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传奇与文化冲突

    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是与中国非常有缘的英国批评家、诗人。他两度来到中国，分别受聘于西南联合大学（1937—1939）和北京大学（1947—1952），培养了我国外语界的多名著名学者，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王佐良、李赋宁、赵瑞蕻、杨周翰、周珏良等前辈都曾经撰文怀念燕卜荪教授在西南联大的经历，回顾先生给他们的教诲，这也使得这个时期成为中国外语教育史的一个传奇时代。在《威廉·燕卜荪在西南联大》一文中（《学术探索》2008年第6期），作者杨绍军这样写道：“燕卜荪在西南联大时期的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为我国外语教育、外国文学研究以及新诗创作方面的栋梁之材，成为这些领域的佼佼者和领军人物……可以说，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身为外教的燕卜荪在中国危难之际，不顾路途遥远，依然来华执教，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燕卜荪的确是在抗战危难之际来到中国，随着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们在战火纷飞中从湖南辗转到云南，度过了一段流亡生活。关于他的一些故事现在已经传为佳话：在没有教材的困难条件下，他“凭着超人的记忆，用打字机打出莎剧《奥赛罗》的全文，油印后供学生阅读”。（李赋宁《人生历程》）他喝醉了酒，把床板压垮了，“腰部、背部陷落在左右两块摇摇欲坠的床板中间”，仍然呼呼大睡。还有一次因喝醉了酒，把眼镜放入皮鞋中，第二天穿鞋时踩破了眼镜镜片，只能戴着一个镜片的眼镜上课。（赵瑞蕻《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他上课时常常把要讲的内容全部写在黑板上，“羞涩得不敢正眼看学生，只是一个劲地往黑板上写——据说他教过的日本学生就是要他把什么话都写出来”。（王佐良《穆旦的由来与归宿》）燕卜荪讲授英国现代诗歌，自己也是诗人，朗读诗歌极有韵味。但是“他不讲自己的诗，请他解释他的晦涩的诗，他总是不肯”。（杨周翰《饮水思源——我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的经历》）

    在我国的学术界，只要稍微了解西南联大的人，可能都听到过这些故事，然而燕卜荪随着西南联大流亡的细节还有很多，像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威廉·燕卜荪传（第一卷）：在中国人中间》，作者约翰·哈芬顿（John Haffenden）就为读者披露了燕卜荪许多鲜为人知的生活片段和思想轨迹。特别是在关于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的章节（第15章“野营：中国，1937—1938”和第16章“荒野生活、跳蚤和炸弹：中国，1938—1939”）中，哈芬顿通过燕卜荪的日记以及其他第一手资料，为我们展示了另一个燕卜荪。

    游吟中国的英国绅士

    燕卜荪于1937年7月得到北京大学的聘用通知，然后从英国出发，乘火车经过德国、俄罗斯和中国东北，最后到达北京。由于卢沟桥事变，他没有办法到北京大学报到，而是与瑞恰兹夫妇从天津乘船南下香港，最后乘飞机达到湖南长沙。但是在由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的临时大学开学之前（11月），他又与瑞恰兹夫妇赴中国西南边陲和越南进行了冒险旅行。最终，他在云南与瑞恰兹夫妇分手，独自经成都、重庆回到长沙临时大学。瑞恰兹夫人在日记中写道，飞机从香港飞往长沙时，经过日本飞机常常出没的空域，大家都很紧张，燕卜荪却在纸上做代数题，似乎显得很平静。（燕卜荪曾经是温切斯特公学的数学尖子，获得数学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同行的另一位英国人维克多·伯塞尔（Victor Purcell）记录了在广西和越南的冒险经历：“在经受考验和磨难的时刻，如拖延时间和外交交涉，或者我们被遗忘在路边，像雨伞被遗忘在出租车上，每到这样的时刻，（瑞恰兹）会以温和、遥远的方式生气；他夫人会以不同方式对同一个问题表示不满；我会坐在那里，怀揣杀气地愤懑；（燕卜荪）会掏出他的烟斗，在纸上做题。”

