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文字拼出的完整色彩

    对于小说家来说，几乎不存在完全超越经验的写作。不管其作品结构如何巧妙，故事虚构得如何精彩，总有个人经历或者情感因素若隐若现其间。读者往往期望从中找寻作者在现实世界的蛛丝马迹，简单的对号入座显然不足取，透过作品把作者看清楚如此之难，除非其有意在作品中多播撒些答案。

    如帕慕克这般早已声名在外的世界级作家也惯于把自己“隐藏”在《杰夫代特先生》、《我的名字叫红》、《纯真博物馆》等小说背后，哪怕书中人物和他出身类似、名字相同，藉此拼贴出比他那张面孔更多的信息也并不容易。《伊斯坦布尔》是个例外，书中满含对个人与城市记忆的忧伤，仿佛剥去虚构的面纱，直截了当地叹着气皱起眉来。及至《别样的色彩》，简直是打开房门，诚邀读者走进他的私人领地──他苦心在伊斯坦布尔楚库尔主麻区达尔戈奇·契柯玛泽大街营造的“纯真博物馆”。

    书中有帕慕克为杂志写的专栏，篇幅不长，笔调轻松而抒情，事关大到文学思考小到围绕亲情天伦、一幕风景或家具、手表的生活片断；也有他对阅读的感悟，具体到某位他心仪的作家或某部令他印象深刻的作品均有评价；还有他在不同场合发表的涉及政治、身份认同、宗教等的演讲，这是该书最厚重、严肃的部分；而他谈及《白色城堡》、《新人生》等作品创作缘起、过程、成败的文章则必得是熟悉帕著的读者方能体会……事实上，整本书都有门槛，所谓门槛并不意味着文本如何深奥难懂，而是在极其个人化的叙述语境中，话题的宏大或细微都建立在一定的阅读起点上，读者得对作家其人其著、成长历程和现今处境谙熟才行。纵使这样也还需要些耐心，作者在这本书中温和又固执地牵领着读者按照他的节奏逐字逐句地投入、迷失，他写得越来越从容，像是成心和如今高速、低效、浮躁的世道为敌，浮光掠影的阅读不适合他的作品，简单浏览的话，你从这本书中什么都得不到。

    在序言中，帕慕克说这些文字是“生活的一些点滴想法、影像和片断构成，它们至今无法在我的任何一部小说中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他可以不再重读自己的小说，却乐于“像审视老照片一样时常回顾这些片断”，甚至由此拉出伍尔夫对这种“存在时刻”的描述，“真理突然在某些奇妙时刻闪现出来”。这些琐碎的、无法纳入他小说体系的“真理”被以喃喃自语的方式呈现出来，譬如开篇《隐含作者》以内心独白般的口语化、感性细述三十多年写作生涯的甘苦，他把文学比喻成药丸，像糖尿病人的胰岛素一样需要天天伴随，“我对文学的依赖，也使我同样像个半死之人”。纵然如今著作等身、名利彰显，也不能淡化他日益浓重的自问自省意识，他对自恋相当警惕，认为“文学不会听任这样的作者来装模做样拯救整个世界，而只是给他一个机会来打发日子”，当然，也被读者用以排遣余生。

    写作的意义究竟何在？这是个常问常新的永恒话题，“某天，我读了一本书，我的一生从此改变”，这是帕慕克小说《新人生》的开头，他未尝不想写出这样的小说来，改变自己，或者改变任何读到它的人。他说作家写作是为了“理想的读者、为他们亲爱的人、为他们自己”，而世上不存在理想的小说家，只有理想的读者，“他们会想像有这么一个理想的读者，然后在创作时，他满脑子里还时刻不忘这个人”。既然要为自己，也为心目中理想的读者写作，一个确保不至于打断思路，最好能滋养灵感的所在至关重要，他的选择想必令无数读者羡慕嫉妒恨，“十年前，我发现一套公寓，它俯视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可以看到古城的美景……公寓里装满了书，我的书桌对着外面的风景”（《〈巴黎评论〉采访》）。

