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内由作家独立写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情况不同国外推动科普图书产品开发的主要是一些专业出版机构专业化出版机制催生科普精品
●推出科学与文化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哲学科学与艺术等内容交叉的科普读物是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出版趋势
●科普阅读与多媒介的有机结合达到了传统图书所难以表现的传播效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少儿出版全面崛起,一跃成为出版业的明星板块。以“哈利·波特”引进、触发中国少年儿童的非功利阅读为发端,以“淘气包马小跳”等一批原创畅销书的诞生为标志性事件,儿童文学引领了少儿出版的黄金十年。尽管儿童文学仍呈强劲增长之势,但布局久远的少儿出版人已经在为下一个五年、甚至十年寻找新的经济支撑。“十二五”起步之年,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和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暨股份公司主办、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承办的“第26届全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年会暨2011中国少儿出版高层论坛”上,议题锁定了“科普出版”。据本报记者了解,下届论坛议题已经确定为“数字出版”。
多年来,少读工委组织会员对出版改革、经营管理、选题开拓、图书质量、队伍建设、发行、财务等问题进行广泛交流研讨,并向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反映情况和提出建议,加强会员单位的横向联合,促进合作出版,对拉动少儿出版进入黄金发展期功不可没。
科普热,科普阅读冷
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任福君多年来一直推动和参与科学素质行动、科学普及活动。他透露,在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过程中,国家将通过新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来推进新的科学课程的全面实施,加强科学教育方面的课程教材建设、教学评价和改革。同时,课外科技活动,如大手拉小手、科技传播行动、科学家进校园等具体活动,已经蓬勃开展。比如,每年五月的第三周为国家科技周,今年主会场设在北京和上海,每年都有数千万青少年来参加相关活动。全国科普日是在每年九月的第三周,但在活动进行过程中已经变成科普周了,有的地方甚至做成了科普月。全国科普日的科普活动已经在全国的各大中小城市普遍开展起来,“但是在农村的科普活动稍少些”。
在参与和推动科普活动的过程中,任福君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影像。他发现,能反映孩子们在认真阅读的场景实在太少。
近期,中国科普研究所对2002年到2008年,全国科普图书的出版情况做了一个普查。此次调查也是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科协科普部、科普研究所和科普出版社联合进行的课题。调查发现,六年间,我国参与科普出版的出版社共有135家,共出版1万1千多种科普图书,年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其中,发行3000册以下的科普图书占比29.44%,10万册以上的仅有2.17%。也就是说,科普图书的规模和市场都不够大,畅销书效应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太明显。
同为科普,活动热,阅读冷的局面让任福君也感到纳闷:“有些非常棒的书,出版后发行量也只有几千册,我感觉到非常遗憾。” 然而,在未成年人的科学素质教育被提到越来越重要位置的今天,这个局面似乎也提供了另一个机会,“这也说明,在给孩子们的科普读物方面,确实还有很大空间”。
科普阅读的几番起落
科普阅读能“热”起来吗?知史方知今,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钱元元首先回顾中国少儿科普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科普读物和科普出版呈现出繁荣景象。《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十万个为什么》等超级科普读物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但超级畅销书的成功也引发了同质化翻版的热潮,一时间,雷同书刊如雨后春笋,模式思维阻碍了科普图书的创新。“一提到普及科学知识,我们就会想到问答式的如《十万个为什么》、辞条式的如《少年自然百科词典》、童话故事式的如《小蝌蚪找妈妈》;而一提到少儿科普杂志,我们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我们爱科学》、《少年科学画报》、《小哥白尼》等名刊。凡此种种已在我们的头脑中扎下了根,成了科普读物的效仿模式,成了既定格式。”钱元元表示。
自2000年以来,儿童科普读物一度陷入低迷,直至2008年底呈现出复苏之势。令人喜忧参半的是,纵观各大书城畅销榜单,引进版少儿科普无论从数量还是畅销度上,都远远超过本土原创,本土少儿科普图书的出版可谓叫好不叫座。
就此,钱元元认为,“科学教育面临的时代背景、科普创作面临的人力短板背景、义教课程的基础设置背景等等,均制约了目前本土科普读物的原创质量及效应”。
科学普及出版社总编辑颜实也认为,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的科普工作正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曾有一项调查显示,55%的学生认为科技教育和考试、升学无关,没有用;22%的学生认为可有可无。尽管造成青少年对科技没有兴趣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通过从小阅读优秀科普图书来培养孩子的科技兴趣,无疑被证明是可行的。
