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取代，更不能“终结”启蒙运动

    以往中外学界普遍认为，启蒙运动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然而，近年来有些西方学者开始挑战这种定论。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在《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介绍说，一些人主张重新评价启蒙运动。例如，彼得·盖依指出，启蒙运动不是一场思想风暴，只不过是一阵毛毛雨，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大。达恩顿自己也认为，大部分思想史研究者高估了启蒙运动的作用；并在《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一书中，提出一个更为新奇的观点，那就是催眠术比卢梭对法国革命的影响更大：“在卢梭大革命前的作品中，《社会契约论》最不受欢迎。”该书的惨败，为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激进观点才真正合乎法国人的口味呢？他认为“这就是催眠术。在大革命前的十年中，催眠术风行一时。”

    这实在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据达恩顿说，他的论断是有着充分依据的，在各种文献中可以找到反映当时人们热衷于催眠术的一些线索，这些文献包括科学期刊和宣传手册、漫画、广告、私人信件、日记、警方报告和会议记录等等。催眠术这笔重要的遗产之所以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是因为后来的几代法国人对于他们自己世界观中那“不纯洁的”、伪科学的源头极为反感，也就想方设法要忘记梅斯梅尔（催眠术的发明者和主要倡导者）在“旧制度”最后几年中的显赫地位。达恩顿说：他的研究“将恢复梅斯梅尔应有的地位”，这项研究“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启蒙运动是如何终结的”。

    当时的催眠术（即现代西方催眠疗法的起源），是一种具有治病效果的医疗术，正式名称是“动物磁力学”，由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梅斯梅尔发明。1778年2月梅斯梅尔来到巴黎，宣布发现一种液体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包括水肿、瘫痪、痛风、坏血病、失明、继发性耳聋等等。人体本身就有这种液体，只是因为它受到阻碍人才会得病。他认为人体类似于一块磁铁，通过按摩人体的“磁极”，克服阻碍，就能让人恢复健康。通常他让病人坐在盛满“磁液”（其实是掺有铁屑的水）的木桶里面，将一个铁棒放置在有病的部位，以引导病人的液体，这样病人就会抽搐或晕倒，甚至产生某种超感官感知——也就是进入催眠状态，从而达到治病的效果。梅斯梅尔手下有100余名被称为“治疗师”的助手，其中包括宫廷中的一些显赫贵族，由此可见梅斯梅尔的影响力。

    达恩顿说，催眠术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荒唐，但是历史学家对之不予理睬却没有充分的理由。他认为催眠术完美地体现了18世纪80年代受过教育的法国人的兴趣。那是崇尚科学的时代，科学令人着迷。牛顿的万有引力、避雷针、富兰克林的电、热气球中那神奇的气体于1783年第一次将人带到空中，震惊了整个欧洲等等；让人们感到四周都是看不见的神奇力量。“梅斯梅尔所说的看不见的液体，虽然神奇，却也不过如此。谁能说与当时的其他发现相比它就更加不真实呢？”何况，还有那么多的哲学家声称发现了那么多的液体，足以让18世纪任何一位读者都头昏脑胀。当时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并不清晰，人们普遍把催眠术当作是科学加以信奉。加上社会上各种神秘学说，如通灵学、占星术、炼金术、预言等等的流行，更加深了催眠术诱人的色彩。

    然而，催眠术的流行终究在于它本身的成功：梅斯梅尔在法国运用动物磁力治愈了几百位病人，实在令人不可思议。这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在法国大革命前的十年间，“人们对它的兴趣，很可能超过了任何其他话题或潮流。”特别是在最初几年，“催眠术大行其道，像一场流行性疾病一样，征服了整个法兰西。”人们在各种场合谈论它，还将它写进歌曲、打油诗、书籍、戏剧以及画入漫画中。

    催眠术的风行引起政府和官方科学机构的警觉，尤其巴黎警方打报告说一些催眠师以伪科学作掩护宣传激进的政治思想，让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王后玛丽·安托瓦尼特授意政府以金钱收服梅斯梅尔，但他以致王后公开信的方式严辞拒绝。政府又派权威科学家——包括拉瓦锡和富兰克林组成的皇家委员会调查催眠术，结论是：“梅斯梅尔的液体并不存在，催眠术的效果可能是催眠师的过度想象。”官方的报告引起催眠术信奉者的极大愤怒，他们写了铺天盖地的文字来反击科学院院士的侵害。与政府的对抗，使催眠术从一种医疗行为演变为一场民间力量对抗官方势力的运动，从而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有些关于催眠术的著作批评说，特权机构在政府的支持下正在试图压制一场旨在改善普通民众命运的运动：“你们成了独裁统治，主宰着生病的普通人民”，“你们在叫嚷着反对专制时，你们自己维护了一个令人憎恶的专制制度。”表面上批评的是官方学术机构，实际上矛头对准的是专制独裁政府。催眠术为人们提供了反抗专制制度的有力武器。

