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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祥，1949年生于兰州，台湾大学哲学系毕业。现供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主要研究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黑格尔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旁及动物伦理学。任《思想》杂志主编。著有《纵欲与虚无之上》（三联书店，2002年），译有《学术与政治》、《动物解放》等。 陈洁/摄
学生运动和学术训练
从会场下来的钱永祥，声音带着绵软的台湾味道，完全看不出他的血缘是蒙古族人，父亲是国民党军官。
他出生在兵荒马乱、改朝换代的年月，在兰州出生没几天，襁褓中的他就被带离中国大陆。在台湾的眷村，钱永祥度过了童年。初中时父亲去世后，他们家搬离眷村。
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台湾是很封闭的社会，思想禁锢很厉害，读鲁迅和三十年代左派作家的书是违法的，会被抓起来坐牢。每天上学都要唱歌颂中华民国、蒋总统的歌，还有反攻中国大陆的歌。重复多了，以至于时隔多年，钱永祥还随时能唱出来。
1965年，钱永祥进入建国中学读高中。学校就在旧书摊汇集的牯岭街旁边，那里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着钱永祥。他读到了殷海光的著作，受到很多启发，对于反抗威权以及个人尊严、民主、权利等观念，开始建立自己的想法，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启蒙。当时台湾一方面流行存在主义，一方面流行逻辑实征论，钱永祥受到影响，觉得哲学很了不起。
建国中学是台湾最有名的男子高中，严重重理轻文，一个年级24个班中理工班占了19个。好在钱永祥的母亲开通而宽容，支持钱永祥按自己的兴趣发展，于是，他选择了台湾大学哲学系。
1968年，钱永祥进入台大哲学系。台大哲学系当时聚集了一批年轻老师，只比学生大十来岁，热情昂扬，问学积极，跟学生互动很多，使得整个哲学系有一种健康明亮的求知、求真、求自由的精神风貌。在这种氛围中，血气方刚的钱永祥很快成为校园里的学生运动领袖，贴大字报、开座谈会、组织读书会，在著名的保钓运动中积极参与。
这种青春激情在大学即将毕业时遭受了一次严重打击。因为被查出私藏有马恩列斯包括毛泽东的著作，包括钱永祥在内的师生数人分别被捕。私藏禁书已经够得上“为匪宣传罪”，要是搁在1950年代，直接就给拖出去毙掉了。即使在1970年代，按“戒严”法律也是要判3到7年有期徒刑的。当然当局只是要吓唬吓唬学生，何况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影响，引起普遍的抗议。钱永祥在“警备总部”关了一周便被放了出来，但还是“吓得半死”。而且当时的档案材料在他日后办理出国留学、甚至于后来求职时一路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但他终于还是于1975年，争取到了英国利兹大学的留学机会。
在英伦岛国上度过的7年，奠定了钱永祥学术方向和风格的基础。他说自己受英美分析哲学的影响，在学术上喜欢做严谨的分析论证，而没有能力和兴趣去做“宏大”的后设叙事，对海德格尔等等思想家虽然也有研读的兴趣，但不太可能做那种风格的写作。
另一方面，在思想倾向上，钱永祥也开始进行调整。到英国之后，他开始努力研读在台湾读不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那时，西方的学生运动热潮已经过去了，但在英国的高校里，新左派的影响还是很大。另外，英国给钱永祥留下最深印象的，除了民主制度的运作，还有就是强大工人组织的运作，他见识到了弱势人群如何用一种更进步和理性的方式进行对抗和维权。
“对于内地很多人来说，‘9·13’事件是幻灭和觉醒的开始。对我来说，‘四人帮’的被捕才迫使我去认真理解中国革命的复杂与曲折。”之前，他对中国内地的了解只能从媒体上来，在他的想象中，中国从1966年以来，一直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新文明，追求某种新的普世理想，他也知道中国大陆的某些事件，比如林彪事件，但并不知道这些事件的涵义，但突然之间，一切都告反转，他完全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
多年后，钱永祥说，这些事使他认识到，一个社会里，信息的开放和流通有多么重要。信息少，人的成长就会受到限制，人不可能在思想上走向成熟。中国现在是这么大、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国民需要丰富的信息，知道得越多，国民就越成熟，越有判断力，也才能建设一个健全的社会与负责任的强国。
