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文学的国际化战略

    刘康是上世纪80年代留学美国的中国人文学者，现任杜克大学中文和比较文学教授、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被聘任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和致远讲席教授。其主要英文著作包括：Aesthetics and Marxism: Chinese Aesthetic Marxists and Their Western Contemporaries (2000)，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ends in China (2004)等。此外，他还在 New Literary History, boundary 2,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Modern China, Positions 等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即将召开之际，本报就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历史及现状诸问题采访了刘康教授。

    天津会议跟改革开放初期的许多新生事物一样，精神、感性成分居多，是学术上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但具有不可磨灭的启蒙作用。 

    读书报：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基本是在五四前后引进西学之后发展起来的，相比较而言，中国比较文学要年轻得多。当时，中国比较文学是在怎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引进、成长起来的呢？

    刘康：虽然比较文学的课程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在中国的一些高校如清华和北大开设过，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则是改革开放初期才诞生的。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思想解放，国门打开，文化、学术开放，知识分子努力把西方20世纪以来的思想、流派和观念引进来，强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改革开放是个总体目标和过程，对于经济体制来讲，偏重的是改革；而对于文化和学术来讲，更多的则是开放。中国比较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诞生的。“比较文学”以其开放的胸襟和世界眼光，一下就吸引了中国人文学科的学子。我是1978年入学的大学生，是这个如火如荼的大时代的第一批受益者。在文化领域里，我们这批学文科的大学生，也算是时代的弄潮儿，直接参与了文化的开放，参与了中国比较文学的诞生。这是我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事。

    读书报：1983年在天津召开的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学术会议，拉开了中国比较文学腾飞的序幕。作为亲历者，可否谈谈天津会议的有关情况及历史意义。

    刘康：1983年夏天，中国比较文学的第一次会议在天津师范学院举行。对中国比较文学来讲，这次会议好比是“开天辟地”的“建学大业”。许多当年有幸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至今仍半开玩笑地称天津会议的参加者们是“比较文学界的黄埔一期。”

    天津会议有两个特点。首先是边缘突破。参会的多数学者来自全国各地的中文系，少数来自外文系（因为中文系一直有“世界文学”专业，自然是比较文学这个新兴学科的基础）。老一辈德高望重的学者，如南开大学的朱维之，后来会议结束前北京大学的杨周翰教授也出席了。杨教授是《欧洲文学史》（这部著作是我们一代学子了解外国文学的窗口）的主编者之一，可谓中国高校外国文学或世界文学专业的奠基人。还有一批中年学者，如广西大学的孙景尧、黑龙江大学的卢康华、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谢天振等。当然也有像张隆溪、曹顺庆和我这样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其实张隆溪已经不太年轻了，但很新锐，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介绍西方文论的短文，非常精彩。老中青学者聚集一堂，畅所欲言，感受到的是文化和学术开放的激动和兴奋。大家都来自边缘，就连杨周翰教授也是如此，他本人是北大西语系的教授，但率先在中文系倡导比较文学，并把比较文学研究所设在中文系。但恰恰是来自边缘，最容易聚集力量，从而实现突破。

    第二个特点是开拓和创新。大家对于比较文学这个舶来品了解很少，在会议上也有许多思想禁区，所以开拓和创新主要还是感性大于学术。记得会上议论纷纷的是，比较方法中国古已有之，那么孔子是否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鼻祖？我当时算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于是问道：比较文学要比较中外文化与思想，马克思是外国人，他的理论和思想难道不算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吗？记得朱维之教授就大为不满，驳斥道：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怎么可以是研究对象呢？但天津会议的思想解放和开放氛围非常好，完全没有抓小辫子和打棍子的情形。要知道当时距离文革并不遥远，对于我这样胡说八道的年轻人，长辈们是很宽容的。在今天这个微博和社会化媒体时代长大的年轻人是很难理解了。许多年后，谢天振、曹顺庆教授还对我讲，你当年在天津会议上可算是很异端的。但来自广西的孙景尧、东北的卢康华这批中年学者，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影响很大，他们对比较文学这一天然的开放、国际化和跨学科的新兴学科的热情，深深让我们感动。我算是改革开放初期出国留学，学习人文学科的少数人之一，选择的专业就是比较文学。当时对什么是比较文学完全没有概念，但在天津会议上，从感情上被这个专业深深吸引。会上孙景尧等中年学者，当然还有杨周翰、张月超、赵瑞蕻等老一辈学者的表率，让我们这批新生力量有了方向。

