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另外一种美？

    一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坦露过自己的文学批评观：“我真的拿不出第二套标准——我惟一掌握的，就是一个文学的标准。文学性强的，真能给人以美感的，能激起或隐或显的心灵冲动，并能引发长久的咀嚼和回味的，我都认为是好的；反之，就有不足，于是我总要找出不足的原因。无论是对世界名著，对知名作家，还是对一个业余作者，我以为，既是文学，标准就应是一样的，就须得实事求是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我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几位青年评论家的不满，我们还有过几次小型的笔战。他们的意见，主要是：一、不能拿同一标准来要求不同的文学，尤其不应以纯文学的标准来衡量通俗儿童文学；二、文学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文学性，不能以陈旧的文学性标准来限制新的创作的发展，尤其是限制现正迅猛流行的通俗儿童文学的发展。

    我的回答也很简单：我所说的文学性或美感的标准，是指总体的美，不是以某种具体的美来套所有的作品，而是要求所有作品都具备美感，都经得起审美的检验，这是它们能被称为文学的先决条件。正因为是对总体的审美价值的要求，而不是指哪一种具体的美，所以它本来就是动态的发展的，是包含各种新的审美创造在内的，因而不可能限制创作的发展——它只可能限制那些不美的、审美价值不高或几乎不含审美价值的作品的畸形发展。

    当然，上述论争只是一种逻辑的辩驳，我自己也不满意。我很想找到某种典型的例证，通过对具体的公认的作品的分析，来看一看那些新的、大量流行的、被称为“大众的”或“通俗的”儿童文学，究竟具备了一种怎样的美，它的美与纯文学的美有没有区别，是不是应该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通俗文学的美。

    非常幸运，自2010年9月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开始翻译出版日本通俗儿童文学的代表作《活宝三人组》。这是知名作家那须正干的重头产品，日本以出版原创童书起家的白杨社自1978年推出此书第一种后，每年推出新品，至今已累积五十种，整整畅销了三十余年。以此书作例证，应该是再好没有的事了。

    中文版《活宝三人组》已出两辑，共九种。本文主要围绕第一辑中的四种展开。

    二

    据我以往的经验，读作品时，一定要把各种理论观念（包括赞成的和不赞成的）全都搁置，全身心地投入到阅读体验中去，这才不会出现“理障”。这次阅读也是如此，结果，还真读得兴味盎然；或者，也可说是渐入佳境。

    第一本《出场记》，写于1976年至1977年，写了一年，先是在《六年级学习》杂志上以“活宝三壮士”为题连载，经整理后，才于1978年2月印行。这一本与后面几本的不同，在于它是一本短篇合集，内中包含五个故事，不像后面的书大都是一本一个故事。还有就是作者刚开始探索通俗儿童故事的写法，想努力放开，少一些文学性的束缚，却又不十分熟练，致使作品参差不齐。据书后所附朱自强先生的介绍，那须正干此前创作的《我们驶向大海》“堪称日本现实主义小说的一部厚重的力作。作家对不同家庭里的不同个性的少年性格的精微刻画，给人以极强的现实感，作家磨砺十年的讲故事的手笔，赋予每个细节以可信性”。可见，他是从纯文学“转型”过来的，本书正显示了转型期的种种痕迹。

    《出场记》中的第一个故事，写出了三位“壮士”的性格，作者的叙述幽默风趣而又充满生活气息，这三个小学生个性各异，写得夸张却又真实可信，这都体现了纯文学作家的功力。阿慢的迟钝、厚道与内心的单纯，八谷飞的机灵、轻率、好动、有激情并充满正义感，博士的爱读书、爱思考、冷静多智而又不乏童趣和书呆气，这些特点通过短短几个生活片断就勾勒出来了。这样三个人组合在一起，难怪后面的戏剧性情节会扑面而来了。这种由性格出发组合故事的方式，其实还是文学的正宗。

    然而一篇篇读下去，我们还是看出了区别。第一个故事写到博士家里潜入了小偷，他正躲在厕所里看书（厕所是他平时最喜欢的读书处），吓得不敢声张，却又要设法抓小偷，于是就在卫生纸上写字，让纸飘到外面吸引阿慢和八谷飞的注意，两位同学看见了，却认不出上面的汉字，因为博士写得太文气了，关键的“小偷”二字又写不出，写作了“强盗”。幸好阿慢记起在一本可怕的漫画书《怪盗蜈蚣假面具》里有这个“盗”字，两人这才猜出原意，小偷终于就擒。这个故事就情节看有点单薄，人物性格却是鲜明的，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可说是三个角色的成功亮相。