1982年，钱永祥从英国回到台湾，供职于中央研究院。主要从事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做动物伦理学研究，并翻译了《动物解放》，参与救助流浪动物的团体，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早在1988年，钱永祥深感台湾读书界需要西方经典文章的翻译，而单篇的文章不容易找到合适的方式面世，他便创办了《思想》刊物，专门刊登翻译文章。可惜受限于国际版权公约，一篇篇文章地获取版权是难以完成的工作量，台湾的译者也不够，《思想》只办了一期便停了。2006年《思想》恢复，现在以华人创作文章为主，一年出版三到四期。钱永祥的理想是，团结华人世界（包括内地和台湾、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和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以大家共享的中文为媒介，办一份严肃的思想性刊物，既不耽溺于学报的空疏自满，也不堕入新闻类刊物的浮光掠影，以学人的知识为资源，展开公共议题的讨论。
说到底，年过中年、温文尔雅的钱永祥，还跟当年那个在台大哲学系激情昂扬的青年学子一样，仍然是理想主义者。
民族主义和世界影响
普世价值和民族主义的关系，既是钱永祥持续关心的问题，也是他的次第体验过的思想。
关于民族主义，钱永祥认为应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首先，第三世界国家或弱小民族通过民族主义来反抗殖民统治，进行自我保护，从而形成自己的身份，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民族主义特别有价值的部分。当年钱永祥参与保钓运动，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当年，美国和日本觉得可以撇开中国决定钓鱼岛的归属，这是不可接受的霸权行为。他说，今年台湾要举办保钓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他会参加。
民族主义的第二个意思，是在一个民族的内部强调一种最高的、统一的身份，强调一种单一的价值认同。价值的一元化是民族主义很可能产生的结果，因为它强调共同的记忆、共同的文化价值、共同的历史传统、对未来共同的期许。事实上，同一个国家内部，完全可能有不同的价值、目标和理想，而民族主义会对这种多元形成压迫效果，造成公共生活的窒息。
第三，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后，有时会因为民族主义而太过于肯定自我，忽视周边其他国家的感受，并参与世界争霸，从而对周围国家带来压力。现在中国正在崛起，经济和军事力量都在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这时候再用民族主义的心态去面对世界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他认为，不能总把百年来的民族耻辱放在心里，那样的“悲情”并不利于中国人在未来世界中的定位。
他说，大国崛起有两种。一种是英国、法国、美国以及苏联的崛起，其背后有新理念，代表着人类对于未来的期望。无论是英国的“法治、自由”，美国的“人权、民主”，还是苏联“建设没有阶级压迫的社会”，包括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念和价值虽然是在历史上由特定的国家提出来的，但并不是只适用于这些国家，而是代表了人类世界的理想。
与此对比，二战前日本和德国的崛起，却是一种对抗性的崛起。结果不但没有变成世界普遍仰望的典范，反而给自己与其他国家带来了灾难。
一种价值在世界上某个特定的地方产生，到它流传到全世界、成为大家认可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往往需要一两百年的时间），它的内容会有很大的改变。比方说，17世纪英国提出“参政权”时，全国只有很少数人才真的享有参政权，经过19世纪三次改革法案，一点点解除了财产、职业、身份、性别的限制（英国女人直到1929年才获得投票权）。美国的开国制宪领袖提出“人人生而平等”并写入《独立宣言》和宪法，可是当时的印第安人只算五分之三个人，女人与黑人根本就不算，经过南北战争，经过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平等才真正跨越了肤色和性别的限制。
