津所接触的人。除了听过贝尔纳·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讲的伦理学和休谟道德心理学、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讲的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等名师的课程外，接触最多、对我影响最大而且后来还有来往的就是阿兰·蒙特费奥里（Alan Montefiore）先生。

    1994年初我受国家公派去牛津大学做一年的高级访问学者，需要找一位与自己研究方向大致相似的联系导师，当时我发现在牛津找到和我自己的领域相近的导师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我硕士期间和陈修斋、杨祖陶教授学习经验论和唯理论，硕士论文是研究休谟；而博士论文是跟随庞景仁、王玖兴、苗力田先生学习法国哲学，博士论文是研究笛卡尔哲学，论文题目是庞先生帮定的，因为庞先生去世，论文的写作是王玖兴先生指导，论文的定稿是由苗力田先生批改的。1987年底博士毕业后在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继续研究法国近现代哲学，1990年出版了《笛卡尔第一哲学研究》一书，1992年写完了《当代法国伦理思想概论》，1993年翻译出版了“往日大师丛书”(Past Masters Series)中的《笛卡尔》。当我仔细研究了牛津哲学系的教师名单和研究领域后，我发现牛津大学哲学系近110名教师中既研究英国哲学又研究法国哲学、同时还懂一些中国哲学的仅一人，那就是阿兰·蒙特费奥里先生，于是我毫不迟疑地确定了找他为联系导师。

    从初见阿兰到今年已经17年多过去了，回国后我两次利用去英国出差的机会到伦敦他的住所看望他、与他交谈，我的朋友尼克·布宁（Nicolas Bunnin）和玛丽安·霍布逊（Marian Hobbson）每次从英国来中国访问讲学时，都要带来他对我的问候。在他85岁寿辰之际，回想起我们的交往，激发起我的思考：哲学家应具备什么样的品质？从阿兰·蒙特费奥里身上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我认为，作为哲学家的阿兰·蒙特费奥里具备以下三个主要品质——

    多元文化的视野 

    首先，阿兰是一位英国哲学家。他哲学的理路是盎格鲁—萨克逊传统，他受的是系统的英国哲学的教育。他在牛津任教30余年，他在上世纪60年代就和贝尔纳·威廉姆斯合著了《英国分析哲学》一书，给学生上导师辅导课的主课是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等课程。他对于整个英、美、加哲学界的整体状况非常熟悉。1994年，我给他做了一个关于英国哲学最新发展趋势的访谈，他的视野非常广阔，思维非常缜密，该访谈分别发表在《哲学动态》和台湾辅仁大学《哲学与文化》杂志上。阿兰在哲学上有独到建树，他提出“哲学拓扑学”（philosophical topology）的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前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院江怡研究员还专门以此为题申请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课题，并已发表了一些论文。

    其次，阿兰是一位研究法国哲学的哲学家。他深谙法语，他本人在法国哲学界有许多朋友，是他把德里达请到牛津大学进行哲学对话，尽管德里达的哲学在牛津并不是很受欢迎。他妻子凯瑟琳是法国人，也是哲学家，在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哲学。他主编的《今日法国哲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收录了11位法国一流哲学家专门为他所写的论文，其中包括了中国哲学界十分熟悉的德里达、勒维纳斯、布尔迪厄、利奥塔和保罗·利科尔等人的论文，为我们了解20世纪法国哲学所讨论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路径和借鉴。我认为，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牛津的哲学教师中没有人比阿兰更懂法国哲学。

