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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首相撇下代表团多数成员，轻装简从去杭州
他们尽力护着金首相和朝鲜客人，把蹿出水面的鱼挡开
金首相突然从睡梦中被叫醒，有些不高兴的样子
1960年，金日成首相又一次来中国，还是由邬吉成担任他的卫士长。金首相这次来华主要是同周总理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会谈，没有太多的参观活动。
几天后，金首相让代表团多数成员留在北京，而自己轻装简从，只带了秘书和副官，中方则只有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翻译和邬吉成陪同，总共六七个人，乘飞机去了杭州。金首相这次到杭州，是来和毛主席会面的，当时毛主席正住在杭州的刘庄。金首相下榻的南山宾馆，距刘庄不太远，来往方便。他和毛主席会面后，就返回了北京，继而率团归国。
邬吉成第三次给金日成首相做卫士长，是1963年的六七月间。这次中国对金首相的接待又是盛大而隆重；他又是到杭州和毛主席见的面，只不过这次他没有把随员都留在北京，而且中国方面陪他南行的，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
朝鲜代表团到杭州的当天下午，浙江省委的领导，就陪金首相和朝鲜客人游览了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一行人在“来景雨轩”登上数条机动的游船，邬吉成紧挨在金首相的身后坐下。游船沿着“白堤”，徐徐向湖心的“三潭印月”驶去。
因为来人比较多，好几条机动游船靠在一起，马达震动的声响，螺旋桨对水的搅动，使湖中的鱼受到惊吓，接二连三地蹿出水面，带得水花四溅，甚至翻腾跳跃到游船里来。
鱼身上挂着黏液，而且散发着腥气，警卫人员便尽可能地护着金首相和朝鲜客人，把跃向游船的鱼挡开。虽然自己身上弄得又湿又腥，可大家觉得很开心，金首相也对泛舟纵览湖光山色兴致盎然。
临近仲夏的杭州，气温已达三十六七摄氏度。虽说金首相下榻的杭州饭店是当时杭州最好的宾馆，但还不曾安装空调设备，人在房间里不免感到暑热难耐。为了使房间里的温度降低一些，让客人们睡个好觉，饭店采用鼓风机吹人造冰的土降温法，使室温得到相应的调节。
这次到杭州，金首相不像前几次来那样匆忙紧凑，而是优哉游哉地游览了杭州周遭的梅家坞、虎跑泉、灵隐寺等名胜古迹。
有一天，金首相游览了一上午，中午回饭店吃罢午餐就休息了，邬吉成也想抓紧时间午休。这时，汪东兴突然来到他的房间，急匆匆地说：“毛主席已经到饭店了，要会见金日成首相，你赶快去通知客人。”
邬吉成马上找到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告诉他们毛主席已到饭店，等着和金首相见面。他们感到金首相刚刚休息，事先也没有打招呼，贸然打断他休息不太礼貌。但毛主席已经到了，只好去把朝鲜客人叫起来。金首相从睡梦中被叫醒，以为是有关人员没有安排好或忘记打招呼，一边穿衣服，一边有些责备地唧有烦言。
但毛主席这次突然造访，确实是尚未列入日程排定时间的，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和措手不及。邬吉成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而且在他整个警卫生涯的记忆里，毛主席主动到客人下榻处晤谈，总共也就发生过一两次。
那天毛主席和金日成首相在杭州饭店礼堂里，交谈了很长时间。从金日成首相交谈后从礼堂出来的神情和谈吐看，他显得很高兴，由此可以推想他和毛主席的这次交谈很投契和融洽。
谈话的时间一长，宾主难免会感觉口干舌燥，迎接外宾的主车上备饮料成为制度
外宾警卫处的人员跑了许多商店，都没买到符合周总理要求的塑料杯
“乘坐我们国产的汽车，要给人家一种舒适的感觉……”
金日成首相每次来华访问，都是乘火车来的，而不与中国接壤的国家的政府首脑来华访问，则多数是乘坐专机。在50年代，北京只有西郊、南郊两个机场。欢迎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到京的仪式，一般就在机场举行。因为这两个机场距北京市区较近，宾主在进城途中的时间短，没有太多的谈话时间，也就能礼节性地寒暄一下。
60年代以后，来访的外国宾客逐渐多起来，规模更大的东郊天竺机场也建成启用。从新机场到市内，路途就远了许多。如此一来，宾主在途中谈话的时间就充裕了，可以简单介绍一些各自国家新近的情况，说点正式谈判的准备性话题，甚至可以对有争议的问题做些商洽。
