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全集》出版始末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这首清新隽永的《再别康桥》，让人们认识了徐志摩，更喜欢上了徐志摩。

    1931年徐志摩遇难后，陆小曼在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璧的提议下，萌生了两人为徐志摩编选《志摩全集》的想法。此事从1932年开始酝酿，1935年被排上工作日程，历经抗战烽火岁月、建国后的政治环境以及“文革”动荡浩劫，直到1983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改名为《徐志摩全集》5卷本出版，波三折，前后跨越了半个世纪，在我国现当代出版史上留下了富于传奇色彩的一页。

    一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不幸遇难，赵家璧立即想到应该把老师生前交给他的遗作《秋》尽快送到读者手中，作为对恩师的奠祭。为此，他特意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散文《写给飞去了的志摩》，与《秋》合为一册，作为《一角丛书》的第13种，于11月27日出版。此书出版后，受到热爱诗人的读者的广泛欢迎，一印再印。

    之前，由于《秋》的首页需要一张徐志摩的照片，赵家璧前往拜访陆小曼。当陆小曼知道赵家璧出版志摩的《秋》，表示出了极大的欣慰，她提出还藏有徐志摩的其他遗稿、日记、书信等，询问他能否帮助做些整理工作。这时，赵家璧便向陆小曼建议为徐志摩出版一套全集，既可寄托哀思，也是对现代文学的一大贡献，他们因此达成了编选《志摩全集》的初步意向。陆小曼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他（徐志摩）遇难后，我病倒在床上有一年多。在这个时间，昏昏沉沉，什么也没有想到。病好以后赵家璧来同我商量全集出版的事，我当然是十分高兴的。”

    于是，他们开始分头搜集徐志摩发表在各处以及国外的文章、资料。1935年5月，赵家璧从上海赶到北京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访友组稿，拜访了郑振铎、冰心、周作人、沈从文、陈梦家、胡适等徐志摩的京都旧友，向他们说出此行的另一目的和计划，结果得到了他们的赞成和大力支持，郑振铎更建议他去征求茅盾的意见，只是胡适对此的态度显得有些冷淡。

    回到上海，赵家璧又和茅盾商量。茅盾认为，徐志摩的诗，在当时的新诗作者中还没有人能与他相比的；日记和书信是研究一位作家最重要的资料；今后几代人会研究他，现在出版他的全集具有一定的意义，并鼓励他尽最大努力搜集志摩的信札、日记，为中国出版界编出第一部现代作家全集来。于是，赵家璧着手工作，并与陆小曼商谈编辑全集的步骤，协助陆小曼搜集散落在各地刊物上的诗歌、散文、小说和剧本等，向图书馆和收藏家借阅文学期刊，搜集散见各处而未编入文集的零星文章，特别是徐志摩的日记和书信。为尽量搜集徐志摩书信，他们合拟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还附印了一封由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面的铅印公函，向徐志摩生前好友征求借印作者的书信手迹。然而，发出的征求信反应很一般，北方的几位掌握大量书信的朋友都默不作声。一种说法是：由于当时徐志摩的朋友们都把他的死怪到陆小曼的头上，认为是小曼害了他，所以她编全集，那些朋友不肯予以支持。当时征得的书信，仅有致刘海粟19通，致蒋慰堂9通，致郭有守9通，致郭子雄8通。陆小曼很失望，但她不愿再去求人。在这种情况之下，陆小曼拿出了她自己手中的全部日记和书信。她对赵家璧说：“这批家书内容，很多涉及我们间的私情，也有牵涉到家庭琐事的。我原来不准备全部交你拿去发表，现在北方的老朋友们都不来支援我们这个全集的计划，万不得已，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出丑了。我也不想再去校读，将来付印前，你帮我做些清洁工作吧。”