钱永祥乐观地认为，中国文化或许会有更广泛的世界影响。我们办孔子学院，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就要有东西拿出来说服别人。所以今天的中国人有责任，看我们能不能将中国的传统思想提炼出来，变成一种能感动全世界、让别的国家能够向往的价值。如果我们真的建立了儒家理想中的君子国，社会真的呈现出了平等、和谐，中国文化对别人就会有吸引力，那才证明我们所主张的价值具有普世意义。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对中国文明最大的考验。
钱永祥本人不做中国哲学，但他期待中国文化能为未来的世界贡献某种普世价值。“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现存文明中历史最长的，总得有点东西给别人嘛。”他说。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钱永祥近来的一个研究领域，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一般将这两者看得泾渭分明，是两个敌对阵营的分野，但他认为这不过是历史的偶然性所致，事实上，两者是从同一个根基上发展出来的。
它们都来源于启蒙运动。马克思将自由主义的自由、公民权等都视为当然，他关心的是这些权利如何从理想变成现实，而无需再讨论和论证这些权利本身的合法性。马克思是站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构想一个没有阶级压迫的社会，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
基于这种“本是同根生”的理论，钱永祥会避免给自己贴“自由主义者”或者“左派”的标签。他认同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让个人有机会与条件自行判断和选择什么是好的生活，并且有机会与条件追求那样的生活。但是，自由主义仅仅强调这个根本价值还不够，还要仰仗社会制度来实现这项价值，所以要有言论自由、参政权、以及其他基本权利，还要有生存、温饱、健康、教育、工作等社会权。这些权利的实现，无不需要社会制度来保障和帮助。
所以，钱永祥推崇自由主义价值，但同时也重视社会公平问题。当他看到中国内地贫困地区校舍破败、师资缺乏、孩子艰苦的情形，他总是很难受。他也强调没有任何理由因为出生地、居住地不同而给公民不同的待遇和权利。钱永祥表示，他很关注前不久北京出台的外地人纳税五年才能买房的新政，他说，政府希望稳定和降低房价可以理解，但针对特定人群制定限制政策，是违背公平、平等等基本的现代政治原则的。
动物福利与人类幸福
钱永祥自称感情上跟国民党很疏离，对其没什么好感。但是他认为，国民党在台湾国民教育、公共卫生、经济发展三个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钱永祥小时候是6年普及教育，后来变成9年，台湾当局为此花了很多钱。台湾后来的农业工商业之所以能发展，是因为有一批受过基本教育的国民，各行各业都从来没有缺乏过基本的人才，农民起码是中学毕业，有能力面对市场与技术更新，做精致的农业产业。台湾还建成了公共卫生体制，在建设卫生所、疫苗接种、妇女保健等方面，政府投入很多。现在台湾全民健保，台湾人无论身份、籍贯、地位，一般都不会为生病而发愁、发怵。钱永祥的母亲八十多岁了，每月去医院，自己不用花太多钱。一个社会有了基本保障，人们才能有安全感。钱永祥特别说，医疗和教育这两件事绝对不能市场化，因为这两件事涉及基本的人权。
最后，钱永祥谈到动物伦理的问题，笑着传播“左派养猫，右派养狗”一类的不经之论。他并不提倡“动物权利”这样激进的伦理主张，也不认为人类可能停止吃肉，但他提出“量化素食主义”，希望人类不要耽溺于肉食，避免对动物大规模的屠宰与虐待。人类应该对动物、对其他的生命，有基本的感情，有能力去感应它们的感受。要知道，人的感情会受到社会的训练和影响，如果人类对悲惨的现象学会了麻木，对乞丐、对底层人扭头就过去，毫无感觉和悲悯，将他们排除到视野和感受之外。这样的社会多可怕呀！
谈起他自己养的猫，他充满感情。“去年12月28日，我家的最后一只猫离世，他活了22岁，算是比较长寿。不过，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多时间内，腿脚不太好，行动也不方便，为了照顾他的生活，我和妻子常常睡不好觉。他临走的几个小时，很痛苦，我们也很难受。”钱永祥说自己“不敢”再养猫了，因为养猫意味着很多很多的责任。无论如何，他珍视养猫的经历，他将其称为“一段道德启蒙的经验”。
说到底，他求学、治学的动因是很简单的，他只是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人道、美好一些：不仅人类，还有每一只猫、每一种生物，都能过上他们自己向往的生活。（本报记者 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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