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工程哲学

    “工程”一词，人们并不陌生，从人工开物的那一刻起，人们便生活在工程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工程是人的最切近的生存样式。可是，人们对工程的存在进行自觉的哲学反思却较为滞后，直到19世纪，人们才开始对工程的存在进行理论研究和哲学反思。

    从那时起到现在，人们对工程的研究和反思形成了四种范式：一是专业工程学的范式，这是对特定领域所展开的工程实践的研究，如机械工程学、电子工程学、冶金工程学、环境工程学等；二是社会工程学的范式，这一研究范式关注的重心是社会工程的模式设计和选择，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社会工艺学”这一概念，波普尔批判了“乌托邦的社会工程”，主张“逐步的社会工程”，并认为“逐步的社会工程，即对社会进行逐步的、切实可行的改造”；三是技术哲学的范式，米切姆对这一研究范式作了精当的说明，即“工程的技术哲学始于为技术辩护，或者说始于分析技术本身的本质——它的概念、方法、认知结构和客观表现……工程的技术哲学甚至可以称为技术哲学，它用技术的依据与范型来追问和批判人类事物的其他方面，从而加深和拓展技术意识”；四是工程哲学的范式，这种研究范式直接把工程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并试图在哲学“地图”上圈出自己的位置，工程存在论、工程价值论、工程美学等都属于这一研究范式。这四种研究范式都有其合理性，但又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失，即忽视了工程的生存论意蕴和工程结构的生存论展延。

    张秀华博士注意到这一“破缺”之处，她的《历史与实践——工程生存论引论》（以下简称《工程生存论》）一书通过对理论前提的批判，即追问以生存论诠释工程的合法性，阐明生存论在工程追问中的优先性；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范式，按照“面向事实本身”的现象学原则，对工程给予生存论的诠释，从而通过生存论的解释原则规范人类的工程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力图实现思维范式的转换，即换言之，从知识论范式转向生存论范式，从“工程是什么”转向“为什么工程”、“应当如何工程”，以及人“如何以工程的方式存在”，并以此为前提探究工程的存在，追问工程的意义，从而把对工程的知识论考察置放到生存论的基础上，履行哲学对工程的价值批判的使命。这一转向犹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让我们看到了一片希望的田野。在我看来，这才是“关于工程的哲学”，而非“工程中的哲学”。

    工程属于人，人的生存是工程的根本维度，因而对工程的哲学反思只有从人的存在出发，才能合理解答工程存在论以及工程的意义问题。《工程生存论》直接把“人、工程、生存”、“自然、人、工程”联系起来，确认工程的生存论意蕴，并用“自然、工程、人”这一整体建构去规约“人、工程、生存”这一人的工程化生存的活动。标画出工程的生存论意蕴之所在，就是在对工程范畴进行历史清理的基础上，揭示工程具有以造物方式“去存在”的生存论意味，包含着工程的社会性，凸显着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相统一的马克思哲学生存论的价值。无疑，用这一特定的生存论追问工程有利于切实把握工程批评的历史尺度与人文向度。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转向，在思维范式上初步完成了对工程解读视角的转换。

    《工程生存论》基本的研究思路，是力图使唯物史观与现象学相贯通，共时态分析与历时态考察相包容，展开对工程的时空交叉剖析，从而呈现工程的历史生成性，逻辑地勾画工程的“共时态结构”和“历时态结构”：“共时态结构”——人工事物、实存工程、工程方式等工程样式，“历时态结构”——前现代社会以农业为主导的“自在工程”、现代社会以工业为主导的“自为工程”、后工业社会以信息业为主导的“自在自为工程”等工程范式。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工程生存论》展示了人的工程化生存的“是”与“非”。从天工开物到人工开物，人开始了工程化的存在，工程组建着人的生存方式，直接刻画着人之存在。和任何事物一样、工程也具有“二重性”，不仅有非凡之功，而且有无奈之“罪”——“原罪”和人为疏忽之“罪”。所谓“原罪”，是指“人工开物”与“天工开物”的自然过程相背离。在我看来，无论是“原罪”，还是人为疏忽之罪，实际上都是以“天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祸”。工程的“罪”恰好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和具体的人的有限性，彰显出自然生态系统对于工程的约束性。“自然·工程·人”是互蕴共容的整体建构，不承认这一点必然会导致工程的异化和人的异化。因此，遵循工程的生存论原则以规范造物行动，“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工程，让工程与自然融合以重现造化之功，从而实现以“栖居”为指归的“筑居”，应是当今工程活动的根本维度。

    《工程生存论》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审视，确认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并以坚定的立场彰显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理论旨趣。该书沿着马克思的哲学思路，把工程实践作为现代实践的典型，把工业看成工程的汇聚，具体探讨了人、生存、实践、作为对象性存在的工业及其关系，尤其是在分析工程研究知识论范式局限性的基础上，通过名词的动词化努力，将“工程是什么”的追问转换成“为什么工程”、“应该怎样工程”的追问，展现了作为人之存在方式的工程的辩证法，并力图揭示工程从“自然的逻辑”到“资本的逻辑”，再到“自由的逻辑”的历史进程。这些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当然，我注意到，《工程生存论》在分析工程之“罪”和异化时，关注的是“自然、工程、人”，关注的是人的思维的有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工程的社会性，忽视了马克思的“社会工艺学”思想。从根本上说，不是自然本身，也不是人的思维，而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导致自然的异化、工程的异化和人的异化。在我看来，现代工程之所以导致人的生存的异化，是因为资本的逻辑在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资本原则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建制，贯穿于存在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改变了社会的存在面貌，而且改变了自然的存在形态。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一切的权利。无论是对人的存在、社会存在的探讨，还是对自然存在、工程存在的分析，都必须领会资本原则作为现代社会基本建制的存在论意义。

    同时，我们必须明白，资本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所以，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工程生存论》注意到资本的逻辑，但关注的强度和分析的深度不够。关注社会工程及其规律与规则的关系，强化资本逻辑对现代工程的支配性，循着马克思的“社会工艺学”思想走向工程的深处，《工程生存论》一定会更具沉甸甸的份量。

    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工程大国，如何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以人为本、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文明，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时代关切的现实意义。我一向主张，哲学研究一要解读文本，二要走进现实。哲学研究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哲学研究应当也必须与现实“对话”，否则，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张秀华博士恰当地把握住这一关键之点，并努力使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这一努力值得肯定和赞赏。据我所知，张秀华是国内最早以工程哲学为论题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最先把生存论引入工程哲学研究，形成关于工程反思的独特思路，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作者敏锐的理论观察力和敢闯难关的理论勇气。我并不否认《工程生存论》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这部著作的确为我们展示了新的天和地，引导我们。

    （《历史与实践——工程生存论引论》，张秀华著，北京出版社2011年2月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