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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1年02月16日 星期三

    蔡元培的几个足印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2月16日   14 版)
    蔡元培

        1

        作为20世纪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蔡元培赢得了国共两党一致的赞颂,但他是人而不是神,也有过许多失误,走过曲折的道路。在蔡元培长长的足印中,选取几个足印,说说我的一家之言。

        2

        蔡元培生于1868年,他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随之进入翰林院,两年后任“编修”,这至少相当于如今的中科院院士。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赞美蔡元培说:“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但这并不能说明蔡元培处处是天才,他也有过非常天真、蒙昧的早年和中年——

        多年前,笔者在阅读胡适自传性文字时,知道胡适的母亲是位非常贤惠的女性,她为了给胡适舅舅治病,竟然深信人肉可以治好大病的说教,在给弟弟煎草药时,悄悄地从自己的胳膊上割下一片肉,放在草药中一起煎熬。读至此处,我不禁毛骨悚然,以至掩卷。我被胡适母亲的自我牺牲精神所感动,更多地是为当时中国人的愚昧而叹息。多年后,我在阅读《蔡元培先生年谱长编》的时候,得知年轻的蔡元培在母亲重病时,也和胡适母亲一样,割下自己臂上的一片肉,放在中草药中煎熬,以为这样有奇效。结果母亲的病终于不治。这件事说明,通晓四书五经的蔡元培,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医学知识很欠缺。“学界泰斗”原来是从这里起步的。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人深思,它与研究中国清末的文学史、思想史相关。1937年12月蔡元培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题为《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其中说:“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蔡元培说的“三十六岁以后”,指的是他1902年后积极地参加反清的革命活动,1904年他与陶成章组织成立光复会,次年加入同盟会。当时的蔡元培指望用暴动和暗杀的方法进行反清的革命。为进行暗杀,他曾试制毒药,并用猫做实验,后来又试制炸弹。当时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要通过这些革命手段,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社会呢?在《蔡元培全集》出版以前,很少有人知道1904年2月蔡元培发表过一篇奇特的小说,寄托了他的理想社会。这篇小说的题目是《新年梦》,属名“中国一民”,共9000字,在《俄事警闻》上连载了五次。(见《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422-436页。)这是一篇反映20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理想社会的小说。

        《新年梦》的奇特,首先是用白话文写的。全文明白晓畅,白话运用自如。中国的语言文字,由文言变白话,公认是1917年胡适力主“八不主义”后才被全社会基本接受的,而蔡元培远在1904年已经用彻底的白话文写小说了,这说明中国倡导白话文的先驱并非胡适,因为1904年的胡适才12岁。《新年梦》的内容充满了天真、幼稚,甚至是荒唐的乌托邦梦想:

        “一民”是中国江南的富家子弟。16岁以前读中国的书,还学过木工和铁工。他16岁后离家出走,在一个通商口岸工作。他学会了英、法、德三国的语言。三年后他出国游历。一民是最爱平等,最爱自由的人,所以他先到了美国,又从美国到法国,因为专门学问德国水平最高,所以又到德国进高等工业学校就读。那时俄国有很多民党在德国,一民与这些人时常交往,所以又学会了俄语。后来,一民考察了英国、意大利、瑞士,最后考察了俄国,从西伯利亚回到中国的东三省后,开始对中国大江南北的详细考察,这时一民已经三十多岁了。

