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还会在风中飘吗

    4月6日，鲍伯·迪伦终于要到北京演出了。但我不会去现场，也许，是我已经老了，没有了年轻时的热情。看新一期的《三联文化周刊》，几乎半本杂志在介绍他，我觉得更多的恐怕鲍伯·迪伦已经成为了一种时髦，连篇累牍的他，带有了丝丝商业的色彩。

    这么说，也许都不对，并不是我缺少了热情，而是一脸褶子的鲍伯·迪伦已经变化了，虽然依旧那么值得尊敬，但毕竟和60年代他刚出道时激情洋溢地唱着《答案在风中飘》和《像滚石一样》不一样了。

    鲍伯·迪伦属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那时，他20多岁，和美国一样年轻。那时，他从明尼苏达的矿区走来，抱着一把木吉他，唱着沙哑粗糙的民谣。他就像是上帝专门为60年代而创造的歌手一样，敏锐地感知着60年代的每一根神经。面对60年代所发生的这一切，他都用他嘶哑的嗓音唱出了对于这个世界理性批判的态度和情怀。

    1961年，他唱出了《答案在风中飘》和《大雨将至》，那是民权和反战的战歌。

    1962年，他唱出了《战争的主人》，那是针对古巴的导弹基地和核裁军的正义的发言。

    1963年，他唱出了《上帝在我们这一边》，那是一首反战的圣歌。

    1965年，他唱出了《像滚石一样》，那是在动荡的年代里漂泊无根、无家可归的一代人的命名……

    他以那样简朴疏朗又易学易唱的旋律、意象明朗且入木三分的歌词、沙哑深沉而强烈愤恨的情绪，站在60年代领头羊的位置上，充当着人民的代言人的角色。虽然，在60年代，他也唱过类如《来自北部乡村的女孩》那样爱情的歌曲，但他大部分唱的是那些激情洋溢的政治歌曲。听他那时的歌，总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们的《黄河大合唱》，他就像是站在那浩浩大合唱前面的慷慨激昂的领唱和领颂。

    在60年代，他还唱过一首叫做《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歌。他是在芝加哥的街上，从一个叫做艾瓦拉·格雷的瞎子歌手学来的，他只是稍稍进行了改编。那是一首原名叫做《矮子乔治》流行于美国南方监狱里的歌。这首歌是为了纪念黑人乔治的，乔治仅仅因为偷了70美金就被抓进监狱，在监狱里，他写了许多针砭时弊的书信，惹恼了当局，竟被看守活活打死。鲍伯·迪伦愤怒而深情地把这首歌唱出了新的意义，他曾经一次以简单的木吉他伴奏清唱这首歌，一次用女声合唱做背景重新演绎，两次唱得都是那样情深意长感人肺腑。他是以深切的同情和呼喊民主自由和平的姿态，抨击着弥漫于60年代的种种强权、战争、种族歧视所造成的黑暗和腐朽。

    在60年代，他是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领袖，是那个逝去的年代的难能可贵的理想主义的象征。在60年代，鲍伯·迪伦就像是一个“愤青”。对于如我这样也是和鲍伯·迪伦一样在60年代度过了整个青春期的人来说，听鲍伯·迪伦的歌没有什么隔膜，而是那样的亲切，水乳交融，肌肤相近。

    90年代的鲍伯·迪伦已经变了，变的不仅是他不再用木吉他而早改用电吉他了，变的是他不再充当社会和人民代言人的角色，他不再做正义和理想的化身，他开始歌唱个人化的感情，他把曾经从伍迪·格思里学习并加以彻底改造的膨胀成氢气球一样扶摇直上云天的民谣，重新改造回到了地上，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一样重新柔情荡漾起来。

    他开始唱爱情，不过那爱情是回忆中的爱情，他一再把那种回忆中的爱情唱得格外凄婉，他似乎是生活在梦和永远不能忘记的回忆之中：“星期天我去教堂，她正好从那里经过，我的爱需要那么久才能够消失。我在你身上找到了我的世界……”（《冰冷的铁环》）他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他似乎将过去自己的叱咤风云遗忘了，偏偏总是记起感情的失落和回忆中柔软易碎的部分，对世界充满疑问和迷惑。他一下子脆弱起来，和我们一样开始鄙薄宏大叙事，唱起了许多人唱过的陈词滥调。他拣起了芝麻丢了西瓜。“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才能被称为男人；一只白鸽要飞越多少海洋，才能够在沙漠入眠；炮弹还要发多少次，才会被永远禁止……”60年代像在《答案在风中飘》里唱过的这样发自思想深处的天问，似乎已经飘逝在遥远的风中，新的目标迷茫，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飘曳在风中，还能找到答案吗？

    其实，并不应该责怪鲍伯·迪伦。进入了90年代，我们和鲍伯·迪伦一样在变化着，只是我们自己不知不觉。岁月的轨迹刻在我们身上，不会像是树木那样留下年轮一样的清晰。疯狂的球迷已经替代了当年对政治运动的迷恋，手机短信息和“伊妹儿”更是替代了当年的日记、情书里的悄悄话和大字报墨汁淋漓的揭发。饥饿是少数人的专利，高蛋白高脂肪高胆固醇和高三油甘脂已经让减肥成了世界性流行趋势。为了一个信仰一个理想而献身，成了愚蠢和傻帽儿的代名词，惟利是图已经不再羞怯，瘦肉精和三聚氰胺在比翼齐飞，假冒伪劣已经畅行无阻，就是连内裤和安全套都要浮华地讲究名牌，绝对不再相信经过了岁月的磨洗蚌壳里会含有珍珠，而是早就心急气燥地打开蚌壳，就着进口的红酒吃里面的蚌肉了。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发霉的青苔爬满我们的周围而我们自己以为是环绕的绿围巾，我们跌入了烂泥塘却以为是舒舒服服的席梦思软床，就实在是见多不怪了。

    我们已经变得面目皆非，我们的心已经如同搓脚石一样千疮百孔。我们怎么可以要求同我们一起进入90年代的鲍伯·迪伦没有变化呢？鲍伯·迪伦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照见了他，也就照见了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和他一样吗，忽然到这个时候渴望真情起来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真情已经越来越如恐龙一样的稀少，而欺骗如同鲜花盛开遍布世界，让我们呼吸着它的毒气而以为是享受着芬芳，所以那一份遥远的真情才被我们自己珍贵起来。我们忽然梦想退缩在自己的驱壳里和母亲的怀抱里，自欺欺人以求抵挡用我们自己的手变坏和破坏了的世界。

    我们和鲍伯·迪伦一样，可以改用电吉他，用电子和多媒体乃至龟缩在网络的虚拟中来和这个世界抗衡，却再也无法重新拾起那把木吉他了。木吉他上和我们曾经读过的红宝书一起已经是落满了厚重的灰尘。

    我们和鲍伯·迪伦一样，不再像滚石一样了，不再重返61号公路了，我们只是站在午夜的街上，看霓虹灯不眠在闪烁，看人群熙熙攘攘却过尽千帆皆不是，迷茫一片找不到自己的一个亲人。

    鲍伯·迪伦1997年出版了他的新的专辑，取名叫做《时光不在心中》（Time out of mind）这让我想起了他在1963年出版的那张名字叫做《时代在变》(The times they are a -changing)的专辑。同样是time一个词，他已经把它赋予不同的含义，60年代的鲍伯·迪伦把它称为“时代”，90年代的鲍伯·迪伦把它叫做“时光”了。

    我不去现场听鲍伯·迪伦了。我怕看见他，就像怕看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