    第三，阿兰是一位有着犹太文化认同感的哲学家。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有犹太血统，只是觉得他的长相和别人不太一样，只是最近才知道他祖父查尔斯·克洛德· 蒙特费奥里（Charles Claude Montefiore）是自由的犹太主义的创始人。在他家中组织的差不多是每周一次的“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的讨论中，有很多次他谈到犹太文化认同问题，当时我对其中讨论的问题并不太懂，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那个问题感兴趣，后来才慢慢知道他对于犹太文化的研究与他自己的文化认同有关。今年阿兰刚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著《哲学回顾：事实、价值与犹太认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11）就是专门讨论犹太文化认同的专著，我没能细读。我对于犹太文化认同问题几乎不懂，因此很难评价该书的理论成就，但初看一下该书的序言就可了解，该书也是他一生对于此问题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第四，阿兰是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哲学家。他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参军，在新加坡接受过中文语言强化训练，认识汉字。但是当时教他学习汉语的是福建移民，教他的是福建话，因此阿兰不会普通话，读出和说出来的是福建话，我听不懂，我们还是用英语交流方便。他在1989年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做过三个月的学术交流，对于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有一些了解，他还去过杭州。而我那时并未在北京和他见过面。他当时结识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汝信先生，并很欣赏汝先生的学问，所以当我在牛津见到他时，他就问我认不认识汝信。参加他家中的讨论班，也让我结识了许多来过中国或以某种方式与中国有关系的朋友。例如尼克·布宁，他当时刚从Essex转到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专门负责中英暑期哲学院并着手编辑《中英哲学辞典》，他是经常来参加阿兰家中的讨论会。另外，还有阿兰的学生、牛津大学All Souls学院的青年老师Robert Smith，他对于学习汉语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教他学习汉语，他帮我润色英文文章，我回国后还和他保持过一段时间的联系，他寄给我他写的关于德里达的书。另外，在阿兰家中我还见到Tom Sorel，他当时是Essex哲学系的主任，我曾翻译过他在Past Masters丛书中出版的《笛卡尔》一书，199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阿兰的家中我还见到一些在牛津学习和工作、对于文化和哲学感兴趣的中国人。可以说，阿兰当时在牛津的家类似中国哲学学人和对中国感兴趣的英国学人的俱乐部。

    阿兰作为一位哲学家有着多元文化的视角，有很强的跨文化的交流能力。他研究文化认同，但他没有固守一种文化，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看待每一种文化，对于每一种文化认同都表示宽容和尊重。因此，我推断，在他眼里哲学也是多元的，不仅有英美哲学、大陆哲学，还有犹太哲学和中国哲学。哲学是丰富多彩的，而不是单一的。和阿兰·蒙特费奥里相比，黑格尔和德里达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哲学只能是和起源于希腊的思辨方式、和欧洲语言相联系的观点就显得过于狭隘。我认为，如果没有阿兰这样既讲英国哲学、又讲法国哲学，同时又对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人，牛津大学哲学系也是色彩单一的。

    政治责任感

    阿兰并不是一个纯粹书斋哲学家，他对于世界局势和社会政治的动态和趋势密切关注。也可能是因为他研究法国哲学的缘故，在他身上有着很强的法国哲学家的气质，有着很强的社会政治责任感和参与精神。法国哲学家不满足于理论思辨，他们还是社会活动家，青年人的精神导师，社会政治运动的同情者、参与者或领导者。阿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不是一个冷眼旁观者，而是一个有政治担当和社会责任感的人。这一气质与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很强的类似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担当。

    在学科领域，阿兰一直比较关注现实，而不是做象牙塔里的学问，他除对于一般分析哲学的关注外，比较偏重伦理学和社会政治哲学。早在1960-1970年代，他就出版了《道德哲学现代导论》（劳特利奇出版公司，1964）和《哲学和个人关系：英法研究》（劳特利奇出版公司, 1973）。1975年阿兰就主编了《中立和不偏不倚：大学和政治担当》（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一书，讨论了一般知识分子对于现代社会中大学的作用、大学老师相对于学科、学生和广泛的政治担当的作用的有关看法，讨论了大学的政治地位，肯定了与此相关的问题的重要性，分析了不同意见之间的分歧和争议。