        蔡元培写的“一民”,处处有他自己的影子,一民对中国和世界的见解,以及对未来期望,其实就是蔡元培的社会理想。蔡元培通过一民这个小说中的人物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呢?他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国家的存在,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争夺“把人的力量都糜费掉了”所以“人类的力量,现在还不能胜自然”。其次蔡元培认为家庭也是个消极的东西,因为“各顾自己家里的便宜”,也引起无穷尽的争斗。那怎么办呢?一民主张先改造中国。蔡元培写道:“多数人的主意总比少数人的主意强点,如今竟依着一两个人的主意,算做我们多数人的主意,这仿佛一个铺店,被一个冒充管帐的人私造印章,把货物盗卖给别人。众人知道了哪里能答应呢?我们打电报,作篇文章是不中用的。一定要有实力,把冒充管帐的逐了,还要与取货的评理,评理不下来就要开战……”蔡元培所说的“把冒充管帐的逐了”,就是要推翻满清政府;“与取货的人评理、开战”就是与列强进行斗争。一民说,一要恢复东三省,二要消灭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三要撤消租界。把洋人赶走后,中国实行民主的议会制,小说中写道:“不到一年,竟做到全国一心,一切事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这就是蔡元培用革命手段改造中国的理想。

        对于改造世界,改造婚姻和风俗习惯,小说中提出了一个比乌托邦还乌托邦的幻想——各国只准有警察,不准有军队,成立一个“万国公法裁判所”,组织一支“世界军”,用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纠纷,于是天下太平了。蔡元培还有更奇妙的想法,他写道:“文明事业达到极顶,讲到风俗道德方面,那时候没有什么姓名,都是用号编的。没有君臣的名目,办事很有条理,没有推诿模糊的。没有父子的名目,小的统统有人教他,老的统统有人养他,病的统统有人医他。没有夫妻的名目,两人合意了,光明正大在公园订定,应着时候到配偶室去,并没有男子狎娼,妇人偷汉这种暗昧的事情……”待到实现这些理想时,一民已经“九十多岁了。”蔡元培向全社会描绘这些理想时是1904年,他的年龄是36周岁。中国当时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已经当了14年进士,并已投身革命的蔡元培还处在乌托邦的酣睡中。到了40岁时,蔡元培第一次到德国留学,他亲眼目睹了、亲身体验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文明和生活,这时他大概才从乌托邦的梦境中醒过来了。

        3

        1917年的蔡元培已名满天下。这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由于他力倡科学与民主,实行“囊括大典,兼容并包”和教授治校的方针,北京大学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并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中心。1919年发生“五四运动”,北京大学是这一运动的核心与主力。5月4日这天数千学生上街游行,反对段祺瑞政府在卖国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愤怒的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军阀政府出兵镇压,抓捕了三十多名学生……

        蔡元培是爱国的,也是爱学生的,所以他刻不容缓与军阀政府义正辞严地进行交涉,迫使当权者立即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周谷城作为当年北京大学的学生,他是五月四日那天游行的亲历者。1988年,在《纪念蔡元培先生诞生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周谷城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蔡元培校长》的演讲,其中说:“……已经被抓去的学生不得出来,政府还要抓人。蔡先生这时做了空前未有的贡献,他一个人在那里活动,把学生保释出来,究竟他用了什么办法,我们不得而知。学生出来后,他就离开学校到上海。他离京前留下这样几句话:‘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人民劳苦够了,该可以稍稍休息了。‘我欲小休矣’,我蔡某也劳苦够了,我也想稍稍休息了。”周谷城讲这些话的时候,《蔡元培全集》还没有出版,事实上,蔡元培离开北京大学前,不仅只留下了《诗经》中“民亦劳止,汔可小休”这两句话。1919年5月9日,蔡元培写了《辞北大校长职出京启事》,发表在次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全文如下: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25页)。

        这个启事的开头写道:“杀君马者道旁儿”隐含着什么意思?为此,笔者向古文字学家金文明请教,他说这个典故最早见于东汉时期应劭的《风俗通义》,此书的原本已失传。到了唐朝,《艺文类聚》卷九十三中,记录了这个典故,只是原文为“杀君马者路旁儿”,蔡元培把“路旁”写成了“道旁”。宋代的《太平御览》又沿袭了唐代的文本,也记录了这个典故。《风俗通》的原文大意应为:

        “杀君马者路旁儿也”,言长吏马肥,路边小儿观之,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驱驰不已,至于死。