    数学、酒精、烟草和诗歌是燕卜荪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平时很沉默，但是一旦喝酒，他会突然变成另一个人。在南岳期间，燕卜荪与临时大学的同学们一起苦中作乐，彻夜长谈，喝茶饮酒，诵诗写诗。“只有在这种场合，特别是有几杯酒下肚的时候，这位平素沉默的英国青年诗人才滔滔不绝地谈起来”（王佐良《怀燕卜荪先生》）。燕卜荪喜欢中国的虎骨酒，是能够接受中国烈酒的为数不多的西方人。他平时总是拿着他的烟斗，有一种英国绅士的仪态（他的确出生在英国约克郡的一个贵族家庭），但有时候又很随便，喜欢游野泳，有时甚至衣服也被人偷走了。在这段时间，他创作了《南岳之秋》和《中国谣曲》等诗歌，记录了他在这段时间的思想和情感。伯塞尔称燕卜荪的诗歌为一流作品，但是认为“他是可以想象的最不善言谈的诗人，除非在啤酒的作用下”。他的粗心、古怪和邋遢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他的室友，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常常需要“强迫”他洗澡、换衣。据金岳霖回忆，有一次燕卜荪突然发现自己穿着一只拖鞋到了食堂。但他没有回去取另一只鞋，而是将脚上穿的一只也扔掉。

    在中国，燕卜荪遇到的最大麻烦可能不是战争和艰苦的工作条件（没有壁炉，穿中国式棉袄；冒着一氧化碳中毒的危险，生火取暖），而是更加细腻的文化冲突。虽然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三年，但是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欧洲人，来到一个东方的国家，一个完全陌生的文明，有很多地方他无法理解，体验到了“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的真正含义。燕卜荪的日记和书信中记录了许多困惑、矛盾和不解。首先，语言对于燕卜荪也是一个障碍，虽然他有时候感到不懂中文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是他总觉得“像一个耳聋的老太太，有一些智力缺陷”。他曾经试图学习中文，但是他觉得用字母代替汉字的韦氏音标系统（Wade system）构成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又一个非凡的障碍。另外，他的临时大学的多数同事都受过西方教育，使他学习中文缺乏紧迫性。他感到他没有掌握一定量的中文，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他“不能对这种语言产生兴趣，它似乎是如此糟糕的语言”。

    食物也是一个他需要逐渐适应的文化障碍。有一次学校会餐，燕卜荪来晚了，以为菜上得差不多了，因此一开始就胡吃海塞，很快就吃饱了，结果发现后边还有许多菜。他无法理解中国人上菜的秩序，觉得“这顿饭在结构上差点劲”。燕卜荪在日本了解到绿茶用温水冲泡，红茶用开水冲泡。他发现有些中国同事用热水瓶里的水泡红茶，反而说他喝茶没有品味。他抱怨道：“他们的错误是永恒的理想主义的错误：他们让绿茶的完美味道形成一种理念，以强加在自己心里一种对红茶的味道的讨厌。” 

    后来在西南联大，他不能理解中国人的大嗓门，中国人的喋喋不休也使他很不适应。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中国人听不到噪声。学校的清洁工在夜间任何时候，都可能站在门外高声喧哗，虽然没有恶意。中国人的哈欠在一百英尺开外都能听见。他们清理嗓门的声音像犀牛即将发起攻击一样。平常的谈话都是粗声大气的刺耳嚎叫。你永远不会安宁。这一点中国和日本是一样的。”

    教学相长的黄金时代

    燕卜荪的确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历史机遇使然。战争使中国北方的三所最著名的大学汇聚到了一起，就像“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起来到了巴洛镇”，燕卜荪曾经说，“没有多少争吵就合并了。”冯友兰说，“我们就像南宋那些有相同命运的苦难者一样，被外国军队赶到了南方。然而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凡的社会，哲学家、作家、学者集中到了一个楼里。正是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使这一个时刻变得如此激励人心，如此给人灵感。”联合大学学员的成长就是在这样一个由著名学者们共同创造的氛围中进行的，并且受到这样一种氛围的感染。比如，外文系开设的“欧洲名著选读”就是由包括燕卜荪在内的11位教授共同讲授的：钱锺书讲授《荷马史诗》，吴宓讲授《柏拉图》，莫泮芹讲授《圣经》，陈福田讲授《十日谈》，陈铨讲授《浮士德》，闻家驷讲授《忏悔录》，叶公超讲授《战争与和平》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燕卜荪讲授《堂·吉珂德》。应该说是这些大师们共同培养了中国新一代的学术领军人物。

    燕卜荪的中国学生们所记得的都是先生的谆谆教诲，以及先生的教育对他们自己成长所起到的重大影响。然而，殊不知他们对燕卜荪思想和观点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燕卜荪在临时大学和联合大学教授“英国现代诗歌”、“莎士比亚”等课程，并在教授这些课程和批改学生作业的过程中得到许多启发，其中有些观点后来形成了论文，被收录于文集《复杂词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 1951）。