    1990年蒙特费奥里和伊安·麦克里安、彼得·温奇共同主编了《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该书就定义知识分子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关系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知识分子在什么方面要为或对这个社会负责。对于他们周围的人或公开或隐蔽地采纳的各种价值观他们应该充当独立的裁判者吗？对于在公共生活中的那些人应该如何行动他们应该充当顾问吗？或者在任何形式的政治参与活动中他们应该退缩吗？作者来自于广泛的领域和不同的学科，例如经济学、语言学、社会学和哲学，来自不同的背景如来自美国、东欧和西欧，他们力求对于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尝试性的答案。而当时正值苏联东欧的政治剧变，在那里许多知识分子在政治领域面临着尖锐的实践选择，有时这些选择还是戏剧性的，因此该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999年阿兰·蒙特费奥里和大卫·维因斯共同主编了《公共和私人领域中的诚信》一书（劳特利奇出版公司，1999)。该书讨论了的诚信问题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的一些关键问题，对诚信问题进行了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探讨。书中讨论了个人诚信问题，信息发布中的诚信问题，学术诚信、科学诚信、医疗诚信问题，筹款和捐赠中的诚信问题，诚信与经济活动，诚信与公共服务等等。书中利用了大量的学术界和非学术界的、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人士（包括教师、公务员、医生、科研人员、筹款者和心理学家）等围绕这些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充分的讨论，并且使他们懂得他们各自的职业领域中的特殊的诚信要求。

    从以上这些著作可以看出作为知识分子的阿兰的道德关怀、政治责任和社会担当。

    国际交往

    在古代，哲学只属于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思想，而今天哲学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作为一位哲学家，他不可能是离群索居、偏安一隅的，他应该有国际性的眼光，广泛地参与世界性的学术活动，在世界各地有着众多的朋友的。哲学家应有的这种品质，在阿兰身上天然地存在着。

    阿兰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一方面是因为英语世界的哲学家本身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并且许多哲学家都毕业于牛津大学甚至就是阿兰的学生，虽然我对于他们之间的师承和同学关系知道的并不准确，但我大致知道阿兰·蒙特费奥里与贝尔纳·威廉姆斯，查尔斯·泰勒，麦金泰尔等都是同学，迈克尔·桑德尔是他的学生，他们保持着长期友好的关系；另一方面还因为阿兰是一个乐于交朋友、善于交朋友的人，在法国，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有许多哲学圈内和哲学圈外的朋友。当然，阿兰大多是以文会友，以教交友，他是与朋友一起编书、写文章。

    阿兰与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对话给中国学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理查德·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中译本的附录的第一篇就是罗蒂“答六位批评者”，源自《分析和批评》1982年的第1、2期和1983年的第3期。这六位批评者包括麦金太尔、罗森伯格(Jay Rosenberg)、阿兰·蒙特费奥里、贝奈特(Jonathan Bennet)等人。罗蒂对他们对于《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的批评逐一回答，在形式上与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收到霍布斯、伽森狄、阿尔诺等人的反驳后所作的答复相类似。阿兰指出罗蒂在书中对于“系统哲学”和“教化哲学”，“认识论”和“解释学”，“正常话语”和“反常话语”，“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区分和表述中有将它们等同或交替使用的嫌疑，罗蒂对于阿兰·蒙特费奥里的回答表现出十分的尊敬和客气，他承认，阿兰的提问“十分正确”，“蒙特费奥里十分正确地说”，蒙特费奥里所提倡的在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之间架桥的工作，“他这样去努力完全是正确的”。他写道：“现在在我看来，在我和蒙特费奥里有分歧的几点上，他大体上是对的。我不应当把‘反常话语’、‘解释学’、‘广泛的历史故事’和‘大陆哲学’，像我已做的那样混为一谈。我所造成的混淆，远非我曾想提出的任何观点所可辩解的。”当1987年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文版在中国出版时，当时中国能懂罗蒂的人很少，能知道麦金太尔、罗森伯格和阿兰·蒙特费奥里的人更少，并不太懂得他们之间论战的意义。

    阿兰·蒙特费奥里和麦金泰尔是牛津的同学，而且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一直保持着学术联系，共同著述。在1966年他和贝尔纳·威廉姆斯合著的《英国分析哲学》中就收录了麦金泰尔的论文，在阿兰主编的《中立和不偏不倚：大学和政治担当》，《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等论文集中都有麦金泰尔贡献的文章。

