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为何办《中国》

    《中国》是一本什么杂志，到底有什么价值？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这份杂志的存在时间是1985年初到1986年底，起初是双月刊，后来改为单月刊。丁玲去世后它被改为专门发表长篇小说的季刊。

    现在即使是中文专业的人恐怕也是大多熟悉丁玲的名字，对她小说的价值认识却不一定清楚，反而更多人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其实，她只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人，在中国，个性鲜明总是异类，尤其是在大时代动荡的时候。 

    丁玲的才华绝对可以与她的个性相匹配。即使在今天，如果你肯打开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也一定会被吸引和震撼。迄今，这本书都有剥离灵魂的作用。只是造化弄人，丁玲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女性一样，才华并不是她们生存的依凭，一切都要服从于革命的要求。革命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每个个体的主观要求。而在大时代的日常生活中，一个有才华的文艺女性该有什么样的爱情，该爱什么人，该怎么革命，怎么创作，甚至该怎么把握自己的命运，都是非常有难度的人生课题和历史课题。

    无论如何，说丁玲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女性应该不错。她毫不隐晦自己的爱情。她和“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同居过，她和冯雪峰爱过，到晚年她说：“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其坦荡直率非许多男作家可比。她臧否文坛中人，褒贬文艺作品更是有名。那个时候，如今的文坛大腕儿们还是文坛新秀，他们的作品都在丁玲的观察和评价范围之内。她生命力旺盛，创造力旺盛，做事情的心也旺盛，也许如今职场中的杜拉拉的劲头儿也不及丁玲的百分之一。

    无论是爱情是非，还是文坛是非，丁玲不懂妥协，也不愿意妥协，为此她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王蒙那篇著名的《我心目中的丁玲》既画皮又画骨，集晚辈、领导、男性三重视角于一体，堪称一个了解丁玲的非常独特的视角。但七月派诗人、曾和丁玲一起办《中国》的牛汉却说，王蒙理解的丁玲“片面”，“他不完全了解丁玲”，“丁玲没有官架子，从来不板着脸孔说话”。

    或许是应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的说法，丁玲的晚年个性依然鲜明，她有一颗热烈的想要有所作为的心，世俗说法是爱出风头。很多老作家在思想解放之后，有感于创作生命力不能枯竭的自我鞭策，有感于年轻作家的崛起而自己变成被推走的“前浪”，开始张罗办一个刊物。《中国》就是这样诞生的。而且，他们第一次提出了“民办公助”这样的办刊理念。

    一本杂志，读者拿到的时候往往关注的只是内容，但它作为一个产品，更多的制作功夫在外围：刊号，审批，印刷，发行，监管，等等。而每一个环节都无比琐碎和具体，丁玲为此需要上上下下的跑关系。巴金、叶圣陶、孙犁曾给了她一定的支持。

    《中国》的创刊宗旨是一本老作家的刊物，但诞生之后，它却慢慢开始在80年代末之前承担了承上启下的功能，也部分承担了文学干预现实的功能。文学“新生代”的崛起，《中国》功不可没。它发表当时备受争议的遇罗锦的散文，发表了韩东的诗歌，发表了残雪、格非的成名作，也发表了贾平凹的小说。杂志的价值和意义也开始慢慢显示。但是这个时候，刊物的编委内部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刘绍棠愤而离开，其他编委也纷纷表示要散去。

    文人扎堆儿做事情往往是这样，而且，文人的名利场往往更有隐情，因为文人不喜欢直来直去。从丁玲办《中国》的过程中就能看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是是非非，而是是非非背后为什么说起来总是没完没了，纠缠不休。牛汉撰写的《中国》的终刊词引用了一位诗人的诗句：“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丁玲和周扬、张光年、唐达成、王蒙的是非真是让人欲说还休，欲理还乱。这自然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但是老矛盾在遇到新问题的时候还是会有新的发现，让人有新的解读。

    历史烟云俱往矣之后，丁玲留给文坛的背影意蕴丰富，发人深省。她的文学价值自不必说，而她的文化标本的价值还有待于更深的挖掘。可以说，刻画丁玲的历史形象和文坛形象，可以为研究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群像提供很多有益的参照。《丁玲办〈中国〉》一书为这样的挖掘又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作者是丁玲晚年的秘书，亲历过程。人事纠葛，历史纠葛还有丁玲的性格，都在她看似平静的叙述中一一展现。这样的纪实作品，看似冷僻，其实掩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实。而因为作者的身份，因为她是女性，她对丁玲自然有更多的近距离的观察和体恤，这种体恤使得冰冷的文坛是非增添了很多温情的成分，也沾染了历史的烟尘。而历史的烟尘总会让人变得更为客观和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