    总之，天津会议开启了中国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其标志就是边缘突破和大胆创新。中国比较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倡导开放、多元、问题导向、国际化和跨学科，这些三十多年后中国学术界大声呼吁的东西，在天津会议上已露端倪。天津会议跟改革开放初期的许多新生事物一样，精神的和感性成分居多，是学术上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但具有不可磨灭的启蒙作用。

    中国比较文学的国际化真正成为一个新阶段是最近几年的事。其标志首先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化自觉。

    读书报：从那时至今的三十多年中，中国比较文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具有哪些时段性特征？

    刘康：如果说天津会议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那么1985年的深圳会议则标志着比较文学第二阶段的开始。北大乐黛云教授从美国游学回国，振臂高呼，举起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大旗。上外谢天振教授创办了《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为学术研究开创了一片宝贵园地。更年轻的一辈人，杨周翰教授在北大的博士生王宁，以及天津会议的参加者曹顺庆等，纷纷从比较文学领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人文研究领域的新秀。张隆溪、赵毅衡、赵启光、赵一凡（“社科院三赵”），还有一批年轻学者包括顾放勋、吴北铃、陈小眉、唐小兵、张英进、刘禾、鲁晓鹏，还有我自己，80年代初期负笈西洋，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当时去美国读文学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很少，但绝大部分都选择了比较文学（顾放勋、吴北铃英年早逝，其余的多在美国各大学任教）。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或文化反思运动，其精神领袖是哲学家李泽厚，他对康德美学思想作了全新的解读，提出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原创性思想和理论。后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从文学的角度阐发了李泽厚的美学思想，掀起了关于“文学主体性”的大辩论。甘阳、黄子平、陈思和、王晓明等一大批优秀的人文学者纷纷脱颖而出。可以说80年代的中国思想与学术真正继承了五四精神，开创了开放时代的新启蒙和新思维。这一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通过大量翻译介绍，让西方20世纪思想与话语全面进入中国土壤，用西方思想、西方话语来解读中国问题。而中国比较文学在这方面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举一个例子。乐黛云教授独具慧眼，1985年邀请美国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文学理论家詹姆逊教授在北大讲学一学期，后来根据他的演讲稿整理出版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虽然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给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冲击却是极为强烈和深远的。詹姆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对于有着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中国学者来讲，他的理论与视角都是中国学者十分熟悉和亲切的。但后现代主义又是个全新的理论，让中国学子兴奋不已。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中国进入了文化商品化、消费主义时代，种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现象，由受到詹姆逊等西方理论家启发的学者作了深入阐发。王宁、陈晓明、张颐武等在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中独树一帜，成为中国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著述对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也有所贡献。

    另一方面，乐黛云教授率领一批中青年学者，筚路蓝缕，奋发励志，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学术界“打下一片江山”，开启了比较文学研究国内化和学科化的时代。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为中国最活跃的学术社团之一。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分别由乐黛云、曹顺庆、孙景尧、王宁领衔，建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点，从而使得比较文学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孙景尧随后又去了上海，在上海师范大学领衔建立了比较文学的国家级重点学科，他们的努力都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国内化和学科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用王宁的话来讲，中国比较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这与乐黛云教授在北大这个中国文科的核心和领导作用是分不开的。她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第二阶段当之无愧的主帅。与此同时，中国比较文学早期的边缘突破模式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比如，孙景尧的宗教与民俗研究、杨慧林的比较宗教学研究、叶舒宪的神话学和文学人类学研究，以及曹顺庆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谢天振教授的翻译研究等，均很有特色，并且成就斐然，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所谓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是指其国际化阶段，这与第二阶段多有重合。如始终活跃在比较文学研究第一线的王宁、杨慧林、叶舒宪等人，在国际学术界也非常活跃。王宁在国际人文学术界的重要影响力跟他在国际顶级人文学术期刊和学术论坛所发表大量论文、主题演讲成正比。据悉，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在《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疆界2》(boundary 2)、《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符号学》(Semiotica)、《国际英语文学评论》(ARIEL)、《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评论》(Neohelicon)、《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当代中国季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等权威刊物上发表了近百篇论文，其中收录“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数据库论文多达43篇，这在美国大学的文学系科也是罕见的。

    此外，乐黛云教授始终关注着我们这批海外留学的比较文学学者，在她的关怀下，由赵毅衡、陈小眉、吴北铃、我、鲁晓鹏等先后担任中国比较文学旅美学会会长，在北美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1991年在杜克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国际会议”是中国比较文学旅美学会的首届大型学术会议，邀请到刘再复、谢冕、王晓明、申丹等国内重要学者，以及美国几乎所有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化研究学者和詹姆逊等西方理论大家参加。这次会议是海外学者和国内学者、美国汉学家的重要交流平台，会议论文集由詹姆逊作序，我和唐小兵主编，收录了包括刘再复和美国华裔学者王德威、周蕾，以及中国内地学者张隆溪、汪跃进、陈小眉、张英进、刘禾等的论文，该书出版二十年来一直都是美国大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必读教课书。