    经过多方寻找、索讨，1935年10月，赵家璧将编辑整理好的徐志摩资料、书稿、书信手迹等编成诗集1卷、散文4卷、小说1卷、戏剧集1卷、书信集2卷、日记1卷共10卷100万字，交给自己所在的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的经理。当时，陆小曼曾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写了一封信，提到了这个时期的工作和想象着快要印行《志摩全集》时的喜悦心情。信中写道：“志摩日记及书函正在抄写中，只因信件太多，一时乱得无从理起，现在我才将散文、诗集等编好，再有几天就要动手编书信了，那时定会抄就奉上的，好在也没有多少日子了，虽是新产生的，可是其味或美得多，洵美也曾问我要志摩的东西，我也没有送去呢。《志摩全集》大约三月中能出版了，到时一定送一份给先生看，只是我头一次编书，有不对的地方还望你们大家指教才好。”那时，陆小曼对出版《志摩全集》充满了希望。

    第二年3月，赵家璧把徐志摩的部分日记和书信以《爱眉小札》的书名，列入《良友文学丛书》出版，走出了全集出版的第一步。

    二

    1936年10月，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来到上海。赵家璧约了陆小曼，在北四川路味雅酒楼宴请他。席间，陆小曼向胡适介绍了她和赵家璧已编就了《徐志摩全集》初稿的情况，请求他把徐志摩给他的信以及给北方朋友的信由他搜集后尽快寄到上海，并再次请胡适向林徽音、凌叔华等北方朋友征借书简和日记，最后请胡适为全集写一篇序，但胡适却顾左右而言他，不予置否。

    3天后，胡适对陆小曼说，《志摩全集》放在“良友”出版不合适，建议改交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总编王云五已表示同意，并愿立即预支版税1000元。这对经济困难的陆小曼而言，具有很大的诱惑力。陆小曼便打电话给赵家璧，让他把书稿送到她的住处。赵家璧到了陆家，把已编排好的文稿全部交给了陆小曼。陆小曼对他说，胡适已为《志摩全集》另做了安排，他已经跟商务印书馆总编王云五讲好，由他们负责出版，王云五不日将来取稿件。赵家璧见陆小曼已作了决定，不好再说什么，只是心想：也许胡适不愿意由经常出版鲁迅等左翼作家书籍的良友图书公司来出版他们新月派诗人的全集；也许胡适手头有许多书简和日记，又搜集了许多诗歌、小说、散文，想编一部更完美的全集。反正编选全集的初步工作已完成，只要全集能够早日出版，让有志于研究徐志摩的人能从中有所获益，也就对得起恩师的在天之灵。

    然而，当陆小曼跟商务印书馆签订合同，寄去稿子，《志摩全集》正要校对的时候，“八一三”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占领。而陆小曼又生病好几个月，等病好了再去问，得知商务印书馆预备迁走，一切都处于纷乱状态，根本谈不上出书的事了。商务印书馆只是口头答应，等安定了再出书。不料一年年过去，陆小曼却从此与商务失去了联系。由于《志摩全集》的出版变得渺无音讯，陆小曼受到沉重打击，她后来写道：“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回到家里，前途一片渺茫，志摩的全集初度投入了厄运，我的心情也从此浸入了忧愁中。除了与病魔为伴，就是整天在烟云中过着暗灰色的生活。”

    抗战结束后，陆小曼来到回迁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打听书稿的下落。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熟人，才知道他们当时匆忙撤退，先是到了香港，再转到重庆。在抗战时期，因忙着出版抗战刊物，根本没有想到再出徐志摩的书。现在虽然迁回，但几经辗转，连馆内的人也不知道书稿究竟在哪里了。

