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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读了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因为这本书，想到口述史的一些问题。《上学记》读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这大半辈子，除了上学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经历，因此对《上学记》感到很亲切。当然，每一代人上学的经历都不一样，学校里讲的东西也不一样，时代背景也不一样，连口气都不一样，比如几何学讲什么叫“点”，过去说：“今有物焉，无以为名，称之为点。”
何兆武先生说，读书并不一定要有很实用的目的，就像游山玩水一样，归来以后内心感到满足就好。读《上学记》就是游山玩水。游玩的感想是散漫的，以下都是些随感。
《上学记》是口述史的一种，关于读口述史，我感到有以下几个问题很有意思。
第一，口述史往往是活人讲隔代的故事，讲述者多是前面那个时代的过来人。过去有句话：白头宫女话玄宗，那其实是很有趣味的，这种机会并不多。通常以为隔代是很陌生的，人、事都早已远去，但忽然有些老人把隔代的故事讲出来，这种时代穿透便很有魅力。由于时代转换，很多东西都变得神秘，但活人可以将不同的时代贯穿起来，让生气贯通，给人有血有肉的历史感，让你从一个更大的时间中来体会生活本身，以及生活背后的变迁。因为是活人讲述，这就和读那些历史学家写出来的历史教科书不一样，通过当事人口述的形式，你可以体会和感受隔代有声有色的故事。这是口述史非常有价值、有趣味的一点。
第二，口述史是一种最有可读性的历史叙述形式。读书需要有愉悦感，尤其是读历史。一般历史学家的叙述都是顺着概念走，理论性很强，但愉悦性大为降低。有人要把历史变得生动有意思，于是出现了演义。演义虽然读起来很有趣，但真实感却丧失掉了。而口述史则没有前者的概念化，也没有后者的演义化，既保持了真实性，又有愉悦性，历史感还很强。大胆设想一下：在史学家的《三国志》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之外，如果还能够读到刘备的口述史，那将是多么有意思的读物！
第三，口述史是小道理管大道理。通常的历史叙述，是大道理管小道理，是大道理历史或大话历史。口述史则多是一种小历史（当然大人物的口述史也很大），说的都是小话。在小话历史中会讲很多小道理，但在阅读这些小道理历史、小话历史的时候，我们却有用小道理去纠正原来那些大道理的乐趣。关于“一二·九”运动、西南联大等，我们知道许多有关大事件、大道理，但这些大道理是不是就不可动摇、不可修补了呢？其实不是。那些大道理如果僵化了，就不对了。我们读了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史，一些生动的小事情、小道理激活了那些大事件、大道理，甚至修订增补了那些大道理。所以，读口述史，是反过来，小道理管大道理，那些小话、小事、小道理不断帮助我们修正原先从其他方面获得的大认识。
举个例子，像读《尚书》，里面全是古代最大的道理、最大的大话，全然一部大话历史。但我们要认识周代的历史，绝不会甘心停留在这些大道理的层面上，我们总要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去修正它。只有增补修正了以后，我们才能真正认识理解西周时代。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各种材料，哪怕是一只铜戈，半块砖坯，都可能修正《尚书》中的威严大话。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小物件、小道理，是实实在在的，是符合事物自身情理的，我们不妨用这些材料去推演大历史，这应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认识历史的方式。特别是有些大道理，原是在特定情况下被形成，被认定的，本质十分偏颇，这就更是需要用真实生动的小道理去修正它。小道理在哪里呢？口述史中就有很多。
前不久，我遇到一位退休老职工，聊到他哥哥。他哥哥是工人，一辈子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却在1957年被定为“坏分子”。道理在哪儿？原来，他哥哥先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后来上级指示工人一律不划右派，于是就改为“坏分子”。这倒好，当右派的后来被摘了帽，坏分子却不那么容易平反。我还听说过一个划右派的事情，某个基层干部因完不成本单位的右派指标，就按照当时抓工作的习惯，“算我一个吧。”结果倒了20年的大霉。我们从“大”的方面都了解当年的右派问题，但如果没有这些“小”的情节的支撑，大历史只是个空概念。
最后，要感谢为口述史贡献力量的人们。口述史有它特殊的成书形式，许多老人已经没有精力体力了，需要年轻人帮助他们记录整理，这样，办不成的事情都办成了。这种形式值得推广。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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