谈话的时间一长，宾主难免会感觉口干舌燥，这就有了喝点饮料，润润嗓子的需要。于是，周总理提出：“接待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等重要外宾时，主车上一定要准备一些饮料。接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宾，要准备不同的饮料。如一点热咖啡，一些汽水，我们自己用茶就行了。”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担负外宾警卫和交通责任的公安部八局四处的人员，便在迎接外宾的主车上，准备了几种饮料。后来周总理又专门作了一次指示，使在迎接外宾主车上备饮料成为制度。
备饮料的制度行使了一阵后，周总理又指示：“迎宾主车上，不仅要有饮料，还要准备一些热毛巾。”从那以后，当欢迎仪式结束，周总理陪客人上车，乘同一部车的、由外宾警卫处为外宾配的卫士长，就会将装在保温桶内的热毛巾，递给客人和总理，擦擦脸，擦擦手。特别是在冬季，贵宾们对这样的服务感到非常舒服，给予了好评。
60年代，车上用的是玻璃杯子，比较重而且容易烫手。后来，周总理就指示改用塑料杯，并提出杯子要小、无毒、轻便等要求。在那个时候，适合这些要求的好塑料杯子还不多，外宾警卫处的人员跑了许多商店，都没能买到符合要求的塑料杯。
最后，他们还是通过北京市一商局，在某塑料厂定制了一批。试用后，周总理很满意，对当时的随卫人员说：“这样很好嘛。我们年纪大啦，又是在汽车上，用这样的杯子，既轻便，又不怕摔。”听总理这么一说，大家心里才踏实了。
五六十年代，中国接待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用的主车，一般都是苏联制造的普通“吉斯”车。关系比较亲近的国家的元首，就用苏联制造的“保险吉斯”车。代表团中的重要成员，乘苏联制造的“吉姆”车。
到了60年代后期，中国能生产“红旗”牌高级轿车和“上海”牌普通轿车了。从这以后，凡接待外宾就都一律用国产汽车了。特别是到70年代以后，外国元首来访，给他们乘坐的就一律是中国自产的“保险红旗”。
因为“保险红旗”车身比较重(大约5吨左右)，减震的车弓子较硬，如果路面情况不好，就会明显地感到颠簸，坐在车子里不那么舒服。
细心的周总理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情况，对有关人员说：“接待外宾前，每次都要在各种不同路面上，反复地把保险车试试，有不平稳的感觉就调整好。乘坐我们国产的汽车，要给人家一种舒适的感觉，并不比外国车差。”有关方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迎送外宾必经的路途，反复调试“保险红旗”轿车，使震动感觉降到最低的程度。
东郊的飞机场启用以后，机场欢迎的仪式渐趋隆重热烈不说，对一些元首级的贵宾，还几度组织大量的群众，沿途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开始，欢迎的人从机场一直排到市内，搞了几次，组织者感觉这样耗费的力量过大。
于是，组织者决定就把群众的夹道欢迎，改在外宾的车子行进到市区以后的路段。从机场到市区边缘这段路，乘封闭的轿车，快到市区了，再换乘敞篷轿车。
这就多了一道程序，在什么位置换，怎样换，都必须事先确定，以保障万无一失。每次实际运行前，外宾警卫处和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警卫处、交通处，都要和夹道欢迎的组织者协商，预先选定换车地点，并组织主宾乘用的敞篷轿车，记者用的敞篷车，13辆护卫摩托车队，及后卫警车等联合演练。
根据预先的演练，进行迎宾全线的安全部署，使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由于外宾警卫处及有关警卫部门的极端负责，相关各方密切配合，数十万人的夹道欢迎活动举行了一次又一次，不仅安全上没出现过纰漏，连交通故障也从未发生过。
周总理提出兴建一座有中国特色的高级国宾馆动议
为了尊重外国人的习俗，国宾馆没编排1号、13号楼
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一个代表团入住一栋楼
我负责整个朝鲜代表团的警卫工作
身高只有1.68米的赫鲁晓夫觉得浴缸小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10个年头，要搞比较隆重的庆祝活动，各国的、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人都将被邀请来参加庆典。如此一来，重要外国贵宾的警卫重任，就落在了公安部八局四处头上。四处为此专门开办训练班，进行接待外宾和警卫工作的训练。
任务是八局当时分管四处的副局长王生荣向邬吉成布置的，由他和有一定文字能力的杨凤祥负责办班的具体事务。参加训练班的，有从公安部八局九局抽调的干部，还有从警卫师公安部队抽调的人员，以及各省市的警卫处长、警卫科长，都是有一定保卫经验的干部。因为中央警卫团在此期间的任务也相当繁重，我们就没有从中央警卫团抽调人员。
