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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坼裂》把读者的视线牵引到三年前发生的汶川地震。作为医生的作者歌兑，如医生解剖病灶般解剖着生活，让作品揭开日常生活的面纱，揭示出人性的矛盾与复杂。
这不仅是第一部地震题材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大胆逾越传统抗灾题材主题和书写模式的长篇作品。正如评论家胡平所说，惯常模式中，只要写救灾，英雄主义就是不可撼动的主旋律。因此，在汶川地震后所产生的无可计数的长篇作品中，歌颂英雄事迹都是一再突出的中心。这都没有错，当人类面临灭顶之灾的关头，所有的感动都首先来源于对英雄行为的膜拜，远古传说中，救世英雄也占据着应有的中心地位，因为他们象征着人类生存的希望。但此外，也需要产生《坼裂》这样的作品。歌兑的《坼裂》同样歌颂了理性英雄主义，同时主人公又是知识的思想者，在向人们的生命施以援手之际，他们同时关注着人们灵魂的拯救。
读书报：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听说你在第一时间里带着医疗队奔赴灾区，当时是什么情况？
歌兑：我们在灾区呆了近80天，手术、重建这些活儿肯定干得是最多的。从急救阶段到转运阶段以后，我抓紧写了些专业文章和感想。那时我觉得已经算是对这样一场非战争军事行动有所贡献、有所交代了。返回家里的那个晚上，我写了一篇文字，题目叫做“使命完成了”，可见那时是个什么心情。到了2009年春节，在大年初一的鞭炮声中，我才觉得我根本放不下。在我这里它不能这么草草结束。我欠它一个虔诚的倾诉。
读书报：这部小说，明显地不同于以往我们所看到的抗震救灾题材的作品，你以非常冷静的笔触审视并剖析了那场灾难与救援，你对已经过去快3年的那场灾难与救援，有什么看法？
歌兑：就我们自身而言，碰到过比汶川地震时更大的生命危险（比如在高寒哨所时的高原反应），但是，这次救援是个楔子，揳入内心深处了。它的含义太丰厚了。一方面是见到许多人死去；另一方面也通过突然的变故而认识了这个世界。我能觉得通过抗震救灾我高大了起来，那种经历让我厌恶了过去的某些生活——那无关抗震救灾本身，而是长久以来对生活的一种麻木、一种随波逐流。我们没有发现人生的意义，这尚可恕，但问题是我们已经逐渐放弃了为之去努力。人们知道好坏、知道道德、知道价值标准，只不过，他对“人”的那一半知道，对“己”的那一半忘了。他“坼裂”了。谁都骂这世道俗，可谁都又让自己俗得津津有味儿。
读书报：可以理解为，“坼裂”二字是你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状态的写照吗？
歌兑：我现在也不好说这是当代中国人精神状态的写照，还是任何一个变革的时代和变革的社会所共有的精神重构现象。提出一个观点总需要足够的论据去证明。人们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新与旧、实与虚、可触及（忍受的）的和可想象（幻想的）的两重界面。这种难以回避的外在状态影响到人的内心，既可能是挑战，也可能是机缘，更可能是灾难。有没有那场地震，这种精神“断裂”都是存在着的。
读书报：这一切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大地的“坼裂”无情地撕开了生活的面纱。在这里，大灾难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了自己。你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这样的吗？
歌兑：“坼裂”就是时代变革的精神副产品，它没打招呼就悄然潜入了每一个人的心灵。我们像中毒的电脑，带着“病毒”、养着“病毒”，运转得特累，却以为就应该这样了。这部小说的初衷和归宿，就是在一种特定的偶然之中见到了这一片裂纹后的一声叹息。
生活是生生不息的，这才是人的真正坚强豪迈之处，适者生存的力量在涤荡着生物界那些所谓温情的一切。
读书报：有评论认为，《坼裂》比冯小刚拍的《唐山大地震》更能打动人，也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是亲身经历的大灾难让《拆裂》更有力量吗？
歌兑：是否更有力量我不能定评，但是经历确实很重要。写书不要试图和影视争宠，因为文本要多经过一次从符号到具象的视觉转换，怎么都赶不上画面的冲击力。也不要使劲儿地给小说里塞凄婉的故事，那也不会改变观众对影视的偏爱。不过，我可以自豪地说，同在“文本”这样的形式上比较，《坼裂》肯定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读书报：你不是专业作家，却写出了比专业作家更有震撼力的作品。很多作家都有医学背景，不过很多是弃医从文，你是亦医亦文。医学博士生导师的背景对你的创作有帮助吗？
歌兑：我没有发现在当今的医学界有比其它行当之中更多的小说作者。但是我可以宣称的是，医学这个职业有“三多”：对人的研究多——干的就是这一行；见的生离死别多——这也是职业的不幸；从而感慨、遗憾和感悟也必然多。这肯定对认识“人”、描写“人”、玩味“人”有帮助。在文学上“不专业”这个特点，让我“无知者无畏”地按自己的想法纵情写作，多想着读者，少顾虑文字规则的约束。因为在文学的世界里我是个陌生人，没熟人也没朋友，没过程也没结果，这种孤独强迫我只能与读者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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