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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1年03月23日 星期三

    新书面对面

    王安忆:我的小说是世俗的产物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3月23日   11 版)

        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儿童时代》杂志社的编辑,王安忆和上海南市区的一所学校建立了联系。就是那时,她从上海地方的掌故里看到有一种叫“顾绣”的特产。描述的笔墨不多,细心的王安忆注意到,女眷们的针黹,后来竟成为维持家道的生计。

        这里面藏着多少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十几年后,王安忆和当时的许多作家一样挂职体验生活,她担任上海老城区南市区文化局局长助理。

        她放不下对老城区的那份浓浓的兴趣。可是在文化局,王安忆只待了两个半天。她不喜欢上班,不太喜欢和人打交道,也许恰恰是这种多少有些自闭的性格,成就了她今天的《天香》。

        从明嘉靖38年一直写到历史大人物徐光启、董其昌、海瑞等一一过场,再至明朝灭亡,这一回,王安忆完全脱离了个人经历的时代和经验,一直追溯到明代的上海,所写的却仍然是上海的市井生活。从《骄傲的皮匠》、《富萍》这样富有生活经验的写作到完全依赖于想象,王安忆会遭遇怎样的挑战?3月初,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的王安忆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读书报:很多人在读《天香》时,感觉有些红楼梦的气象。小说中涉及到大量知识,包括园林建筑、美食、刺绣、书画,民俗等等,在写作时,你心里有什么既定的目标吗?要把《天香》写成怎样的一部作品?

        王安忆:小说就是日常生活的面貌。上海有一种“顾绣”,但是关于绣的来历,史料很少,只有流传的各种掌故。《天香》基本是这个线索:绣本是从民间来,经诗书熏染,成为精致成熟的高雅艺术,然后又流向民间。我是为绣找一个环境,线索清晰简单。

        读书报:从小绸、希昭到蕙兰,《天香》中的女性人物,命运都很不幸,甚至有些凄凉。如此设计她们的命运,是有意的吗?

        王安忆:这里有三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把绣带到上流社会的闵;一个是使绣的技艺达到顶峰的希昭;一个是这家的闺女蕙兰嫁到市井人家,教授天香园绣法。线索有了,故事就有了。小说里每个女性完全不一样,这也是我写作时有乐趣的地方,这种乐趣推动我写下去。这里面不单纯是技艺的介绍,和女性手艺有关,更和命运有关,我不是写绣艺,是写绣心,她们的境遇、感情是我书写的对象。史料里这个人家败落,靠女性绣花养活,那我们就会思考男性怎么了?把家败成这样子?我要做的是,把这条线索充实,变成生活的状态。 

        读书报:写作过程中最感困难的是哪方面?

        王安忆:主要还是写作,想象力方面。因为涉及我不熟悉的时代,“顾绣”产生于晚明,我必须去了解那个时代。小说虽然是虚构,可它是在假定的真实性下发生,尤其是我这样的写实派,还是要尊重现实的限制。过去的作品中,只有《长恨歌》第一卷是脱离我的经验范围的,如果完全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很难去想象。《天香》所要描写的,和我自己生活经历很远,所以我落笔很慎重,尽量不让自己受挫,受挫就等于劳动白费,自信心会下降。长时间写作特别需要自信,所以我非常谨慎。

        读书报:虽然你曾表达过写作是为了心灵的需要,但从《天香》看,似乎可读性更强了。你有这方面的意识吗?还是一种不自觉的变化?

        王安忆:写《长恨歌》时,我已经开始注重叙述的趣味性,至少想要这么做。90年代初的写作,那时还年轻,喜欢实验性的写作,喜欢炫技,好像怎么样难倒读者是我的任务一样。小说就是讲故事。我蛮注意情节,不能在戏剧性上有大的起伏,就要在细节和语言上下功夫。《天香》对我来说有一点挑战,离我那么远,都是无中生有的人,一开始蛮茫然。我就写性格,任何时代人物性格差不多。这么一想就踏实了。

        读书报:《天香》出场的人物众多,你是如何把握他们的走向和命运?

        王安忆:从某种方面讲,天香园里的申家男人没有太大上进心,如果没有他们这样的性格,那些女性也不会崛起。申家男人其实非常可爱,这里可能有我对男性的价值取向。在我的小说里,故事的行进就是男主角不断退场的过程。为了把故事聚集在女人身上,我必须把这大宅子的男人慢慢打发掉,这样女性的光辉形象才能起来。

        读书报:你笔下的人物,名字都意韵深长。在《天香》中的主要人物的名字,是如何确定的?

        王安忆:我起名字很用心,有一些名字,和原始材料有关。比如说小绸,我就想这个人总是要和织物有关。镇海媳妇根本就没有名字。名字太多会打架,名字不顺口也不行。一般名字有三个字,凭什么这两个字在一起,需要斟酌。比如戥子,我起初取名叫“荸荠”,也为了应《诗经》中“国风”那一派,可又觉得不对,她应是市井中人,就要给她换个名字,必是个器物,经过文明进化了的。苦恼了好一阵,翻完一本中国谜语大全,专拣打用物的看,最后定了“戥子”,名字对路了,人的命运就显现了轮廓。

        读书报:写了这么多年,您的写作技巧大概已算得炉火纯青,但是这样一来写作难免会带上些职业色彩,掩盖创作本来饱满的情感。你是如何把握的?