    中国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或曰国际化阶段）跟第二阶段（或曰国内化阶段）基本同步，相辅相成。但国际化阶段真正成为一个新阶段，应该是最近几年的事。这一阶段的标志首先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化自觉。在比较文学领域，王宁教授精心筹划组织了多次高规格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领衔主编了多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的中国研究专辑，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国际化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本世纪初以来举办的三次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

    首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于1983年在北京举行，由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锺钟书主持，出席会议的中美双方正式代表各十人，中方代表包括杨周翰、杨宪益、王佐良、钱中文等，美方代表包括厄尔·麦纳、刘若愚、白芝等。那次会议是中美学术界的首次交流。第二届研讨论会于1987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举行，已故普里斯顿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厄尔·麦纳和杨周翰教授分别领衔中美双方的代表团。但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直到2001年8月才在北京举行。美方代表团由当时担任耶鲁大学常务副校长的布劳德海德亲自率领，中方代表团则由刚刚被聘任为清华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教授的王宁率领。该次会议对于恢复中美人文学者之间的定期学术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国际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四届会议由王宁和我本人共同筹办，2007年在美国杜克大学举行，已经担任了杜克大学校长的布劳德海德致欢迎词，詹姆逊和王宁分别代表美中双方作主题发言。第五届研讨会于2011年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中美双方的领衔者分别是哈佛大学讲席教授戴维·戴姆拉什和上海交通大学致远人文学科讲席教授王宁。会议的精选论文已经结集，将于今年底刊登于Neohelicon上。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要突破两大痼疾。一是突破西方话语的支配地位，发出自己的声音。二是突破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学术卡拉OK化倾向，真正做到中国学术的国际化。

    读书报：那么，在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进程中，中国比较文学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对此，您是如何评价的？

    刘康：中国比较文学顺改革开放大潮应运而生，在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进程中起到了引领的作用。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全球视野、比较方法而论，就中国三十多年来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人文社科轨迹而言，比较文学在学术范式上的示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回顾30多年中国社会与人文学术的发展，我们发现，它显然是一个以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主导，解读、阐发中国问题的轨迹。这跟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完全吻合。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就是借鉴西方理论和西方经验，来推动中国前进。当然，延安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更早的戊戌变法、五四运动，无不循着这一“西方话语——中国问题”的轨迹而行。而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崭新的人文学科，倡导大量的翻译介绍、全景式的比较方法和角度、跨学科的国际视野，是最适合打破传统学科的学术藩篱和门户之见、最容易直接与国际接轨的前沿阵地。

    上世纪80年代通过大量译介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理论，造就了一大批今日中国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当然，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的活跃也有其弊端，在制度建设上不够重视，学术规范不够严谨。以至于早年大量翻译西方理论、运用西方解读中国而成为中国学术佼佼者的多位学人，却在多年后的今天面临着学术规范化的严峻拷问和审判。但毋庸置疑，翻译西方学术、掌握西方话语，通过比较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是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文学术走向繁荣和成熟的必经之路。而比较文学是最早具有学术自觉的前沿阵地。翻译在中国思想文化的作用人人皆知，但实用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偏见却导致中国社会普遍轻视翻译的作用。而谢天振教授早就提倡译介学，从而使翻译研究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分支，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学术领域之一。

    读书报：您认为比较文学第三代学人目前正走向世界，而国际化模式也因此成为对第三阶段的核心概括。据您的观察和判断，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什么？

    刘康：中国目前正面临着全球化的新的机遇和挑战。由于西方的经济危机和中国的持续高速发展，使得中国国际地位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最显著的标志是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国了？还是仅仅是一个有着区域性影响的大国？怎么才能算是世界级大国？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国际化或中国学术全球化战略机遇的问题，我们应该在这个大的框架下来考虑。中国比较文学第三代学人目前正在走向世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这是顺应中国走向世界领导大国潮流的。所谓国际模式（或曰国际化模式），是对中国比较文学的成就和趋势的观察，更是一种期待和愿景, 我本人殷切地企盼中国比较文学重新发挥学术的先锋前卫作用。

