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睿选择了怎样的中国文学史？

    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 Academic Press），这间世界范围内极富盛名的学术出版机构，自1683年就静静伫立在荷兰莱顿。从这里诞生的几乎每部著作，马上就会进入欧洲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和最重要的图书馆。2011年，复旦大学教授骆玉明用他的《简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叩开了博睿骄傲的大门，成为中国内地学人首部在欧洲出版的文学史著作。这同时意味着，欧洲的主流社会、精英人士，从此结束了靠汉学家来理解中国文学学术的历史。这确实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次重大突破。

    由于东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不同和西方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尤其是，目前世界上的学术话语权是由西方学术界把握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尤其是中国学术走出去，难上加难。之前，人文学术图书的输出大都是在中华文化的影响圈当中。到目前为止，中国文学史有数百种版本，其中比较知名的也有数十种，此前，没有一本在欧洲出版。那么，这部博得了博睿青眼的《简明中国文学史》是怎样的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其“欧洲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诞生记

    “符合别人需要的、被请出去的才能真正走出去”“中国最好的，才是世界需要的”，这是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编辑贺圣遂一直持有的观点，而《简明中国文学史》在欧洲的出版再一次印证了他的观点。《简明中国文学史》的欧洲诞生记似乎充满了偶然的细节：通过学术界朋友的介绍，贺圣遂知道博睿正在运作一套博睿中国人文著作系列（Brill’s humanities in China Library），这套书系主要收录主导中国人文科学学术走向的学者的著作，对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复旦大学社接受了朋友的建议，希望将几本重要图书放进这个系列，被博睿欣然接受。其中，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亦在此列。然而，由于翻译质量的问题，第一版译稿被推翻，全部重译。而幸运的《简明中国文学史》得到了复旦大学校友、美国加州大学Riverside分校比较文学系教授叶扬的青睐，历时八年精心翻译，终于成就了《简明中国文学史》在欧洲的最终出版。

    “这种书是非常难译的。我这本书能出得比较顺利，其实和译者有关。”骆玉明告诉读书报。

    而看似偶然的背后，又隐藏着必然的因素。“一个是大环境。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现在整个世界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国家状况，关注的程度比以前高。第二，过去的文学史政治语言比较多，意识形态的色彩过于强烈，专业性受到影响。不是说作者的能力问题，很多老先生的学术功底是很强的，但是，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叙述和评价文学史的框架政治性比较强，在西方学界看来，就不太习惯，或者不容易接受。”骆玉明表示。

    复旦社的介绍也提到，《简明中国文学史》虽然是中国人写的学术著作，但是，西方人读它的时候，不觉得很突厄，不可理解。其实，骆玉明在著述的时候，并没有刻意投合西方读者的意图，但是，评价和描述的方式，是一种更文学本位的叙述，这也是中国历史变化的必然结果，中国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已经有了彼此接近和融通的趋向。

    而“一流的作品”，“一流的翻译家”，正是中国的思想文化走向世界的关键，同时，出版社的选择也很重要，因为牵涉到社会关注程度，也是一种评价方式。博睿，在欧洲是出版中国的汉学著作最著名的出版社，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推广和消化，是有品牌和积累的。由此，《简明中国文学史》英文版的推出，标志着中国的学术著作真正走进了欧美的精英社会和上流社会。

    同时，看似偶然的机会，却与复旦社长期以来的品牌积累和涵养有关，与学界朋友对复旦社的推崇有关，从而有了让它优秀的作品被推荐，被翻译，在世界上最优秀的出版社出版的可能。

    所以，大环境的影响、文学本位叙述，一流的作者，一流的译者，以及出版社得当的运作，催生了《简明中国文学史》在欧洲的诞生。

不是“偏见”，是新论

    具体到《简明中国文学史》，这究竟是怎样的一部著作？骆玉明教授在其中倾注了怎样的观点与脉络？

    骆玉明介绍，在《简明中国文学史》这本不大的书当中，他想比较亲切地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变化的基本过程。一直以来，骆玉明强调的是，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人自我扩大精神世界的过程。“人创造自己的生活。如果说没有上帝的话，就是人创造自己。当然，如果你相信上帝创造世界，那就是另外一种描述方式。”而这部追求理论的新颖性与较强知识性的结合，力图在有限的篇幅内清晰而完整地阐述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主要脉络和基本特征的《简明中国文学史》问世以来，深受大学师生的欢迎，2010年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推出繁体中文版，亦受到台港澳高校师生的重视与认可。