        王安忆:职业化对中国作家是很大的挑战,耐心回想一下,80年代这批作家,热情饱满走向文坛,写着写着不写了,正是由于“职业化”。我的写作经验不丰富,一上来写作就必须处理技巧的问题,这样反而能使我适应职业化的写作。

        文学创作最可贵的东西是情感饱满。美国的一些作家,一看都是写作班里训练出来的,技巧圆熟。就作家的命运来讲,真正的作家不仅靠感性支撑,还需要理性。小说不能太深刻——当然需要深刻的思想,也需要对日常生活的兴趣。我的小说是世俗的产物。

        读书报:在50年代出生的这些作家中,很多人农村经历的苦难成为自己创作资源的宝库,更有一批人成为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但是在您的写作中,似乎并不留恋农村的记忆,甚至没再回到自己插队的地方。什么原因呢?

        王安忆:还是和具体生活有关。我在农村待的时间短,也不愉快。我是一个人待在一户人家,没有和别的知青生活在一起,和知青文学有距离。我对农村的生活,还是写了一些,写的非常少。

        读书报:在同时代前行的很多作家中,不乏有才华有生活的人,但是很多人写小说的兴趣转移了,你如何看待作家写作持续性的问题?

        王安忆:我是和文字有亲近感的人,喜欢阅读,喜欢写作,这些都是和语言有关的。写作能得心应手,并且在其中找到了乐趣。如果老是做不到,老是受挫,可能就把写作搁下了。我就是比较简单,没有别的才能,不太会合作。写小说是自己可以作主的事情。

        读书报:说到语言,我觉得您的语言是特别纯洁、干净。

        王安忆:我喜欢纯洁的文字,对语言有自己的审美标准。语言首先要有表现力,也不要太冷僻,就是普通的语言,像冯梦龙编辑整理的民歌集《挂枝儿》,整理后很文雅。我的语言有好几个阶段,有泥沙俱下的阶段,也有寻求简洁的阶段,《长恨歌》中的语言太华丽,繁复得不得了,这种华丽在《伤心太平洋》达到一种极致,这也和心境有关。年轻的时候想表达的东西特别多,来不及涌出来,喜欢堆砌,背后还有一点对事情的表达和把握不够准确。我的语言真正成熟表现在《富萍》。《富萍》是平白的、干净的语言的开始,会斟酌、寻找合适的表达。小说就是从你写第一句开始,进入一种命运。《长恨歌》以后,我的语言有所进步。

        读书报:您如何看待评论与写作的关系,从专业角度讲,您觉得评论家们真正读懂您的作品了吗?对评论如何看待?

        王安忆:我很怀念80年代,评论家对阅读充满热情,先看小说再评,现在的评论变成两种,一种和媒体合谋,根本不屑于当代小说,很难有认真的评论出来;一种是侧重对大文化概念的评价,不是针对具体文学作品。

        读书报:你很早就表达过自己写小说的理想,那就是: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的风格化;不要特殊性。现在看,你觉得自己达到写小说的理想了吗?写作《天香》,是一种怎样的心态?

        王安忆:还没达到,需要再努力。《天香》里,我自己觉得第三卷最好看,写的时候几近左右逢源,说服申家绣阁里的人,同时也是说服我自己,极有挑战性,自己和自己对决,过了一重难关又遇一重难关,小说最原初又是最本质的属性出来了,就是讲故事,把故事讲得好听。情节本身在向你讨要理由,你必须给出来,含糊不得。

        读书报:复旦大学中文系国内首开“文学写作专业”硕士点,你认为写作教得出来吗?作家有办法培养吗?

        王安忆:作家不能教,和才能有关系,学府生活对成为怎样的人有很大关系。我很遗憾自己没读过大学。后来从农村回到上海,怕读了大学分出去。母亲说什么大学不大学,不离开上海就行。我自己也这么觉得。读大学关系到你是怎样一个人。不是说人有等级之分,高贵的气质需要相对封闭的环境。

        蛮令人安慰的是,我带的研究生大都直接升博士生了。我希望他们都直博,只要有这样的想法,我都积极引导支持他们。读书就是读书,工作的事早晚都会有。令人遗憾的是,越是优秀的孩子越是不搞文学,可能是因为文学太不实用了。有一个学生,从我写作课上毕业的,喜欢写作,在上海做编辑。但是能否留下来有很大问题,因为靠写作养活不了自己。

        读书报:在复旦大学教书,这种生活对自己的创作有何影响?

        王安忆: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喜欢教书。当时校方还给了特殊的政策,因为我学历不够。我是对理论有兴趣的人。我是生活经验不丰富,靠材料支撑的作家,材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限制。所以写什么对我来说很重要。吞噬、消耗那么多材料,反过来会刺激你,让你在绝境里崛起。

        比如我很想写一个养蚕的故事,我又不会养蚕,也买过书,但是缺乏细节。我在安徽农村的时候,看过几个女孩子养蚕,在贫瘠的地方到处找桑树,非常动人。《天香》里写了一点养蚕的事情,其实也是还愿。

        (《天香》,王安忆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即将出版) 本报记者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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