        这个典故的大意是说,长吏养的马很肥,路边的小孩子们和其他人对这马都喜欢而兴奋。养马的人听了赞美很高兴,便让他的马奔跑不已,结果把这匹马累死了。

        这个典故的寓意,简言之,就是吹捧可杀人,即“捧杀”。

        蔡元培在“五四运动”发生后,先是全力以赴地拯救被捕的学生,达到目的后立即辞职。他在辞职的启事中为什么一开头就说“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对此事有种种的猜说,依我之见,蔡元培的头脑是出奇的清醒和理智——他知道自己威望很高,但不愿做一匹肥马,不愿意被捧杀。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蔡元培不愿当“肥马”的言论,是针对北京大学的师生吗?不是,他的矛头所指是北洋政府。为蔡元培辞职事,北洋政府发了个“大总统指令第1332号”,其中对蔡元培赞美有加,并一再挽留。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公开发表了《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其中讲了辞职的三大理由,至今读来尚觉新鲜,摘录如下——

        (一)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的专制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束缚,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开点风气……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当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就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难道还要我再做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32-633页)

        蔡元培的性格是非常温和宽容的,但他这个宣言却写的激愤异常,容不得半点讨价还价。

        4

        上海市华山路303弄16号有对外开放的蔡元培故居。生于1927年的蔡元培之女儿蔡睟盎居住在那里。从2004年初起,我曾多次拜访过她。这位面目清秀身体瘦弱的长者待人十分亲切、温和、坦率,给人以名门之后的高雅气质。她1948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同年加入地下党,既是高级知识分子,又是老革命。她对我笑着说:“我父亲比陈独秀年长12岁,陈独秀比胡适之年长12岁,他们三人都属兔,又志同道合,所以在当年的北京大学他们3人戏称为‘兔子党’。”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就是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开始的。后来,我多次向蔡睟盎借书、请教,我们谈话的内容更加广泛了。她说:“关于我父亲的历史,关于他参加1927年的清党,他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人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事,目前的说法都不够实事求事。”经蔡睟盎这样一说,我认真的阅读了《蔡元培全集》卷首的“前言”,查看了全集的目录,果然对蔡元培参加清党的事只字未提。

        1927年3月28日国民党留沪中央监察委员会,讨论“清党”(即破坏国共合作,把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去),这个会议的主席就是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参加,马叙伦担任记录;同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再次开会,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参加,进一步讨论清党的问题,会议的主席还是蔡元培。这些事,在高平叔编著的《蔡元培年谱长编》、唐振常著《蔡元培传》、周天度著《蔡元培传》中都有记述。必须说明,蔡元培同意清党反对杀人。当蒋介石“四、一二”举起屠刀时,蔡元培是坚决反对的。

        蔡元培为什么支持清党?各种说法不一。我带着这个问题请教了蔡睟盎,她给了我一个不同于各种史料观点的新说法,她说:“苏联共产党派来的鲍罗廷说,中国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须要付出500万人的生命。我父亲认为中国是个很虚弱的国家,经受不起大吐大泻,所以他反对。”作为蔡元培的女儿,她的这个说法似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历史在曲折地前进,蔡元培的思想也在不停地发生变化。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一度发生了大的经济危机,而苏联在同期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对蔡元培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1939年,蔡元培已对苏联有了新看法,在纪念十月革命22周年的时候,他写的题辞是:

        革命精神,平民主义,二十二年,功成名遂;

        反对侵略,忝为同志,敬祝进步,造福人类。

        这个题辞,给蔡元培的一生又留下了一个新足印。

        对此文须说明如下:我自己有《蔡元培全集》,先生的年谱、传记都是从蔡元培之女蔡睟盎那里借阅的,此文关于蔡元培同意清党的内容可靠无疑,在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有详载。蔡老大姐前年因病住院,家属及医院不准探望,她已84岁,现在如何不详。

        ■邵  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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