    人是怎么创造属于他们的世界的呢？人不仅仅面对自然，或者面对物质世界创造生活，人还在精神领域中创造自己的生活，文学就是其中重要的部分。文学世界的不断扩大，直接体现了人的精神世界的扩大；而文学世界的不断扩大，原动力在于人需要理解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并在虚构的描述中实现自我审视，进而演示人性的可能。

    “文学是人性的审视与演示”，这是骆玉明的强烈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很多情感和欲望在现实世界受到了限制，于是在文学中通过虚构的方式，来审视和演示自己。他举例说明：“比如，牡丹亭，游园惊梦，作为实际生活经验出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在文学世界中，它被假设，被想象，被描述得如此美好。这就是人在演示自己，来表现人渴望得到什么东西，人与世界的冲突在什么地方。”

    骆玉明对文学的反映论持强烈的怀疑态度，特别反对把文学当作社会或者生活的镜像。在他看来，文学表现人与世界的冲突，而文学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情感和虚构。“往往不是反映越真实，创造性越大，而是虚构性越强，创造性越大。”

    同时，在人理解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的过程中，会体会到人的困境。人在这个世界中，常常感觉没有出路，感觉到绝望，而这种绝望的东西，恰恰是文学很大的力量。

    “绝望，意味着没有出路，意味着人必须给自己创造一条出路，于是文学作为一种改变生活的力量出现。”骆玉明说。

    所以，骆玉明的总结是，文学具有三个重要效能。其一，是幻想空间。这种空间是一个精神避难所，比如陶渊明的诗。现实生活中生存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中国出现的很多优美的诗歌，都有精神避难所的意味。第二，是精神展开，在文学中寻求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第三，是冲突，在想象的世界中来理解和体会这个世界的冲突。

    由此，他颠覆了很多文学史上既成的定论，但也许你会发现，这种颠覆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开云见日。比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我不喜欢”。原因是，“它整个抒情的调子是没有激情的，是一种纯粹的在理性控制下，寻求某种姿态的结果。”他研读唐文和宋文，得出的区别就是，唐代的好文章中饱和着一种紧张的东西，一种情绪的冲击力，而大部分宋文缺乏这种可贵的东西。

    不过，骆玉明对自己写成的东西还是不很满意，他说，一直以来，他特别想写一本“不去考虑大家习惯性的理解和想法”、“面貌强烈得多”的文学著述，名字都想好了，叫做《偏见的文学史》。他所谓的“偏见”，其实是“新论”，而我们也大致由此可以感知，博睿为什么选择的是《简明中国文学史》。

“我们只是开了个头”

    此前，也有一些大众类的作品比如《狼图腾》、《于丹〈论语〉心得》在欧美出版，而《简明中国文学史》在欧洲的面世，却彰显了一种不同的气质，它代表了中国文化精英层面的思考与国外的对接，使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中国文化的含义，被欧美世界理解得更准确。

    如前所述，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社出版）也即将在博睿出版，章培恒先生与骆玉明合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社出版）也已于今年四月在日本关西大学出版社出版，为内地学人的文学史著作首次在日本出版。然而，贺圣遂表示，复旦社没有足够的经验，几个成功案例也不能作为规则来推荐，是几个因素的集合促成了复旦社人文图书的“走出去”——“国家的倡议，我们的响应和追求，然后是我们的目标——将什么东西走出去，我们的理念——选择什么。然后是其他的很多因素，比如翻译，有些是不可控的了。”

    “我们应该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将最好的著作输出到海外，尤其是英语世界，与更多的人分享优秀的文化与智慧。作为一家学术出版社，复旦社渴望与世界上更多的出版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以我们的著作赢得世界同行的认可与信赖，也以我们著作的内容在世界范围内赢得更广泛的读者。”贺圣遂强调，最好的作者，最好的翻译，进入最好的品牌出版社，对于理论著作、思想著作，这样的“走出去”才有意义。同时，也只有这样的“走出去”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才会在商业上总体显示出成果。

    现代学科系统和学术语言，是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建立起来的。“如何在此话语系统中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并如何把这种独特性加诸这个话语系统中以求改变，是长期的过程。”在骆玉明看来，人文学术图书“走出去”的关键，还是在于中国学术界自身的创造性。

    从整个趋势来看，会有更多国内相对比较成熟的、反映国内目前所关注的方向、研究水准的著作，会被翻译出去，在国外的重要出版机构出版，加速中西方思想文化的交流与理解，“我们只是开了个头”。贺圣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