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校史中没有章乃器

    浙江工商大学就要迎来自己的百年华诞了，本人受命主编的《诚毅勤朴的百年守望——浙商大校友风采录》即将付梓。最后一遍通稿中，我突然生出了一种以往从未有过的感觉：近百名校友中，在做人的风范方面，大体上分为两类，章乃器先生和骆耕漠先生属一类，其他百余人为一类。

    章乃器先生一生，大开大合，做人做事是非良心重于一切，个人利害得失在所不计。他发起成立救国会，堪称“七君子”中坚；1948年舍香港企业北上参与建国大业；1957年因直言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与章伯钧、康同璧生死相交，义胆侠肝。在国家民族面临兴废存亡和大是大非的关头，他每每挺身而出，代表社会良心发出声音，尽管结局总是身陷囹圄。这样的人生，不独为校友中的翘楚，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骆耕漠先生虽比不上章乃器那样具有鲜明的民主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然不失为一生追求正义，献身学术，尤其在“文革”中担着风险照应顾准，更凸显了人格的光彩。

    有意思的是，两位先生，一位民主党派创始人，一位老资格共产党员，理想不同，各具性格。章先生像一团火焰，热烈奔放，里外透明，敢恨敢爱，个性张扬。一生做了许多事情，件件有声有色。成也率真，败也率真。骆先生像一头骆驼，外柔内刚，负重行走在广袤的大地上，顺境中勤勉做事，逆境中坚忍不屈，跋涉一生，终成大器。他们各以自己鲜活的生命力演绎着富于个性的多彩人生，守望着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以学术专长为基本，以道义担当为己任。

    两位先生之外的校友，各有令人钦佩的事业所成，无愧为当代的社会骄子。然而，与章、骆两先生相比，这众多的“精英”合在一起又显得少了点什么。独异的个性、率真的气质，超越功利的精神、天马行空的豪气……许是时代不同，各自面对的奋斗目标有异吧，各有所求、各得其所，这似乎是一种解释。

    然笔者还是心存疑惑，难道今天大学精神中理应蕴涵的思想自由、怀疑与批判精神，以及超越功利、追问是非的风范，不再有社会的需求了么？面对难以遏制的某些腐败，日益扩大的社会两极分化，及至我们身边愈演愈烈的学术浮躁，还有没有人像章乃器那样甘冒风险公开直言？

    多亏我们的校史中还有章乃器，否则的话，没有承载大学自由精神的人物，没有天马行空的故事，没有舍生取义的气概，没有特立独行的人格，再大的校园、再多的奖状、再耀眼的官衔，最终又能在一代代学子的心灵中、记忆里留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