“科普阅读不但可以弥补家庭教育和课堂学习的不足,而且还可以真正达到普及科学、知识塑型和审美教育的目的,更能够激发少儿读者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这些绝不仅仅是通过看电视、上网可以取代的。”颜实介绍,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意识到加强“青少年科普阅读”的重要性,并采取不同方式来推动“科普阅读”。比如,从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科促会等机构为帮助各地学校开展科普阅读,每年都在寒暑假期间组织专家评选,并通过网站公布适合不同年龄段的科普图书;俄罗斯知识学会、青少年科技中心等机构每年都会把科普阅读推介和开展其他科普活动结合起来,集中全国大批优秀科普图书进行展示;日本则通过电视等强势媒体的宣传,使一些优秀的科普类读物成为畅销图书,许多科普图书经宣传后发行上百万册;同时,近年来,我国港、澳、台地区都由政府支持、民间力量推动,开展了大量科普阅读活动,譬如,2008年香港启动的全港科普阅读计划。
出版界的营销实战
尽管科普阅读趋冷,2010年,却是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在科普出版有重要收获的一年。“少年科普名人名著书系”(60本)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李毓佩数学故事书系”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同时,一年多时间,“名人名著”书系发行码洋达到3600多万,目前还在重印当中;“李毓佩数学故事书系”发行码洋达到600万,版权全部输出到韩国。
取得这样的出版收获,湖北少儿社社长李兵认为,这是湖北少儿社多年来坚持科普出版的回报。即使在科普出版最冷清的时候,湖北少儿社的科普编辑室建制仍然保持,30年的建制保障,几代编辑传帮带,脉络一直没有中断过;第二,湖北少儿社注重团结高层次的作者、作家队伍,同时培养年轻的科普作家;第三,湖北少儿社注重少儿科普出版的双效益,“科普是大众的,少儿科普更应该是大众的。只要坚持原创,走精品之路,少儿科普完全可以叫好又叫座”。
事实上,针对学生课业负担较重、课外阅读时间有限的状况,湖北少儿社在科普图书的销售上狠下功夫,首先,把大套系作品作为重点,打造湖北少儿社科普出版重镇的形象;其次,抓住中小学生馆配和农家书屋的有利机会,通过专家推荐和各有关单位的遴选,在全国大多数省份都有了中标的业绩;通过这样的渠道,湖北少儿社的科普图书进入到学校后,又极大地带动了这些图书在网店和地面店的零售。“去年,我们社的重印码洋达到60%以上。”李兵透露。
在营销上,湖北少儿社借鉴儿童文学的推广经验,组织科普作家如李毓佩、星河、杨鹏等,深入学校、图书馆和社区做科普报告;还邀请童书大王杨红樱作为科普阅读推广人,到湖北、江苏、广东等地开展科普之旅,给孩子们讲述“学习科学知识、开启成功人生”的道理,受到广大教师的欢迎和孩子们的追捧。
所以,从湖北少儿社的经验来看,科普阅读出版的推进其实也是一个全链条,选题、编辑、出版、营销、通路的打通,一环扣一环,才有可能实现科普读物的畅销。
李兵还曾对本报表示,一家出版社的影响力有限,希望社会各界认识到科普阅读与出版的现状,形成合力,助推少儿科普的阅读与出版。
新科普,什么样
诚如钱元元所言,2008年以来,科普读物有复苏迹象,但热销的更多是引进版。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考虑到新一代少年儿童的阅读心理和接受特点,国外科普图书的编写创作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长期从事科普专业出版的颜实注意到,与国内由作家独立写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情况不同,国外推动科普图书新产品开发的,主要是一些专业出版机构,即以专业化出版机制催生科普精品——由熟悉科普的专业编辑、美编共同策划,通过先进计算机软件和庞大的科普数据系统支撑制作。为配合文字讲解,这些科普图书更多地使用插图、表格、实物照片等,图文表相互呼应,提升阅读中的知识联想,增加每幅版面所表达的信息含量,提升阅读的趣味性。
同时,推出科学与文化、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哲学、科学与艺术等内容交叉的科普读物,是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出版趋势。“国际上强调,普及科学的过程中,必须加入情感、加入其领域的趣味和人文精神,科学才会为普通大众所理解,科普读物才能具备人性化的感染力。”颜实告诉读书报。
同时,科普阅读与上网查询、多媒体演示等方式的有机结合,达到了传统图书所难以表现的传播效果。有些科普绘本通过图书和多媒体光盘的结合,使读者对有认知门槛的科学知识产生了直观而快乐的体验。据颜实介绍,一些科普图书还配合动手实践,开发科普教具,鼓励孩子们“做中学”、“玩中学”。
新科普读物应该是怎样的,钱元元有了更进一步的突破性的见解,她提出了“跨界”的概念。
美国有一个受很多孩子欢迎的电子出版物,叫《模拟生命》,它可以模拟生物进化的过程,可以让孩子们自己设计并体验生态进化过程。“应该用网络时代的思维模式重塑科普出版读物。它不仅有丰富的媒体表现形式,而且可以与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互动,即时更新,自我生长。”
目前,苏少社的探索是,将把科普读物的开发融入到文学、低幼、动漫、教育等板块类别中,探索新型知识类图书选题优化与操作模式。《我知道幼儿科学童话系列》等读物,在制作纸质图书的同时,已经开始了多媒体读物的研发和设计,产品完成后将采用全新的销售模式,投放在苹果公司的App Store应用程序商店上。
同时,钱元元提出,“让科学流行起来”的“科学松鼠会”这样的民间科普组织的勃兴,也给科普读物的营销模式提供了更多借鉴。
颜实回想起几年前,北京师范大学曾约请2061计划总部前主任、2061计划发起人之一詹姆斯·拉瑟福德博士(Dr.F.James Rutherfiord),做的一场学术报告(有关2061计划的所有核心出版物均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引进出版)詹博士在报告的结束时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在当今时代,任何不把科学当作基础的教育,都不能被称为是教育。以后将尤其如此。实现培养科学素养的普遍教育具有重要的价值,而如果不这样做,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我想,不仅从事科学教育的人员需要反思,对从事少儿出版工作者来说,也同样发人深思。”颜实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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