    1946年的一天，已在主持晨光图书公司的赵家璧去看望陆小曼。陆小曼一见到赵家璧，就流下了眼泪，她非常失望地告诉赵家璧：“志摩的稿子，可能在香港，也可能在重庆，要查起来才能知道这一包稿子是否还存在。”并近乎忏悔地说：“那年，胡适逼我把《全集》交给商务印书馆，一方面是利用我急于要钱的心理来破坏我们的合作；但他真正的目的还在于，不愿让新月派诗人的全集，由你这样一个青年来当编辑。特别是胡适对良友公司出的文艺书中，左翼作家如鲁迅、茅盾等占主要地位，心中最不高兴，因此他千方百计逼我把这套书拿出来。我当时也预料到，进了‘商务’这个大书局，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现在事实不正是这样吗？今天后悔也来不及了！”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赵家璧只能劝慰陆小曼，又问她是否还有其他的日记或遗稿之类，以便他将这些内容与《爱眉小札》等重新合编一册。陆小曼说：“明年正好是志摩诞生50周年，让我再去找些未发表的日记编一本新书吧！但是志摩最好的日记，还有几本，都不在我这里，而是在北平的两个人手里，我也没有办法去要。”后来，陆小曼找出了徐志摩写于1918年的《西湖记》，写于1926年至1927年的《眉轩琐语》，连同徐志摩亲笔题名的《一本没有颜色的书》，再加上原来已出的《爱眉小札》和《小曼日记》等共5个部分，总题为《志摩日记》，于1947年3月由晨光图书出版公司列入《晨光文学丛书》中出版。陆小曼在序文中说：“一年年的过去，到今年整整十年了，他倒五十了，《全集》还是没有影儿，叫我说什么？怪谁？怨谁？”并在序中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我决心要把志摩的书印出来，让更多的人记住他，认识他。这本日记的出版是我工作的开始……我预备慢慢的拿志摩的东西出齐了，然后再写一本我们两人的传记，只要我能完成上述的志愿，那我一切都满足了。”

    三

    但是，《志摩全集》直到新中国成立都没有出版，而且《志摩全集》的书稿在得与失之间还曾一度扑朔迷离。

    事实上，抗战胜利后，《志摩全集》一大包书稿几经迁移转折后并未遗失。由于香港商务印书馆编审部的工作人员既有眼光也很负责，不仅将《志摩全集》保全了下来，还对它进行了及时的整理、编校，最后还留下了清样，打成纸型。只是世事多舛，1948年后因为复杂多变的国内形势，根本就没有出版《志摩全集》的可能性。

    不久，陆小曼找到了当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徐志摩的老朋友朱经农，让他帮助查找《志摩全集》书稿的下落。朱经农很快回信说，全集文稿安然无恙，但还在香港，他一定设法在短时间内找回来。陆小曼得知后，高兴得手舞足蹈，打电话约赵家璧前去商量：“怎样才能让《志摩全集》快快出版。”但这时已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三年了，不过此后却又没有了任何音信。

    1954年，我国出版业和其他各行业一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商务印书馆也不例外。这年春天，陆小曼突然接到北京商务印书馆的一封信，说《志摩全集》的书稿找到了，但限于当时的情况，自然也没有出版的可能，因此按国家政策规定，把该书全部清样和纸型退还给陆小曼保存，而对曾经预付的版税则不再追还。陆小曼看到书稿的末尾有商务印书馆编审部所写的后记，签署的日期是“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一日”，也就是1948年7月，这应当是陆小曼请朱经农查找后，由编审重新整理发排的。陆小曼看到书稿清样，欣喜若狂。回想在抗战胜利后的4年内，她四处奔波，费了无数精力，也没有得到明确答复；而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全部的稿子同版型，一时百感交集。只要稿子还在，就一定会有出版的机会！然而，陆小曼最终没能等到《全集》出版，于1965年4月3日在上海病逝，弥留之际她还念念不忘《志摩全集》出版的事……临终前，陆小曼嘱咐堂侄女陆宗麟把全部清样和纸型交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保藏，后来《志摩全集》的纸样，则由陈从周交给徐志摩的堂弟媳、徐崇庆遗孀冯婉珍保管。

    十年浩劫，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遗存都被当成了革命的对象。幸赖一开始保存《志摩全集》清样和纸型的陈从周的深谋远虑和精心安排，才于1966年春，把商务印书馆的清样送交北京图书馆保存，一大箱纸型托徐家后人保管，才使这宝贵的清样和纸型得以幸免于难。