    我所说的国际化模式的要点是：1．掌握国际话语权；2．建设国际性的学术团队；3．设置国际学术议程。所谓国际话语权，是指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究要突破两个障碍，或两大痼疾。一是突破西方话语的支配地位，发出自己的声音。二是真正做到中国学术的国际化，突破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学术卡拉OK化倾向，要在国际平台上大量发表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中国学术的早期阶段和第二阶段是从西化到国内化，也就是说，先通过译介掌握西方话语，再用西方话语解读中国问题，最后在中国本土自说自话或国内化。这些都是一门学科从无到有的必经之路，但我们不能总是停留在这个阶段沾沾自喜。中国现在的确是越来越强大，但目前强大的是GDP的总量，而不是每个个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的普遍提升。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离高质量高素质还相差很远。但由于中国国家越来越有钱，大学学科化也让学者的腰包开始鼓起来了，不免有财大气粗的倾向。有朋友说“全球化在中国就是全国化”，中国显然就是全球了，因而也就是世界了。当然“全国化”的看法是指全球化的所有问题，所有不平衡、不平等现象都在中国出现了，是个具有批判导向的观点。不过另一种倾向，则是由于手里有了大量国家课题和项目（其实是在缺乏规范和透明机制的情况下所获的百姓的血汗纳税钱），就飘飘然起来了。这是非常可笑和危险的。

    我们要有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就是说要有国际性的学术团队，从而真正与国际接轨。这里也有两大障碍要克服。一是要突破西方汉学的藩篱，二是要打破当下流行的“学术国际化模式”。中国人文学科与国际接轨，许多情况下是与西方汉学接轨，因为西方汉学家懂汉语，交流起来比较方便。西方学术关注中国问题多少年来主要限于汉学界。但是近十年来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汉学(sinology)是研究古代中国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则是针对现当代的。但这些在美国基本上属于较边缘的学科。但现在西方的主流学术界已经突破了语言、文化的障碍，以前他们不敢涉足中国问题，觉得不懂中文，不认识中国字就没有资格来涉足中国研究。现在由于当下中国在世界上巨大的作用，他们不得不关注中国，打破了语言的限制和学科局限。主流学术界都来关注中国，并且在观察研究中国经验的同时，也在反思他们基于西方经验的学术范式和理论。几年前我提出，中国不能仅仅做理论消费大国，而应该考虑成为理论生产大国。现在西方主流学术界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真正要成为理论生产国，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另一个要突破的是所谓“布道＋旅游”的国际化模式。多年以来，我们都是把洋人“大师”恭恭敬敬地请来，四处演讲一番，像传教士般宣讲他们的理论，接下来由虔诚的中国学者去阐发和运用，而这些洋大师们下一步就是到中国的名胜古迹去游山玩水了。目前我们的国际化研究很可能就是指中国学者到国外去做一些访学，请一些国外的学者到中国来做一些访学，做个演讲，开个会等等。这就是国际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这还不够，下一步我们要做的是开展国际性学术团队的研究，要把这个“化”字拿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跟国际的研究力量建立一个实质性的合作研究，是双方或多方都有很多人力物力的投入，如理工科的联合实验室那样，是长期的、深入的、有具体产出的团队研究。

    中国学术研究要以设置国际学术议程为目标。王宁教授这些年来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杜克大学等英美高校的合作，在上海交大、清华等举办的大型学术会议，以及主编的许多顶级国际学术期刊的中国专辑，就是设置国际议程的重要工作。就比较文学而言，王宁于2001年提出了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的议题：比较文学的全球化，2010年又提出了“世界文学是比较文学的最高阶段”的议题。由于他本人的学术前瞻性和国际影响力，与会的欧美学者都接下去各抒己见，也即米勒教授所戏称的“命题作文”。这就意味着，中国学者能够提出话题，让各国重要学者围绕这些主题开展研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一味跟着别人说。至于中国学者主导国际议程，就我有限的了解，在人文学科中还很少，但在比较文学领域已经有了可喜的突破。

    读书报：当年的天津会议上，中国的老一代比较文学学者曾提出“中国学派”的建设问题，并以此作为长期研究目标之一。今天，这一目标实现了吗？或者说，在新的学术时代背景下，其内涵是否有所变化和调整？

    刘康：所谓“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法，展现的是当年中国学者的气魄和信心。这点很重要，现在中国学者依然保持了高度的信心和气魄。我以为，中国学派的说法现在已初步实现了，因为中国比较文学已经走向成熟，其标志就是不再强调“中国”这个大一统的概念了，而是更加百花齐放。现在可以提出的是中国学术的北大学派、清华学派、复旦学派、交大学派，就像美国有芝加哥学派、耶鲁学派一样，为什么不能提倡某个大学、某一学术群体、甚至以某个学者命名的学术成就和研究方向呢？对此，我本人至少是较为乐观的，并且将努力去推动中国比较文学有国际影响的学派或学术群体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