    有一名学生在评论《奥赛罗》时写道，“苔丝蒂蒙娜的软弱性格是她死亡的原因，她的开放型思想、坦诚和过度的宽宏大量都会引来非议，特别是来自伊阿古。”后来又写道，“她对待凯西奥慷慨过头，以至于逃不脱伊阿古的眼睛。”从西方的视角来看，这样的道德判断完全是建立在一种非道德的基础上的，它击碎了整个西方的道德思考的传统。但是燕卜荪明白，这样的观点并不是“愚蠢”的表现，而是因为“它来自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文明”。

    他还发现中国学生与日本学生对豪斯曼（A. E. Housman）的解读完全不同：日本学生很欣赏豪斯曼的宿命论思想以及他对战争的态度，即将战争视为一种高贵形式的自杀；而中国学生却对这些不以为然。燕卜荪明白，中国人正在为生存而战，对死亡迷恋没有任何兴趣，中国人需要的是解放与和平。因此，在阅读豪斯曼的时候，学生是将自己的感觉投射到诗人的作品中。可以说，燕卜荪在教授学生时，不仅仅是批改他们的语言错误，同时也在思考他们的观点。他不是简单地批评学生观点的对与错，而是更多地思考这些观点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传统，给予它们更多理解、更多宽容。

    《复杂词的结构》一书的主要观点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中产生的。燕卜荪认为，一个词汇常常会在使用中积累意义，包括某些假设和观点。诗歌语言会吸纳这些不同的意义资源，其承载的意义大大超过其认知内涵。一个社会对传统词汇的理解方式包含了很多文化信息，分析复杂词汇背后的思想和态度对人们理解这个社会有着重要意义。一个学生在关于英国民谣的论文中写道：“民谣应该写得越简单、越通俗（vulgar）越好”。“通俗”这个词引起了燕卜荪的关注，实际上使他相当不安。对于他来说，这个字背后有一种“势利”的味道，看上去是用词的错误，实际上暗示了一种品味的问题。在“通俗”背后，隐藏着这样的逻辑：穷人没有教育，因此没有品味。但是在英国文学史上，民谣主要是由穷人写、穷人传承。燕卜荪认为，使用“通俗”一词所达到的效果是暗示了作者对民谣的蔑视，虽然这不便明说。也许作者自己都不知道，他是如此强烈地表达了那种情感。

    燕卜荪的咬文嚼字式的语义分析使“通俗”一词复杂化，要么中国学生对英文词汇的理解有问题，要么燕卜荪对中国学生的理解有问题，以至于使他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哈芬顿评论道：“日本和中国学生不断地帮助他拷问自己的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主要来自西方自由主义传承的智慧以及他自己的批评理念；他们主要帮助他证实了他在《复杂词的结构》一书中称为‘浓缩理论’基础上所作的批判分析。”这话总体上讲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燕卜荪对中国学生观点的不解，主要是因为他的观察视角和理论基础不同，反映了中西文化在细微之处所表现出来的差异。

    特殊时期的独立观察者

    1938年2月，日军逼近武汉和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西迁至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和法学院一开始设在中越边境的蒙自，后来在同年8月迁回昆明。燕卜荪没有随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西迁，而是与系主任叶公超一道乘火车到香港，后来又独自访问柬埔寨吴哥窟，经越南河内进入云南，回到蒙自。这里曾经是中国清政府战败后被迫开放的“贸易口岸”，锡矿藏量非常丰富，有铁路连接当时的法国殖民地印度支那。法国曾经在这里开设了海关和领事馆，文学院就设在当时已经废弃的法国海关大楼。在云南的流亡生活仍然很艰难，教授们一个月生活费只有12元，学生们只有8元，早餐只有很稀的稀粥和一点花生米。从蒙自回迁昆明后，由于大量内地人的涌入造成住房紧张，燕卜荪不得不与七个教师合住一间屋子，睡在一块黑板上。学生宿舍更是拥挤，常常有20人挤在同一间宿舍，照明和通风条件都很差，有时引起肺病等疾患。宿舍常常是“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外边雨已停，里边仍下雨”。不仅如此，师生们还要忍受每天一次的日机空袭，教室、图书馆、食堂和宿舍常常被炸毁。由于空袭常常发生在中午，因此上课时间被调整为上午7点至10点和下午3点至6点。燕卜荪记得，“有一次闹空袭，其实是虚惊一场，人们在拥挤出城的过程中，有三人被踩踏致死。”