    关于《志摩全集》的纸型，后来还有一个故事。陈从周在《含泪中的微笑——记陆小曼山水画卷》中说：“可惜的是那《全集》的纸版，我归还了徐家，已在抄家中丢失了其中一册。”据徐志摩的堂侄徐炎回忆，当年，陈从周把纸型交给他母亲冯氏保存时共10包，并在移交时讲明，这是陆小曼编的《志摩全集》的纸型，没有出版成书，只是北京图书馆存有清样，陆小曼已领取全部稿酬，暂请徐家保管，等与俞平伯联系好后，再交给何其芳与俞平伯所在的文学研究所保存。后来，陈从周未把联系结果告知徐家，徐家犹豫不决又无俞平伯地址，不敢贸然邮寄，就此将事搁了下来。1968年，《志摩全集》纸型被红卫兵抄走。1981年，发还抄家物资时，找回来一看还是10包，但仔细翻阅，其中一包是政治学习材料。据说，陆小曼在担任上海文史馆馆员后，曾参加过政治学习，因此有此资料。后来听说当时红卫兵抄去《志摩全集》后，打开一看，看到这一包政治学习资料，他们就不敢乱动，原样封起来，并在上面书写：“内系各种读书计划复印用纸，不可重压，要珍重！”这样，另外9包真正的纸型才得以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1983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综合编辑部决定把旧编《志摩全集》合编成5卷，计诗集1卷、散文集2卷、小说集1卷、戏剧和书信1卷，改名为《徐志摩全集》，在香港正式出版，使用由陆小曼与赵家璧编辑的原有清样和纸型。此时，离《志摩全集》编辑完稿整整过了50年。年届古稀的赵家璧收到香港分馆请他为《徐志摩全集》写序的信函，兴奋不已地说：“总算出版了，总算出版了，小曼活着就好了，活着就好了！”他在长约一万字的序言中写道：“能按《志摩全集》的本来面目与世人相见，连我本人也从未存此奢望。五十年后居然如愿以偿，真是要感谢商务的。”

    1988年，上海书店的林国华、刘华庭拿着一摞《徐志摩全集补遗》请已经是80高龄的赵家璧帮助审校，赵家璧又推荐光华大学的老同学徐承烈协助审校。1992年，当年未收入《志摩全集》的诗歌、散文、小说、书信、日记等，被编辑成80万字的4大卷的文稿，后以《徐志摩全集补编》的书名在香港出版。

    四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1983年秋，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根据保留下来的清样与纸型而编印出版的《徐志摩全集》5卷，严格地说还不能叫全集，因为遗落的作品实在太多了。过了差不多10年，香港分馆又出版了《徐志摩全集补遗》4卷，两相结合，才可称为比较完整的《徐志摩全集》，但仍有大量遗珠，一批如日记、书信等珍贵的徐志摩文稿一再散佚。而在此前后，1969年，在徐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倡议下，由徐志摩的表弟蒋复璁和好友梁实秋主编，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徐志摩全集》共6辑，其中，第1辑为纪念文章与年谱（也有少量未刊稿），第6辑为遗文，其余4辑均系影印徐志摩著作的单行本，但失收了大量散佚在内地的文稿。1991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赵遐秋等编辑的5卷本《徐志摩全集》，以徐志摩单本著作分类，后附同类轶文。

    这三种《徐志摩全集》，无论是港台版的还是中国大陆版，各有优缺，各家共同的缺陷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徐氏散逸著作搜寻不力，致使许多该收入全集的著作都没有收入；二是校勘的功夫下得不够，先前的错舛不仅没有得到校改，反而因名为全集而将之扶正。

    2005年5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韩石山担纲主编的《徐志摩全集》，采用了前几种全集没有采用的“分类编年体”的体例，是收文最全、编排最合理的一个版本，它囊括了迄今所能见到的所有徐志摩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译文、书信、日记等共约250万字8卷本的《徐志摩全集》，问世后深受业界和读者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