    阅读是堪与写作相提并论的重要事，起码在《别样的色彩》里，相当大的篇什是“读者”帕慕克的肺腑之言──他从小读到大的《一千零一夜》、他尊崇的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他为之鸣不平的天才作家拉什迪，他讽刺那些动辄跳出来批判拉什迪的人“往往连小说里的一个字都没读过，而且，他们实际上压根就从来不看小说”，任何盲从、粗暴、想当然的评论者应当以此为镜鉴。这样语带刻薄的幽默、犀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书中严肃话题所集聚的凝重气氛，且看他对书籍装帧的说明，“封面上对于主人公的描画过于细致，这既侮辱了作者的想象力，也侮辱了读者的想象力”，再如，《我如何处理掉我的一些书》中揶揄那些靠书房附庸风雅充门面的家伙，“这些人声称爱书，其实只是想让你知道他是如何与众不同，如何比你有教养而已”，他每当想要扔掉一本书时，心怀羞耻，不为别的，“因为心里总是不安地想着我的书房里竟然会有这么一本书……我并非以这本书本身为耻，而是为自己曾如此重视它而感到羞耻”。

    帕慕克和父亲的关系微妙。在他小时候父亲似乎是个家世优裕、怀才不遇又有点缺失责任感的男人，厌倦家庭生活只身跑到巴黎。酷爱文学的父亲写了不少东西，都锁在一个手提箱里，这一箱手稿成为帕慕克与父亲间情感的重要纽带，他获得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词便以《我父亲的手提箱》为题。父亲自觉时日无多，就把这手提箱交给他“随便看看吧”。他对父亲的感觉很复杂，那是个他既依赖又想逃离，既想成为又怕成为的人，有血缘关系却时时感到陌生。巧的是《别样的色彩》首尾两篇文章都关于父亲，我宁愿把这看作有意为之的呼应。《我的父亲》中，从父亲去世写起，作者表面的平静难掩逐渐弥散的忧伤，“在这个我管他叫父亲的男人体内，隐藏着另一个我无法触及的存在”，二十多岁时的帕慕克总在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成为他的翻版”，又“因为自己无法像他那样快乐、安逸、无忧无虑、英俊潇洒而苦恼不堪”，他慢慢意识到自己和父亲的相似不可避免，顿生“每一个人的死，都是从他父亲的死开始的”感慨。

    很难说清帕慕克与政治的关系，或者说，如他这样有国际声誉和巨大影响力的作家，想与政治绝缘也难。2005年初，在接受一家瑞士报纸采访时，他谈到一战中上百万亚美尼亚人和三万库尔德人遭土耳其政府屠戮的事件，就此惹上旷日持久的官司（前不久，他被伊斯坦布尔西什里区民事法院判有罪，详见本报2011年3月30日4版相关报道），针对此事，《受审》中他这样表态，“我相信讨论一个国家历史上的阴暗面并不是在诋毁该国家的‘荣誉’，相反，禁止一切讨论才是对其荣誉的诋毁”，这可算其对自我政治观的一种解读。身在横跨欧亚大陆的土耳其， 生于斯长于斯的伊斯坦布尔有横亘其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从历史、文化乃至宗教再到地缘政治，种种因素使得他长期面临着身份认同的迷惘，这种情绪偶尔会在他的小说里出没，也是《别样的色彩》书中挥之不去的话题。“我是那种糊里糊涂生活在欧洲边缘，只与我们自己的书相依为伴的人”，《欧洲在哪里？》文中对这种身份认同有无奈的阐释，哪怕他“一生都在伊斯坦布尔跨欧洲海岸的地方度过”，对他来说欧洲更像是个近在咫尺又不易融入的幻象，“欧洲总是象征着梦想，一种对于将来的想象。它是一个幽灵，有时让人渴望，有时令人生畏”。

    在为《别样的色彩》中文版问世而写给中国读者的话中，曾来过北京的帕慕克说他在中国街头漫步会觉得北京人和伊斯坦布尔人都爱边走边吃东西，他也会因亲历伊斯坦布尔大地震而对汶川大地震感同身受。同样的，他相信书中那些生活的、文学的、思想的种种色彩不会由于时空距离而令中国读者难以分辨，“在我们的一生中，会发生成千上万件被忽略的小事，只有文字才能让我们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也只有如该书这样有诚意、亲近读者的文字，才能尽量勾勒出属于帕慕克的色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