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中国

    惠特曼曾经说过一句话：只要适当说出事实，一切罗曼史立即黯然失色。正是这句话，为我多年的写作提供了方向，而我编辑生涯的1998年，对于我的写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一年，我开始编辑一套《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正是那套丛书，使我认识到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几乎为零，多年来接受的历史教育，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大而无当的框架和一些值得怀疑的结论，在它的内部，一无所有。它既不负责提供细节，也不提供论证过程。历史只是一个年表，像元素周期表，科学、完整，却毫无感情，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只能建立在背诵之上，我们无法回到从前的某一个夜晚，倾听历史人物内心的呼告与呐喊。那么多的历史书籍看上去更像一个个的抽屉，有着结实的结构，但拉开它时，里面却是空的。而我们需要的，是门，但面对抽屉，我们找不到返回历史的路径。

    那些闯入中国历史的西方人，包括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记者、外交官、商人等等，他们的书稿、信函、照片，勾勒出的却是和我们的记忆与想象大相径庭的历史图景。当我第一次借助他们的镜头看到梳着长辫的臣民在黑板上用圆规做几何题，晚清的帝国官员集会的会场上写着“立宪万岁”的大幅标语，才意识到历史原来是一条如此丰饶的河流，所有的事实都像今天一样的具体。自中世纪开始（自马可·波罗开始），西方就有了对古老中国的叙事冲动，到19世纪，更形成强大的东方主义话语。无论这种东方主义是否定的、意识形态的东方主义，还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他们的叙述都让我们看到了。从那一天起，我就决定潜入那条丰沛蓬勃的历史河流。

    我在那时意识到西方史料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开始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投注特别的关注，尽管与许多学者相比，这只是一种迟到的觉悟。任何单一的视角都有限制性，而随着视角增多，事实也会变得立体和丰富。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如此。观察那些曾经介入中国历史的西方人的命运、梳理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进而在一个更大的视角上（也就是全球的视角）考察中国的历史，在纵向的线索之外，寻找横向的线索，这个愿望，在我的心中一路潜滋暗长。这是一种艰难的泅渡，需要跨越两种历史之间空旷的中间地带。我在访学美国时利用海外史料完成我的学术专著《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与麦克法夸尔、马若孟、史景迁等汉学家的交流，以及为中央电视台撰写一些有关中西文化交通的历史纪录片，如《1405，郑和下西洋》、《利玛窦：岩中花树》等，都是在完成这样的过程。

    “9·11”以后，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共鸣，该理论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文明的冲突，不同文明板块之间必然引发冲突。如果是这样，历史就是在向着一个万劫不复的终点冲刺。对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历史来重新思考。历史中，这种“文明的冲突”固然屡见不鲜，但并没有导致文明的死亡，相反，文明一次次地浴火重生。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都是在观察和借鉴对方的过程中，通过自我怀疑完成了自我超越。“中国文明”与“地中海文明”两种文明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两种文明互证的历史。也唯其如此，中西各自历史才能环环相扣地延续到今天，让我们在面对明天的时候感到的不是绝望而是希望，那些死去的每一天才能通过我敲动键盘的手和血流的节奏，回到生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