    第二个故事，写阿慢在书店看到两个坏女孩偷书，他跟上去想指责，却被掴了个大耳光。八谷飞知道后大怒，决心要报仇，后来三人阻止了她们的又一次偷书行动。这个故事的情节比上面更单薄，人物也没有太突出的性格显现，但读来合情合理，又出现了问题少女的形象和打斗的场面，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可读性。

    第三个故事写八谷飞为了在女生面前争胜，硬说水池里有尸体会浮上来，还会喊救命。他让阿慢和博士做了假的尸体，还搞了呼救的录音。不料女生们到来时，真的有尸体浮上来了，原来这天正巧有少女自杀……第四个故事写班里搞社会考察，八谷飞不耐烦做枯燥的发掘工作，一个人乱逛，结果掉进了一个深洞，走也走不到头，一直通到一个大寺院的底下。原来这是战时的防空洞，从而牵扯出了被沉埋已久的悬案。这两个故事，一个是鬼故事的变种，一个与历史迷案挂钩，都很容易抓人眼球；然而偶然性太大，故事的转折纯属巧合，没有一点先兆，也没有任何必然性，只是随意而耸人的编排。这就缺乏可信性，也耐不得咀嚼了。这很有点像“奥特曼”与怪兽的系列故事，热闹离奇，孩子可能爱看，但实在不是好的儿童文学。

    第五个故事又回到文学性的追求上了，写阿慢被姐姐逼着参加电视台的有奖答问，八谷飞和博士为他做了对讲器，打算在现场帮他作弊，阿曼一路过关斩将，差点夺冠，结果发现，他戴的是电视台的耳机，并没有用对讲器。这个结局出人意料，故事一波三折，同时也对造假者作了小小的嘲弄。

    从这五个故事里，看得出作者在转型时，作了如下的努力：

    一是追求“好看”，而不再只追求作品的“好”，为了可读性可以放弃一些文学上的严格要求；

    二是在题材上向那些足以吸引眼球的样式靠拢，比如写问题少女、偷盗、打斗、考场作弊、鬼故事、战争悬疑，等等；

    三是在故事情节上更下功夫，追求热闹、突然、出奇、惊吓、悬念、巧合，更注重外在效果。此外可能还有，但主要是这三者。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放到下文整理。

    然而作者的文学功底仍在，他的生活积累和文学体验，都不会在创作中不起作用。经过这一转型的探索期或摇摆期后，如何在以后的创作中调理好通俗性与文学性的关系，将决定他未来作品的艺术走向。

    三

    从《活宝三人组》第一辑的另三本书中，很容易看出来，作者对于“在题材上向那些足以吸引眼球的样式靠拢”，可说是做得相当自觉。第二本《侦探队》，是少年破案故事，称得上是一部推理小说。第三本《绝密大作战》，写了小学高年级生的恋爱问题。第四本《探险记》，则是写三位壮士驾船出走，漂流海岛，过了一段鲁滨孙般的冒险生活。

    这种“自觉靠拢”，也可说是一种趋向于“类型化”的努力。

    “类型化”是通俗文学不得不走的路，简直可说是必由之路。本来，纯文学追求的是“好”，是一种真诚的表达，即作家通过写作把自己灵魂的一部分奉献出来，它是有“真生命”的；这真生命同时又是独特的，是作家对于人生的独到的发现和体验，他被这样的体验搅得难以安生，不得不写，所以它不是（或主要不是）“编”出来的；又因为是要安置自己的灵魂，是为充分表达自己的独特体验而写，这就必须找到最好的形式，所以它在艺术上也是独到的。但通俗文学不是这样，它追求的不再是“好”，而是“好看”，它有大众性和商业性的要求，所以要尽可能吸引眼球，那就要有抓人的故事，要以故事性取胜，而不再突出“真诚的表达”，突出的恰恰是一个“编”字。看起来这是突破，是挣脱了纯文学的束缚，从此可以海阔天空，任意编织了，其实却不那么简单。写了一段的写手，都会发现，故事的套路相当有限，能够吸引眼球的题材和母题也只有那么一些，大家不久就纷纷落于相近相似的故事中了，仿佛游乐场中的“碰碰车”，很快就你碰我，我碰你了。相反，不是那么易于生产的纯文学，因为要从各自的灵魂出发，而又自觉地追求独特性，反倒不容易雷同。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这也涉及到了通俗文学的复制性的问题。为避免复制带来的审美疲劳，让大量的通俗文学新作能得以流通，就自然形成了一种共识（很像一种交通规则）——相类似的作品，相互靠拢，自觉比较，取长补短，推陈出新。靠拢了不更看得出雷同了吗？正好相反，世事就是如此诡异，这用得上《红楼梦》脂评中的一句话：“特犯而不犯”。干脆放一起，反倒不怕了。你想，推理、破案的小说放到一起，作家们坐下来研讨、比较一下，评论家们作一综述合评，高下新旧，不是马上看出来了吗？于是，去掉一批最低分，淘汰出局；过得去的见贤思齐，更上层楼；那些写得最好的被尊为“大师”，从此信心十足，新作迭出，行情看涨；那些准大师们也有了奋斗目标，急起直追……一种兴旺景相，不就形成了？这比没有这么一个圈子时，见不出各自高下，而又动不动发生撞车的懊丧，不是形成鲜明对照了么？——这就是通俗小说要走类型化之路的基本原理。

