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的坠落

    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尘埃落定，这一段故事已经可以当成历史来读了。很多反思金融危机的著作陆续问世。有些是亲历者的记录，比如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保尔森的《峭壁边缘》，曾任雷曼兄弟副总裁的劳伦斯 G. 麦克唐纳的《常识之败》，还有一些是旁观者的点评，比如“末日博士”鲁比尼的《危机经济学》，拉詹的《断层线》。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推出了自己的新书《》。他的角色与众不同，他在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时，他也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曾在克林顿时期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来当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政治圈中的厮混，并没有打磨掉斯蒂格利茨的锐气。相反，他是越老越激愤。早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斯蒂格利茨就成了一个举世著名的批评者。他杀了个回马枪，矛头直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认为其在全球范围内兜售的“华盛顿共识”迟早会惹出大麻烦。成功的预言家必须有坚毅的定力，因为他们的预言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被别人耻笑，只有在忍受了多年的嘲笑和冷遇之后，这些似乎危言耸听的观点才得到了印证。事后看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只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序幕，危机先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外围地区爆发，但最终一定会扩散到中心地带。凭着多年的批评言论，斯蒂格利茨当然有资格出这样一本书。在本书中，字里行间，似乎都能读出斯蒂格利茨的愤懑不平，还有一些洋洋得意：“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了。”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的上半部分主要反思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他谈到了银行家的贪婪和失范。美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实现其真正的职能，即管理风险、配置资源、降低社会中的交易成本；相反，它们制造了更多的风险，扭曲了资源的配置，导致更高的负债，最终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他谈到了金融监管部门的失职，尤其是从里根时期，美国政府开始了对金融监管的放松。尽管保罗·沃尔克在遏制通货膨胀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因为他主张对金融体系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很不对里根的胃口，结果没有办法连任美联储主席。其继任者格林斯潘热衷于放松金融监管。格林斯潘不仅采取降低利率的方法，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向市场上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同时他还鼓励金融机构从事风险更高的业务。他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直表扬次级贷款和可调整利率贷款，说这些“金融创新”让美国的金融体系变得更加灵活、稳健。斯蒂格利茨声称，让伯南克连任美联储主席是一个错误，因为伯南克萧规曹随，只知道救市，没有对病入膏肓的金融体系痛下猛药。他对奥巴马的总统经济顾问萨默斯更是耿耿于怀，指出当年就是萨默斯反对对衍生金融产品加强监管。斯蒂格利茨把这些人的家底都抖搂出来，穷追猛打，真是“一个也不放过”。

    有趣的是，斯蒂格利茨不仅仅批评布什总统，作为一个民主党人，他对奥巴马总统也颇有微词。他认为奥巴马缺乏足够的魄力，当轮船快要沉底的时候，奥巴马所做的只是重新摆摆甲板上的椅子。当经济肌体有了重大的创伤之后，奥巴马所做的只是把伤口晾在太阳下，让阳光给伤口消毒。这是一种“混日子”（muddle through）的做法。斯蒂格利茨还谈到美国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在他看来，金融体系出了问题，错在经济体系，经济体系出了问题，症结在美国社会。在过去20多年，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尽管在新经济耀眼的光芒下，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工资水平始终没有提高。美国的政客没有真正解决贫富不公的问题，反而避重就轻，通过刺激消费，尤其是住房消费来掩饰问题。但当整个国家高筑的债台轰然倒塌之后，到头来还得是纳税人承担最终的成本。

    斯蒂格利茨激烈地抨击主流经济学界。他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的拉拉队。雷曼兄弟的倒闭，对新古典经济学家而言，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巨变。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的下半部分主要谈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主张必须重新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教条，不能认为自发的市场经济会优于政府监管。他谈到如今的危机，几乎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严重。当年，美国正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大萧条之前，农产品价格一直狂跌。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萧条旷日持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才帮助解决了美国严重的失业问题。如今，美国正面临着制造业衰落的命运。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将使得美国的经济长期低迷。危机之前，中国和其他一些出口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美国举国上下，靠借钱尤其是借外国人的钱，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但是，他们已经无法再回去了。国际失衡是难以持续的。

    走出危机，需要的是前所未有的调整和改革。斯蒂格利茨强调了收入再分配，主张以累进的税收稳定经济，倡议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新的全球储备体系。他甚至谈到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主张用GNH代替GDP。他谈到美国不仅有贸易赤字、财政赤字，还有道德赤字（moral deficit）。弥漫在美国经济生活中的急功近利情绪，将会导致美国走向死路。 

    这些颇为出格的观点，听起来还是有点危言耸听。本书的书名就有些夸张，如果用自由落体形容2007年8月或是2008年9月的金融市场，还是比较贴切的。但是，如今，金融危机不是已经逐渐平息了吗？凯恩斯在1931年出版的《劝说集》的序言中写道：“我们瞻前顾后，看到两边都是悬崖飞瀑，而我们正小憩在期间的一个静静的池边。”正是在那一年，爆发了英镑危机，拉开了20世纪30年代各国之间贸易战、货币战的混乱局面。

    2010年，我们也“小憩在一个静静的池边”。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10%，而通货膨胀率低于4%。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时候，中国经济却呈现出勃勃的生机。但是，远望2011年，潜在的风险依然隐藏在远处的地平线。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将进入长期持续的经济低迷。有两位著名经济学家Rogoff和Reinhart在追溯过去800年的金融危机历史之后提醒我们，在金融机构爆发危机之后，政府的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将紧随其后。新的贸易战和货币战似乎已箭在弦上，国际资本市场上热钱暗潮涌动。围绕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谈判桌上进行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稳定性和不平等关系依然存在。 

    斯蒂格利茨在《自由市场的坠落》中的观点或许并不完全正确，他对人对事的许多看法，都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他所主张的改革或许很难实现，很多理想主义的设想，最终可能会在政治现实的荆棘中折翼。但是，激进的态度，能够捍卫的不过是一些中庸的观点，能够澄清的无非是一些常识的判断。以斯蒂格利茨为药，不是补品，但可以去邪败火。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