    还有些人以催眠术为招牌行革命之实。梅斯梅尔的头号追随者贝尔加斯后来背离其导师，而专门从事政治事业，熟悉他的人说，贝尔加斯把催眠术奉上神龛，实际上只是想供奉自由。贝尔加斯说：“法国需要的这场革命，现在是时候了。但是，如果想要公开引发革命，那只会让革命失败。要成功，就必须把自己包裹在神秘之中，就必须以物理实验为借口团结人们，而实际上是为了颠覆专制。”为此他组织了一个团体，为革命做准备。他们“为加速革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正是通过他们，“1787年到1788年间几乎所有反对政府的作品才得以发布。”一些催眠术的书中包含着激进的政治思想，如共和主义、自由、平等，反专制和贵族特权，为美国革命而欢呼等等。贝尔加斯借宣传催眠术暗示，法国社会也存在着种种需要医治的疾病，因此备受欢迎。达恩顿说：“贝尔加斯的‘论文’，也许为革命前的激进宣传提供了最有效的弹药。在巴黎皇宫各咖啡馆里，人们租来他的手册，一页一页地相互传阅。贝尔加斯将最后也是最具爆炸性的一枚弹药直接瞄准了大臣们。”这些激进人士在大革命爆发后直接投身革命，将理想付诸实践。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催眠术并没有因“旧制度”的灭亡而退出历史舞台，依然对不少思想家有所启发。圣西门、傅立叶、巴尔扎克、雨果等人都曾受其影响。

    《催眠术》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但是它也引起某些思考。全书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催眠术，另一个是启蒙运动。催眠术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对革命的影响。从时间上看，书中一直强调的是18世纪80年代这10年间，只是一次特别说明“1783年至1784年间，催眠术最为流行。”1785年后，人们的兴趣开始下降。然而，政府的关注和皇家委员会的调查是在1784年，催眠术运动的政治化也应该是在1784年之后。于是，以早期的流行来证明它极大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似乎缺乏说服力。就内容来看，催眠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治疗术，一个是政治思想；人们对催眠术的追捧很大程度上是对其疗效的折服，但书中却没有说明，社会上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其中的政治因素——催眠术流行的时间实际上已经表明，非政治化的催眠术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于政治化的催眠术。

    启蒙运动这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如何认识卢梭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书中多次（起码有5次以上）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晦涩、枯燥，不如神奇的催眠术吸引人，但是又以同样多的篇幅说一些催眠术的信奉者吸收和信奉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例如贝尔加斯的宣传就是一种粗俗的卢梭主义。从各种资料中，不仅能找到催眠术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各种激进观点如何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专论中渗透下来，在最底层的识字公众中传播。”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

    应该看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有着非催眠术的传播途径。美国学者帕尔默等人著《启蒙到大革命：理性与激情》（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说，第三等级的代言人西耶斯于1789年发表《第三等级是什么？》，在书中“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通过西耶斯成为法国革命的思想。”奥地利学者弗里德里希·希尔著《欧洲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也说：“通过西耶斯，卢梭的思想在雅各宾派中产生作用。”由此看来，即使《社会契约论》本身不受欢迎，但并不表明卢梭的政治思想就没有起更多的间接作用。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或许没有畅销，但是他的其他一些著作是十分受欢迎的。达恩顿的另一本书《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介绍，卢梭的作品在法国掀起了一股阅读热潮，他成为广大读者的精神导师和挚友，影响大大超过了其他启蒙思想家，这无疑起到了更深远和全面的启蒙作用。启蒙的意义不仅在于政治思想，还包括知识、人的精神等多方面内容。

    况且，除了卢梭外，还有众多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等，他们的作品在法国内外都有许多读者。所以，催眠术虽然可能风行一时，但并不能取代启蒙运动的作用，也不能“终结”启蒙运动。

    不过，瑕不掩瑜，本书还是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为我们开拓了新视野，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的新角度。达恩顿的特点就在于时常能给人意外，从《启蒙运动的生意》（三联书店2005年版）到《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又到新近翻译引进的本书和《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每本书都有新意，都能给人提供新方法。尤其是他搜求史料的功夫让人深感佩服。对于我个人来说，达恩顿的所有著作都是很值得一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