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为何大骂傅斯年

    “五四”文学革命中，周作人与傅斯年不仅有北大师生之谊，而且是“新潮社”的战友。作为《新潮》月刊的主编和“新潮社”的负责人，傅斯年对老师周作人十分倚重，请他“屈尊”入社，发表他的《访日本新村记》等文章，出版他的译文集《点滴》（“新潮丛书”之一）。傅斯年、罗家伦相继出国留学后，周作人受傅斯年的委托，还成了《新潮》的主任编辑，同时也是“新潮丛书”的主编人。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几十年后，他们竟彻底反目了。

    语云：“道不同不相为谋。”二人的反目也正是因为他们的“道”不同了。1937年初，日本侵略军已逼近北京（时称北平），形势十分严竣。“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为防落入敌人之手，北大、清华决定南迁，师生员工集体踏上了迢迢长途，最终定居昆明，与南开大学一起，组建了西南联大。傅斯年就任联大教授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所长。而周作人却以种种借口，拒绝南下，并于1938年２月９日出席日本侵略军军部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觍颜下水附敌，先后担任多个伪职，1940年更代替去世的大汉奸汤尔和当上了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积极为日本侵略者效命，卖力鼓吹“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等侵略谬论，并曾全身披挂日本戎装，与大汉奸王揖童一起在天安门检阅所谓“新民青年团”。至于屡次赴苏北、豫东、保定等地视察“治安强化运动”（即残酷屠杀抗日军民的“三光政策”）、聘请日本“教授”在各大学贯彻日本奴化教育，更不待言了。周作人投敌卖国、为虎作伥的丑恶行径引起了全国抗日军民的强烈义愤，他们真想不到这位“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之一竟会堕落到如此程度！作为坚定不移的“抗战派”，傅斯年对周作人的愤恨也许超过了其他人。

    1945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傅斯年被任命为北大代理校长，负责接收北大、重建北大。这时，惶惶不可终日的周作人赶紧给傅斯年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出于无奈，被逼下水，但并未为敌人干什么事，希望傅斯年看在昔日的情分援之以手，解自己于“倒悬”。周作人的这封信大大激怒了傅斯年。他把这封信大加批注，予以痛斥，并公开发表。他要让全国抗日军民看看大汉奸周作人的丑恶嘴脸。（原信待查）同时，傅斯年发表公开谈话，表示“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

    傅斯年的铁面无私、不念旧情，当然也激怒了周作人。正是在傅斯年上述谈话之后，周作人写了一篇小文章《石板路》（后收入《过去的工作》），其“附记”云：“时正闻驴鸣”。“驴鸣”者，正是对傅斯年的恶骂也。因为他当天的日记可证：“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内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

    周作人的这口恶气，一语“驴鸣”何能出尽？到得他被逮捕法办、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之后，仍一再咒骂傅斯年。其中，最狠毒的是《修禊》一诗。诗中把傅斯年比之为食人肉（“人腊”）“作忠义”的伪君子，说他“食人大有福，终究成大器。”连他的“讲学”、当“参议员”都成了攻击的对象。既然如此“食人肉”、“喝人血”以求自己的飞黄腾达，他当年的主编《新潮》杂志，也只能说是纯属“欺世”了。在写给他的辩护律师王龙的一首诗《偶作寄呈王龙律师》中，他有这样的说明：“三十年不少旧学者，有三类人尚见存问，而下井投石，或跳踉叫号，如欲搏噬者，亦不无其人。”这里骂的虽有他的另一弟子沈启无（沈杨），但主要是骂傅斯年。这段说明恰恰是他《修禊》一诗的注脚。

    身在囹圄中，不思悔改己过，还这样大骂抗战派，很说明周作人汉奸立场的顽固。傅斯年八年抗战中表现甚佳，其“史语所”在艰苦岁月中很为国家培养了一些人才。他自己也公开大骂贪污腐败的大官僚孔祥熙、宋子文辈，由之博得了“傅大炮”的美名。

    傅斯年当然有他的历史局限，“拥蒋反共”就是他最大的历史局限。他关于伪北大教职员的“定性”谈话，也不无可议之处。但这和周作人对他的泄私忿式的恶骂毕竟是两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