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辰150周年之际，泰戈尔过时了吗？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纪念大诗人、大作家、画家和音乐家、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诞辰150周年的活动，于5月7日泰戈尔生日当天在印度、孟加拉和世界多个地区正式拉开帷幕。

    印度执政的国大党主席索妮娅·甘地赞扬泰戈尔是“孟加拉的莎士比亚”。“他是印度和孟加拉两国生活的一部分。她的遗产是我们的共同遗产。泰戈尔仍然活在我们中间。”索妮娅在新德里举行的泰戈尔纪念大会上说。

    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也于当天宣布，面向世界各国学者设立泰戈尔国家文化奖（Tagore National Fellowship for Culture），总理本人将亲自领导评委会，每年评奖。

    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将持续全年，意在激励更广大读者对泰戈尔的诗歌、小说、戏剧、音乐和绘画作品唤起新的热情。

    印度偶像在中国

    辛格总理表示，纪念活动也将扩展至海外，特别是那些与泰戈尔有关的国家。

    英国和中国显然位居其首。北京举办了隆重的泰戈尔纪念大会，相关活动也在上海等地展开。

    《印度斯坦时报》5月7日刊发蕾什玛·帕蒂尔（Reshma Patil）的长篇特稿，以《印度偶像在中国》为题，介绍了中国对泰戈尔复杂的感情。

    文章首先回忆，1961年，“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在北京集会，追思一位孟加拉大胡子诗人。他们称泰戈尔是印中友谊的象征，并发行其作品译文十卷，以纪念他诞生100周年。”但第二年，由于中印之间爆发战争，以及随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泰戈尔的作品一度在北京消失。而在他诞生150周年的今天，印度和中国政府已将边界争议放在一边，再次盛赞泰戈尔是一座“文化桥梁”。中国多家出版社近期新出或再版了泰戈尔的作品，白开元编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泰戈尔谈人生》、《泰戈尔谈教育》和《泰戈尔谈文学》是其中的重要成果。

    早在1915年，《吉檀迦利》就在中国翻译出版。1924年，泰戈尔轰轰烈烈地访华，却因过度宣讲东方文明，而遭到一心求进步、向西看的中国知识精英批判。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认为，时至今日，泰戈尔关于亚洲社会应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的观点并未过时。“1924年提出的问题仍然是个问题。”他说。

    该报说，曾在讲话中引用过泰戈尔的温家宝总理，经常敦促迷恋电视真人秀的中国青年养成读书习惯，至少要在地铁上读书。

    “在纽约，人人都在火车上读书。”一位清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告诉《印度斯坦时报》，“可我在北京的地铁上打开书时，我发现我是唯一一个读书的人。人们都盯着我看。”

    20多岁的教师杨梅娇（音）说，她喜欢读中国小说和言情小说。“我知道泰戈尔，可我没买过他的书。”她满不在乎地说。她的朋友、同为教师的王玲（音）也说：“我啥书都读，可泰戈尔的书我一本都没买过。”

    《印度斯坦时报》认识到：“在对中国的民间外交事务中，印度也许需要更多有代表性的人物，而不只是一个世纪前的偶像。”

    泰戈尔在英国和世界

    泰戈尔诞辰150年的纪念活动同日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开幕，印度的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发表了主题演讲。

    《印度教徒报》报道，其他纪念活动还包括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举办的泰戈尔画展、多场座谈会、一系列的泰戈尔主题电影展、诗歌朗诵会、音乐会，以及著名的塔努丝丽·山卡尔（Tanusree Shankar）舞蹈团在伦敦、伯明翰和爱丁堡举办的演出。

    人们也不会忘记泰戈尔生前对英国的批判。1919年英军开枪屠杀，酿成阿姆利则惨案后，泰戈尔宣布放弃英国骑士爵位。

    《卫报》5月7日刊发伊恩·杰克（Ian Jack）的文章，题为《泰戈尔曾经是全球性现象，为何今日遭到漠视？》。杰克说，他查找了牛津和企鹅两本引用语辞典，赫然发现没有泰戈尔的词条，两书均从塔西伦直接跳到了《艺术哲学》的作者丹纳，仿佛著作等身的泰戈尔从未在世界上泛起涟漪。两亿五千万操孟加拉语的人莫不对泰戈尔有所了解，哪怕他们不会读，不会写，也能从印度和孟加拉两国的国歌中听到他的诗句。他如同孟加拉人的神明。1941年他去世后，送葬队伍外的围观群众排山倒海，争抢着从他头上揪下须发。在火葬现场，人民等不及他的遗体焚化，硬是冲破警戒线，到柴堆中翻捡遗骨和零碎，留作圣物。

    杰先生写道，有人或以为泰戈尔只是纯粹的地方现象，与孟加拉语之外的世界全无干系。可惜并非如此。1913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得这一殊荣的第一个非欧洲人。有个故事广为人知。1912年，他从印度搭船赴英，随身携带着《吉檀迦利》的英译手稿，6月抵达伦敦，却在地铁内将手稿遗失，幸而在失物招领处重新寻获。若非如此，叫他拿什么去见叶芝！后者对泰戈尔大加赞赏，立刻成为其热情的鼓吹者。转年3月，叶芝作序的《吉檀迦利》在英国出版，当年11月13日，泰戈尔便凭此书获得了诺贝尔奖，以火箭般的速度成为全球现象。《吉檀迦利》广为传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埋骨沙场前，在笔记本中抄录了《吉檀迦利》。它被译成了法语，译者是日后的诺贝尔奖得主纪德。它也被译成了俄语，译者是帕斯捷尔纳克——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泰戈尔就此成了西方人想要看到的东方象征：圣贤般的，谜一般的，出自欠发达但或许更为纯真的文明。更重要的是，他充满了异国风情。他看上去确也如此：白袍，长髯，散发。然而现实远为复杂。泰戈尔出身富家，祖上是东印度公司的买办，英国人的仆人嫌他们的孟加拉姓氏“塔库尔”不好发音，这才改叫英化的“泰戈尔”。他们对西方并不陌生，罗宾德拉纳特的爷爷开办了火轮公司，兼做煤老板，受宠于维多利亚女王，最后在英国去世。至于诗人自己，在1912年之前，他已两次游历伦敦，第一次还到歌厅听曲，又留意英国民谣，终将西风融入东风，创出独树一帜的音乐格调。

    杰先生说，泰戈尔早已是东西混体，他身上的异国风情后来渐渐褪色。“他妈的泰戈尔，”叶芝在1935年写道，并大骂他后来所写的那些“伤感的垃圾”。菲利普·拉金也在1956年致信友人罗伯特·康奎斯特：“有个印度人写信问我，怎么看罗宾德拉那个·泰戈尔（Rabindrum Tagore）。好想给他发封电报：‘Fuck all。拉金。’”

    这真是奇怪啊！西方人认为泰戈尔太西方，东方人却认为他太东方。像叶芝一样，陈独秀早年也曾大力推介泰戈尔，却在他1924年首次访华时撰文，大表不屑。“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陈独秀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