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体制，文学都能带给人对现实的批判。文学使人变得不顺从，这种对现实的不满让我们有批判精神。”

    大学毕业后在巴黎那七年奠定了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走向，“从文化角度，我在法国反观拉美，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拉丁美洲。当时在秘鲁，我对其他拉美国家的作家和文学作品知之甚少，这种封闭在法国被打破。”他接触到大量风格各异、精彩纷呈的拉美文学佳作，还结识了胡利奥·科塔萨尔等作家。“文学那时像是桥梁，让我更加了解拉丁美洲，也连接着拉美作家”。

    谈及写作本身，巴先生多次说到让-保尔·萨特和威廉·福克纳。“萨特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事实上他对我这一代的拉美作家都有影响。他说，文学要有社会责任，不应脱离社会和政治，文学是一种行动方式，写作能够唤醒人们的意识。萨特让我感到文学并非没有意义的事，得用批判的眼光看社会。”他说。

    巴先生承认，自己的早期作品深受萨特的影响——直面现实，用心讲故事，幽默感缺席。“我的早期作品中很少有幽默感，因为萨特的作品就这样，深刻、睿智但不幽默。受他影响，我觉得真正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严肃的，不引人发笑。直到有一天我想在作品中讲讲秘鲁军队中劳军女郎的故事，发现无法用严肃的笔调去表达这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如此让我着迷，于是渐渐意识到幽默在文学中的意义。”果然，他以此题材写出的《潘达雷昂少尉与劳军女郎》笑点连连，这种幽默感在之后的写作中时时流露。

    当年在拉美很走红的海明威和福克纳等美国作家也是巴尔加斯·略萨的写作榜样，“比如福克纳，他的写作极大丰富了我的文学形式，他笔下的社会在拉丁美洲也有，我大量汲取福克纳的写作技巧和小说语言，他的作品像建筑一样，而他就是那个建筑师。”归根结底，萨特的思想和福克纳的技巧对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生涯影响深远。

    莫言、阎连科、刘震云这一拨的很多作家，都曾在八十年代读过巴尔加斯·略萨作品的中译本，于是巴先生和中国作家的对话，基本上便是后者一边倒地集体表达对他的倾慕——从文学到相貌，即使他们仍然不能弄懂西语姓氏的结构，而当面以母姓呼之。

    “略萨先生此刻坐在距我不到两米远的地方简直是我多年的梦想。”莫言说，“略萨先生当年没能成功当上秘鲁总统是政治的遗憾，却是文学的幸事。他的文学创造力非凡，是真正的结构现实主义大师”。

    面对巴尔加斯·略萨，诺贝尔奖自然是绕不过去的话题，有读者要他预测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谁最有戏，“这个问题从我去年获奖到现在已经被问过无数次，很难回答。我想，如果博尔赫斯还没下葬的话，我会去唤醒他，把诺贝尔奖给他。他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他精彩的小说、诗歌作品丰富了西班牙语文化。诺贝尔奖没能颁给他很可惜”。获奖后的日程无疑令他更加忙碌，他说自己并不缺少写作计划，只不过缺少实现计划的时间，“希望我能长寿，把计划一一完成”。

    “我不会建议热爱文学的年轻人非得去受苦，毕竟作家的体验不会千人一面，如果你喜欢文学，就去做吧，这是美好的事业。”面对钟情文学的大学生，巴先生言之切切，“大部分作家不是天才，用勤奋、努力和自我批评来弥补天分的不足。比如我喜欢的福楼拜，他不是多么有文学天赋，但他用勤奋和自我超越写出了《包法利夫人》那样伟大的作品”。他心中的文学有任何其他活动都无法取代的地位，“没有什么能像文学一样让我们了解自己的语言，文学能把语言运用到极致，通过文学能让不同语言的人也彼此交流。我读托尔斯泰的作品简直就像进入到一个新世界”。

    “我们置身的世界，文化不同，体制千差万别，或者专制或者自由，文学都能带给人对现实的批判。”巴先生说，“文学使人变得不顺从，这种对现实的不满让我们有批判精神。我们所面对的日常生活很可悲，文学能把我们从个人世界中解脱出来，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去冒险。”

    无论译介时间之早还是数量之多，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在进入中国的拉美作家中都名列前茅。他的最新长篇《凯尔特人之梦》也正在翻译中，想必用不了多久就能和中国读者见面。

    《酒吧长谈》

    1969年出版的《酒吧长谈》（Conversación en la catedral）是一部关于独裁体制下从人到狗都不得安宁的小说。《酒吧长谈》由打狗队开始，通过记者圣地亚哥·萨瓦拉与父亲的老司机安布罗修在狗场相遇后的酒吧长谈，一口气谈了近七百页，其中写到政府贪污腐化，横征暴敛，百姓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大学生萨瓦拉要闹革命，却因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天然地意志不够坚定；而书中的内政部长卡约·贝穆德斯，掌管全国警政大权，一方面推行血腥统治，残酷镇压争民主、求自由的共产党人；另一方面包养情妇，夺人妻女，腐化堕落，十足是独裁之恶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