训练班从8月底集中，一直训练到10月前夕。训练的科目和中央首长的警卫、安全的内容差不多，另外较多的内容是外交礼遇方面的。为此，公安部还请了外交部礼宾司的干部，铁路系统、民航局机场保卫部门的干部，各处驻军的干部，给参加训练的人员上课，教授与庆典活动相关的礼仪、行程等方面的知识。最后，所有的人员还在北京城里举办庆典活动的各个场所都转了转，熟悉环境交通等情况，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说到国庆10年盛典邀请各国政要参加，就不能不说一下为接待他们而兴建的钓鱼台国宾馆。早在1958年夏季，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研究了有关10年大庆的事宜，如决定在北京兴建包括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在内的十余项大型建筑工程，后根据中国经济实力缩减为10项，即十大建筑。考虑到届时将邀请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各国政要来华，周总理提出兴建一座有中国特色的高级国宾馆的动议。
外交部接到有关通知后，马上成立了专门的小组，在北京城勘地择址。几经挑选，最后选定了古迹遗存、绿阴覆盖的钓鱼台。中共中央很快同意了把国宾馆建在钓鱼台的方案。
钓鱼台国宾馆的主设计师，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师张开济，他当时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在设计钓鱼台国宾馆的同时，他还担负着设计革命博物馆的任务。
同其他国庆10周年的建筑工程一样，钓鱼台国宾馆的十几栋楼房，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竣工。接待宾客的楼房从钓鱼台东门北边，按逆时针方向依次编号，为了尊重外国人的习俗，没有1号楼、13号楼的编号。
这十几栋楼的建筑，分为三种类型：A、F、E型，这些类型的区分，大概建筑行业内的人才懂，邬吉成是后来听人这样介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些什么分别，他也搞不清楚。
这些楼群中，18号楼最大，其次是2号楼、4号楼、6号楼、8号楼，再次是15号楼、14号楼、9号楼、7号楼。而5号楼、12号楼、 16号楼虽然建筑小巧，但环境幽雅，活动方便，故而受到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青睐，他们来钓鱼台公务常选择在这几栋楼小住。17号楼和19号楼是工作楼。
17号楼内有一小礼堂，也可以说是个多功能厅，能放电影，进行小型文艺演出，撤掉坐椅就可举办舞会。楼面南是一块很大的草坪，草坪四周种植了许多果树，有樱桃、山楂等。在17号楼附属的露天舞厅旁，还种有葡萄等攀缘的藤萝植物。19号楼的建筑结构与17号楼相似，主要是供钓鱼台管理机构办公用的。
钓鱼台国宾馆内庭院的设计，似有点江南苏杭的味道。这大概和钓鱼台一度曾为帝王的行宫有关，是为了与当初按江南名园制式营造的庭园风格相一致吧。在院子的最西南端，还造有一组古建筑“养源斋”。
“养源斋”是清乾隆四十三年竣工的行宫正殿，是原来钓鱼台庭园的中心，濒临玉渊潭最宽阔的水域，乾隆皇帝曾在此驻跸，慈禧太后也到过这里小憩。这“养源斋”三个字，就是乾隆亲题。
而真正的所谓钓鱼台，邬吉成后来进去寻找观看发现，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砖垛子。这个砖垛子被保留在10号楼、11号楼之间的西墙边，但其是否为金章宗完颜璟最初钓鱼时所建，是否留有人们传说的慈禧太后垂纶的足迹，就不得而知了。
成为国宾馆后的钓鱼台庭园内，有池水点缀，水面较大的就有5处，池与池间有蜿蜒水道相连，上有6座水泥或汉白玉桥，周遭散布亭台假山。池水是流动的活水，玉渊潭湖水从庭园西北角注入，流到 12号楼前，再经东南角水道排进运河。
整个国宾馆以东门至9号楼为中线，分南北两区，又可分成四小片庭院。初建成时，钓鱼台国宾馆的管理，由外交部总务司下面的一个处负责，这个处的办公地点，就在19号楼。内部保卫和警卫工作，由该处的警卫科负责，第一任科长是韩志生。其业务领导，则由公安部八局四处管。
除了接待宾客的楼房、工作用楼外，还有一座警卫部队用楼，担任钓鱼台国宾馆守卫任务的是警卫师的一个连。为了十年大庆期间贵宾的保卫，钓鱼台里还设了一个大警卫班子，在17号楼办公。
“十一”前夕，应邀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的各国政要们，陆续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一个代表团入住一栋楼，每个代表团都有一个警卫小组，随代表团住在同一座楼里。