    但世事进一步显示了它的诡异。既然形成了类，类之中相互有了高下之比，这就有了突破的需求。向哪里突破？文学终究是文学，通俗文学也还是文学，所以，真要比高下，到头来，还得到文学性上去找出路，还得到纯文学中去吸取营养。走了一个圈，似又回到了原点；但其实这不是回复到纯文学，而是通俗文学自身的螺旋形上升。

    在《活宝三人组》第一辑第二种《侦探队》的“后记”中，那须正干写道：

    最近的推理小说，往往是聚焦在人物的心理描写和犯罪动机上面，却忽略了破案的乐趣，对此我感到有些失望。

    难道就没有悬念丛生、谜团重重的推理小说吗？

    喜欢推理小说的我常常这样想着，这种愿望也越来越强烈，终于自己拿起笔来，写了这本书。

    其实，日本推理小说有很悠久的历史，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出现过文学上的“侦探时代”；至50年代侦探小说复苏，又进入“推理时代”，出现了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社会派”小说，重视挖掘案情发生的动机，追究犯罪的社会原因，并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展现广阔的人生场景。这正是通俗文学为求突破，向纯文学吸取营养的结果。那须正干要从纯文学转向通俗文学，走的是一条相反的路，所以他感到了不满足。这很有点像“围城”里的人要走出去，而外面的人要走进来。

    然而我们细读作者的后几部作品，包括这部《侦探队》，很快就会发现，他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创作后劲，能在通俗儿童小说领域挥洒三十年而不衰，他的纯文学的功底，他的生活积累，他对于童心童趣的深切体验，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这种纯文学之美赋予了他特色和底气，这也正是《活宝三人组》的特色之一。

    四

    《侦探队》是一个精彩的破案故事，且主要靠“三壮士”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而不是靠外在的巧合，虽然复杂程度尚不如松本清张，最后的打斗也有点闹剧化，但作为小型少儿读物，已经够过瘾了。书中的故事本文不再缕述，这里只拈出一些颇具文学性的有趣描写。当八谷飞差点被当作杀人凶手，而又被和蔼的警官放走以后，他的故事当然成了吹牛的材料，下面是课间的同学对话：

    “那个警官纠缠不休地问我，在院子里有没有看到什么人。太可惜啦，要是早点跑进凶杀现场，我们就能撞上凶手了，也许还能抓住他呢。”

    “这是真的？报上可没写你们的事啊！”一个高个子男孩露出怀疑的神情。

    “那是警察调查的秘密。如果发表出来，凶手就会知道我们。”

    “知道了又有什么？你们又没有撞见他。是啊，真要是目击者，早就被杀掉了。”

    “对，对，干掉目击者！”旁边的男孩用手比画成枪的样子，顶在八谷飞胸前。

    “哎！我也不是笨蛋啊。一旦有事，我的夺命拳击就会使出来。”八谷飞摆出了拳击的姿势。

    这样的文字，自然，生动，充满生活气息，不熟悉小学男孩的语言和心理是写不出的。这本书虽以故事取胜，虽然如作者所说要追求“悬念丛生、谜团重重”，但整本书都由这样的日常生活的生动描绘组成，并非只一个粗放的故事框架。他写孩子们抢夺游戏场子，开班会时的争吵，学打垒球的苦乐，以及与佣工女儿的凄楚对话等，都极细微精到，真实而又耐人咀嚼。这就使小说有了作津津有味的文学阅读的可能，而非《出场记》中第三第四个故事所可比了。再举一个小例，当八谷飞在高桥先生的屋里发现了他神秘失踪的心爱的棒球时，顿时又喜又气，他立刻认定高桥必是凶手，他顺手要把棒球带回，却被博士阻止了：