    燕卜荪来到中国的目的只有一个：得到一份工作。他并没有什么崇高理想，但是他的敬业精神无人能比，在众多所谓的“热爱远东的人士”纷纷逃离之时，他却留了下来，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坚守岗位，不离不弃。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把他想象为一个革命者或者进步人士。正如哈芬顿所说，他选择留下是被时局所困，同他的学生们相比，“他感到像一个政治上的反动派”。燕卜荪见证了他的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以及为国捐躯的决心。有相当一部分学生（300人）从湖南长沙步行来到了昆明，行程一千六百多公里，40天的长途跋涉磨练了年轻人的意志。像四年前的红军长征一样，远征使他们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坚强、意志更坚定。然而，燕卜荪也感到，这些学生的精英意识和文化使命感使他们有一种自命不凡的傲慢，特别是对于当地的民众以及少数民族的部落。这些来自东部的汉族青年人，有知识、有文化，见过世面，女生涂口红、穿丝袜，视当地人为原始部落，无法交流。燕卜荪特别喜欢苗族女性的刺绣服装和银质首饰，而学生们却感到好像“野蛮的苗族人要吃他们似的”。

    燕卜荪对中国云南的少数民族的认知显然受到了西方人类学研究的影响，他认为云南的五十余个民族由于与汉族存在语言和习俗的区别，因此与汉族有着深刻的矛盾，甚至存在仇恨。燕卜荪与研究纳西族的美国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以及另一位在丽江工作的人类学家菲茨杰拉德（C. P. Fitzgerald）有一定交往，在对云南的解读上也许与他们有一定的共识。他们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而是一个不太稳定的联邦。云南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且存在着一定的分裂倾向。来自彝族的云南省主席龙云显然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利益之间周旋，保持着一种艰难的平衡。然而，燕卜荪又无法解释为什么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少数民族与汉族同胞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在后来他为BBC撰写的广播节目《中国在前进》（China on the March, 1942）中，他说他在一个偏远的少数民族村庄见证50名青年加入了抗日军队，“你必须记住历史上中国与这些少数民族部落的关系相当差，这些穿民族服装、不会说中文的人，平静地、团结地决心到千里之外去打日本侵略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全新的事情”。

    燕卜荪不是一个革命者，但他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虽然他出身贵族，但他并不保守。在英国，他曾经支持煤矿工人的大罢工，反对阶级压迫，主张民主平等。在中国，他同样对时事有着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虽然这些判断并不一定都正确。他对中国的理解无时无刻不受到英国的视角和立场的影响。英国政府在中日战争一开始时就采取了一种绥靖政策，基于自身利益，不愿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而是有点纵容，有点坐山观虎斗的意思，希望日本在战争中消耗自己。同时英国政府对于中国也并没有表示多少支持，因为在它看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并不比一个强大的日本好多少，希望中日两国在战争中相互消耗，怀着一种渔翁得利的心态。

    燕卜荪对于英国政府没有给予中国更多的支持表示遗憾，但是像他的政府一样，他并不希望共产党在中国获胜。因此，在中国的政治中，他对国民党政府表示出了一定的同情，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予以了最大限度的宽容。在西南联大落户昆明后，进步知识分子聚首西南，进步思想得到传播。这引起国民党政府恐慌，教育部长陈立夫向联大派驻了大量受过特别训练的“三青团”成员，名义上是学习，实际上起到一个监视作用，阻止共产主义倾向在学生中蔓延。陈立夫还以削减经费为要挟，强行推行所谓的“战时教育”，目的显然在于抑制异端思想。作为教师，燕卜荪应该明白，这些人不是学生，而是在执行特殊使命。他们拉低了教学质量，学校还不能开除他们。但是，燕卜荪似乎并不相信关于国民党政府腐败和里通外国的传言，而是认为政府对联大的政策是特殊情况下作出的选择。他在回国后发表的《一所中国大学》（A Chinese University, 1940）一文中，他以赞同的口气说：“（国民党）政府的观点似乎是，第一中国急需有技能的人才，第二不想让大批学生在全国游荡，找红军。”

    燕卜荪是特定历史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他有着那个时期的历史局限性，但总体来说，燕卜荪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老一辈学者对燕卜荪有高度评价，这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燕卜荪的学术造诣、对中国学术的贡献以及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然而，这些前辈很少谈到燕卜荪在中国创作的作品以及这些作品如何反映他的思想，很少谈到他的中国经历对他自身的学术思想的形成有什么影响，很少谈到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时局的看法，很少谈到他的政治立场。要了解这些，都需要我们进入燕卜荪在这个时期所留下的文字资料，如书信、旅行笔记、诗歌和小说、批评文章等等，以及同时代的人所写的游记、历史等等。我国的研究界更需要从燕卜荪的视角来看燕卜荪，从而对燕卜荪形成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和评价。

    1939年8月，燕卜荪请了长假，离开云南，经河内、香港，然后乘船经美国洛杉矶回到英国。他打算很快就回到中国，但是这个愿望在1947年才得以实现。至于燕卜荪第二次到中国任教的经历，需另文详细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