率领苏联代表团前来的，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他是在结束对美国的13天访问，并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进行了戴维营会谈后，从美国直接来到中国的。他住进了位于国宾馆中心的18号楼。
18号楼是座大屋飞檐式建筑，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由于此前兴建的友谊宾馆用了琉璃瓦，遭到了批评，故而国宾馆就没搞得那么富丽堂皇。但周围的环境还是相当幽雅，碧树环绕，一面临水。
赫鲁晓夫和他的随员进住18号楼后，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李树槐担任了赫鲁晓夫的卫士长，并负责整个苏联代表团的警卫工作。他是延安时期的保卫模范，相继担任过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等的卫士长。
虽然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暗生裂隙，但表面上还奏着友谊的主旋律。所以赫鲁晓夫来此下榻之际，在18号楼的大门前，栽下了象征和平友好的纪念树，那是一棵白皮松树。后来中苏关系公开恶化，只是摘掉了写有赫鲁晓夫栽的牌子，而白皮松树却一直保留着。
率领朝鲜代表团来华参加庆典的，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他们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的12号楼，它和5号楼几乎如出一辙，一南一北遥遥相对。在此下榻的金日成首相，也和中方的接待人员，在楼前栽种了象征中朝永远友好的常青松树。
应该是出于在金日成首相以往访华时担任过他的卫士长考虑吧，此时就由邬吉成来负责整个朝鲜代表团的警卫工作；而金日成此刻的卫士长，则由临时从山东省公安厅抽调的警卫处副处长贺传亭担当。从这个时候开始，邬吉成就和钓鱼台国宾馆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生中很重要的经历，都与钓鱼台国宾馆有关。
率领越南来华参加庆典的，是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人民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他们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的11号楼，在12号楼的西北侧。
越南代表团的警卫班子负责人是张文健，因为胡志明以前来中国，都是由张文健做他的卫士长。张文健曾经负责过周恩来的警卫工作，此刻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警卫处的科长。
现在邬吉成还能记得起来的，有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代表团，他们住在8号楼。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团长，好像是阿利雅，他们住9号楼。率领保加利亚代表团的，大概是日夫科夫，他们住在6号楼。其他代表团的团长是谁，他就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只记得这些东欧国家的代表团，出都在各自住的楼前，栽种了树木以为纪念。
住在新建的钓鱼台国宾馆内的贵宾，对国宾馆的环境和设施，中国方面的接待，都感到非常满意。只有苏联的赫鲁晓夫提了一点意见，他在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交谈时说：“钓鱼台国宾馆里的浴缸太小了。”这个意见被反映到设计人员那里时，设计人员感到诧异：“浴缸都是大号的，其他高大的外宾都没有感觉小，怎么身高只有1．68米的赫鲁晓夫会觉得小呢？”
除了赫鲁晓夫的这点意见外，其他国家的首脑们，对中国在十年大庆活动期间的接待工作都给予了好评。邬吉成就几次听金日成首相说：“你们的工作从上到下都组织得很好，很有秩序……”
毕竟是第一次搞那么大规模、那么隆重的活动，所以邬吉成记得中间还是出了一些不大不小的纰漏。例如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就出现过把某国的国旗挂反了；有时热水供应不上；有时给贵宾熨烫好领带，却送错了房间；给贵宾皮鞋打油打错了的情况也有过。当然，在欢庆的氛围中，贵宾们对这些小差错还是很体谅的。
（本文摘自《红墙——知情者说》，王凡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4月第二版，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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