    “为什么呀！这是我的棒球啊！”

    ……虽然这么说着，八谷飞还是把球扔进了纸箱子里。因为他也发觉了一件比找球更有趣的事情。

    最后那句描写，让人想到了林格伦。在这位真正的儿童文学大师的名著《小飞人三部曲》中，小飞人卡尔松捉弄大楼里的流氓，更多地就是出于好玩的心理。要是不懂得童心，没受过儿童文学的训练，那须正干也很难写出这样的句子来。

    作者写前面这几本书，确是很费心力的。第一本和第二本之间，相隔了整整一年多；第二本和第三本之间也相隔一年；第四本是又隔了九个月后才交稿的；然后才是平均每隔半年写出一本。须知这是每本才三四万字的小中篇，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国内有志于通俗儿童文学的作者和出版者们参考。 

    从《出场记》到《探险记》，作者对通俗文学的把握越来越圆熟（我此后再也没有读到如第一本中第三第四个故事那样的作品），而文学性竟也越来越强了。《探险记》中的儿童心理，他们的勇敢与胆小，他们的善良与无知，都被写得淋漓尽致，让人忍俊不禁。比如，他们在岛上遇到狮子样的怪兽，实在不肯相信，博士又是近视眼，凑近去看，直看到对方张开了大口，这才狂喊一声四散逃命。结果，动作迟缓的阿慢不见了，另两位在暮色笼罩的山谷里发呆：

    八谷飞和博士一直盯着火苗。两个人还没吃饭，没心思吃。

    “博士，你知道怎么举行葬礼吗？”八谷飞凄然地问了一句。

    “谁知道那个？干吗问这些？”

    “这个……以为你什么都知道。”

    八谷飞向上翻了翻眼珠，看了一眼博士，又马上看回火苗。

    八谷飞那神来之笔的一问，把孩子的心理全暴露了，但他们相互间还想掩饰。这类耐人寻味的文字，布满了故事的进程，这才使作品有韵味也有余味。那种以为既是通俗文学就只需打斗、闹腾、搞怪、搞笑的作者，看一看这样的描写，自会明白此中三昧。

    但整个第一辑中，我最喜欢的，还是《绝密大决战》。此书称为通俗儿童文学可，称作纯文学的少年小说也绝无问题。它写了一个美丽女孩进入他们的集体，受到了大家的喜爱，但一步步却发现她撒谎作假，虽然她自有自己的难处，但那种老练与尴尬，则让人难以轻松地读下去，这有点如别林斯基所说的“真实到令人害羞的程度”了。到最后，三壮士还是不愿揭穿她，还是热心地帮助了她，并对离去的她心存留恋；虽然她让他们的心受了伤。我以为，这篇作品里，是暗藏着作者的一点“真生命”的。

    五

    至此，我们不妨作些简单的小结和思考——

    什么是通俗儿童文学？它是通俗性与文学性的结合。它的首要追求不再是“好”，而是“好看”（即可读），所以它会放弃一些文学性上的要求，更偏重于吸引眼球的题材，也更注意以故事取胜。这就促使它进入不同的类型。但要在不同类型中脱颖而出，则还得发展自己的文学性。

    既然如此，通俗文学中的美，就还是文学之美。在悬念丛生、光怪陆离的故事中，如果你不光被吸引，而还能获得一点美感的话，那仍是因为此中有人生的真迹，能激起或隐或显的心灵冲动，并能引发咀嚼和回味。这与纯文学的美是同一种美，只是审美含量不同，只是它不再是全部作品的核心与出发点了。

    通俗性的基础是故事性，但故事性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文学性。故事能迅速攫取人的注意，一波三折的故事也能感染人，这与纯文学以真诚的人生体验感染人自有深浅的不同。纯文学的追求有如海底的涌，表面不见浪花，却能更深刻地感染人心；故事性则如海面的浪，易见易感，也容易被打动，所以才会吸引更广大的受众。当然，故事中也有另一部分是不属于文学的，比如推理小说中技术性很强的作案与破案过程，这大概可归入智力游戏的范畴。

    这样看来，对通俗文学作审美的批评，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我们以审美的眼光看待那须正干的作品，不是看出了它的高下与发展的脉络吗？让通俗文学的故事更有趣更可读，也让通俗文学给人以更多的美，我想这不是坏事——这也正是审美批评的目的。

    当然，通俗文学也需要有审美批评以外的批评，其中最重要的，也就是前文提到的“类型”的批评了。希望这样批评能与审美的批评一起发展起来——此二者，在我们当下其实都是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