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的良师益友

    何兹全先生与中华书局的关系既深且久：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何先生参加《资治通鉴》标点，参加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并担任编委，参加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并担任第一二册主编，“文革”中借调中华书局参加点校“二十四史”，一直到2006年六卷本《何兹全文集》由中华书局整体出版，跨越半个多世纪，是中华书局最重要的作者之一。近年我局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何兹全先生担任修订工程学术顾问。2009年，中华百年局庆系列活动揭开序幕，何兹全先生与季羡林、任继愈等先生一起接受邀请，担任中华书局学术顾问。何先生多次戏称与我们是“中华同事”，我们中华人更视何先生为良师益友。

    标点本《资治通鉴》是新中国组织出版的第一部大型史籍整理本，何先生是12位标点者中最后辞世的一位。1954年9月，毛泽东布置吴晗、范文澜标点《资治通鉴》，要求在一两年内出版。同年11月，“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成立，召开标点《资治通鉴》第一次讨论会，组建“标点《资治通鉴》小组”。《通鉴》标点小组共12位学者：顾颉刚、王崇武、聂崇岐、郑天挺、齐思和、张政烺、周一良、邓广铭、贺昌群、容肇祖、何兹全、章锡琛。顾颉刚任总校对，王崇武为召集人。王崇武与何先生是北大史学系相差一级的同学，也是解放前史语所的同事。12位学者分工合作，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全部294卷的《通鉴》于1956年6月出版。其中，何先生承担了《通鉴》卷六三汉建安四年至卷七○魏太和元年、卷八七晋永嘉三年至卷九五晋成康三年，共17卷的标点，正是何先生长期着力的魏晋史部分。何先生还参与了书中其他部分卷次的覆校，是《通鉴》的主要标点者之一。标点本《通鉴》是现代古籍整理范式的开创性成果，对古代文献整理和古籍出版事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关于《通鉴》标点，十余位当事人都没有留下记述，在何先生的回忆录《爱国一书生》中也只字未提。台湾联经版《顾颉刚日记》出版后，我曾将其中有关《通鉴》标点的内容复印出来，分别送给何兹全先生和蔡美彪先生，希望能引发他们的回忆，给学术界提供一些关于《通鉴》标点的往事。蔡先生参与了当时的组织工作，撰写了《资治通鉴标点工作回顾》（《书品》2008年第3辑），何先生因年事已高，未能成文。

    每次见到何先生，他都会说起在西郊翠微路大院参加“二十四史”点校的往事。在上个世纪持续20年的“二十四史”点校过程中，参与点校的各地高校学者，曾先后于1963年、1967年、1971年，三次奉调进京集中办公。何先生被借调到中华，就是在1967年。当时集中在中华工作的还有北大、武大、山大等高校的邓广铭、邵循正、许大龄、张政烺、陈乐素、唐长孺、姚薇元、陈仲安、高亨等先生。何先生到中华之前，一直在“劳训队”劳动改造，何先生回忆说：“在中华书局，如在桃花源中避乱。”中华为本地参加标点的先生也配备了铺位，但因为城里有家，何先生每天早晨吃过早点就往中华奔，下午下班回家。中华当时的负责人孙达人在局里正式宣布，凡调到中华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都不是“牛鬼蛇神”，都是革命群众，何先生说：“在中华，我们这堆人都是勤勤恳恳地工作。”当时何先生主要参与唐长孺先生主持的《魏书》点校。何先生在《爱国一书生》中有一章专门介绍那段时间的情况，除了工作，学者们也参加书局的大批判，批判齐燕铭、金灿然，何先生说自己曾用“战地黄花”的笔名写过大字报。但何先生对金灿然评价很高，多次跟我们谈他印象中的金灿然，谈脑病后的金灿然，很为他的遭遇惋惜，认为他对文化建设有很大的贡献。

    何先生在中华工作时间虽短，但对中华和点校本“二十四史”很有感情。他经常说，我比你们中华还大一岁呢（中华成立于1912年元旦）。2005年，我们开始着手点校本的修订准备，去征求他的意见。何先生表示支持，并与季羡林、任继愈等先生一起联名上书温家宝总理，希望中央政府予以关注和支持。2006年4月，修订工程专家论证会在香山饭店召开，95岁高龄的何先生在会上说：“对中华的修订工作，我很高兴、很赞成，愿意做一个小卒，摇旗呐喊。”

    何先生是旧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世的最后一位学者，2009年夏，中华影印出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何先生听说后特别欣慰，跟我们讲了很多史语所的人和事，讲在李庄艰苦条件下的研究和生活，老先生很为当时发表在《六同别录》上的三篇论文而得意。何先生一生以史学研究和教学为主，除了参与《通鉴》和“二十四史”点校，对古籍整理很少有专门的涉及，但是他对古籍整理的见解精辟，令我印象深刻。在修订工程专家论证会上，何先生拿老商务、老中华在古籍出版上的不同作比较，说：“当年，商务有一种‘往前’的精神，出版了《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原样影印的东西；中华则有一种‘往后’的精神，出版了不少标点本、排印本，像《四部备要》。点校本‘二十四史’有标点有分段，方便现代人使用。用发展的眼光看，出版的精神是要向近代化方向走。”何先生概括的两家老社在古籍出版上的差异，不只是表面形式上的，确实体现了不同的理念和对时代需求的认知。走进新时代的中华一直坚持对古籍文献的深度整理，坚持为学术界提供古籍基本书的出版方向，坚持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读者所用的理念，正是何先生所说的“往后”的精神。

    2006年6月由中华出版的六卷本《何兹全文集》，是何先生七十多年学术研究的结晶。在书稿编辑之初，何先生已年过九十，仍亲自编排文稿，校阅排样。到书稿接近排定的2005年，何先生还经常与郭老师一道打车到地处偏僻的中华送稿。关于《文集》，特别让人感念的是何先生辞退稿酬的佳话。《文集》进入编辑环节之前，中华就与何先生签订了出版合同，按例向何先生支付稿酬。2006年初，何先生主动给责任编辑打电话，要求我们重签出版合同，不要一分稿酬。我们知道后，再次表示我们的心愿，并试图做通何先生的工作，但何先生知道当时中华经济困难，坚决要求放弃稿酬。《文集》付印前，何先生与中华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那是一个世纪老人仁厚宽宏和古道热肠的见证。《文集》出版正逢何先生的96岁生日，我们奉上用绸带包裹的99套《文集》样书，表达中华人一份真诚的祝愿，并与北师大历史学院联合召开了《文集》出版发布会。后来《文集》获得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我们去小红楼看望何先生的时候，奖牌就放在轮椅对面的书桌上，在一旁的护工岳嫂说：爷爷可高兴了，无论自己到哪里，都要看到这个奖牌。去年，《文集》又荣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这是目前我国人文社科学界的最高荣誉。《何兹全文集》的出版，实现了何先生晚年的心愿，也为中华书局的学术著作出版增添了一份带着浓浓情感的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