    迈克尔·桑德尔是哈佛大学教授，因为讲关于“正义”的课程而闻名于世，他从1980年开始讲授“正义”和“道德和政治哲学导论”至今，哈佛大学已经有近15000人选过他的课，今天在中国的许多网站上都可以看到桑德尔的讲课录像，中国大学哲学系里许多学生都选择桑德尔做他们博士或硕士论文的题目。桑德尔是阿兰·蒙特费奥里的学生，甚至可以说阿兰改变了桑德尔的人生道路。桑德尔回忆道，他对于政治哲学和正义问题的关注起源于1970年代中期他去西班牙南部的一次旅行，那时他在牛津大学做罗德学者读博士的第一个学期末，他到牛津本想学习经济学，特别是对福利经济学感兴趣，他和一位经济学家去西班牙，想一起写论文。而阿兰·蒙特费奥里是桑德尔在牛津的指导教师之一，阿兰建议他带一些书到西班牙去看，桑德尔最后按他的要求带了四本书去西班牙，那就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和汉娜·阿伦特的《人的状况》。桑德尔本想白天看书，晚上和经济学的朋友一起写论文，可正是他这些天的阅读改变了他的学术方向，他写经济学论文的计划被放弃了，从此走上了研究和教授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道路。

    阿兰和法国哲学家们保持密切的关系和经常性的哲学对话。前面提到的他主编的《今日法国哲学》就是和法国一流的哲学家的对话，其中包含着语境和话语体系的转换，让法国哲学家们面对英语世界的读者谈谈他们哲学所研究的问题和思考哲学问题的路径。而1992年2月13日阿兰把德里达请到牛津的Amnesty Lecture来讨论主体的解构和人权的涵义，这次访谈以一个39分钟的录像片在英国Channel Four电视台播出，我相信这一对话极大地促进了德里达哲学在英国的传播并提高了德里达在社会大众中的知名度。

    蒙特费奥里与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是同学，当泰勒拿到罗德奖学金到牛津的贝利奥学院读PPE(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时，估计他们是同学，泰勒接下来继续留在Balliol跟随伊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读研究生时他们还是同在一个学院，后来泰勒留在牛津任教，教授社会政治哲学，他们是同事。所以后来，蒙特费奥里和泰勒一起编写了很多书，例如在1966年蒙特费奥里和威廉姆斯合编的《英国分析哲学》(劳特利奇出版公司，1966)一书中，他写了“马克思主义和经验主义”一章；在蒙特费奥里主编的《中立与不偏不倚》一书中写了“大学的中立性”一文；在1980年伽比斯·柯田《元批判：于尔根·哈贝马斯的哲学论证一书》(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0)蒙特费奥里和泰勒同时为该书作序“从分析的观点看”。

    牛津大学的学术体制让人很不好理解，我们一直不懂为什么阿兰·蒙特费奥里不是教授，人们一直称他为阿兰·蒙特费奥里先生，可我在过去的17年中先后与许多牛津大学的名流们交谈时，例如当我和牛津大学贝尔纳·威廉姆斯教授，Balliol学院的原院长、英国科学院原院长、国家图书馆原馆长安东尼·肯尼先生，牛津大学原校长诺斯（North）先生，原校长鲁卡斯（Lucas）先生，现任名誉校长彭定康先生等交谈时，每当我提到阿兰·蒙特费奥里先生，他们都带着崇敬和友好之情。

    我自1995年春离开牛津之后两次回牛津。一次是2002年春我作为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带领我分管的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负责人去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等出版社、杂志社访问取经，学习他们的出版、管理和营销的经验。一次是2006年我作为人民大学分管本科教学的副校长参加教育部教学评估中心的代表团，为了迎接本科教学评估，去英国高等教育评估机构学习大学评估经验。这两次我都抽时间去阿兰·蒙特费奥里家中看他，和他谈中国哲学界的情况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情况。

    遗憾的是，在我回国后的16年间，阿兰只来过中国一次。2001年他和凯瑟琳来中国参加由尼克·布宁和中国的同事们组织的第一届北京政治哲学国际研讨会，而我当时出国了，没有见到他。最令我惭愧的是，我在人民大学做过4年的国际交流处长，三年的哲学院院长，七年半的副校长分管国际交流和教学，竟然没请他来讲过一次学，我邀请过他，他也答应过等他身体好要再来中国，但可能是我推动不力，没有让他下定决心。现在我调离大学了，工作性质有变化，但是仍然还是想请他携夫人再次来中国讲学，让我践行诺言，同时也让我再次领略哲人风采，学习哲人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