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陈菁霞）“如果我们用几个关键词来叙述20世纪的话，第一个关键词毫无疑问和辛亥革命有极大的关系。”在近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现代性与革命历史叙事——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研讨会上，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指出，辛亥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家，但这不是简单地重复一个旧式的国家，尽管它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但这种尝试有很大的意义。
借用西方史学大师霍布斯鲍姆“短20世纪”的概念，汪晖认为，中国的“短20世纪”以辛亥革命为开端到70年代的文革终结，两个最大的主题是革命和（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战争更多是延续了19世纪的逻辑发展，而革命虽然与美国革命、法国革命有连续关系，但确实提供了非常不同的东西。”
“今天当我们思考如何看待革命（尤其是中国革命）和革命遗产的问题，特别是从革命的视角来看待20世纪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什么是中国革命，中国20世纪有多少革命？”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剑鸣认为，中国革命是很多种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复数的革命。“从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角度来说，20世纪是一个更长的世纪，我们今天还生活在20世纪的影子当中。”李剑鸣说，在意识形态的构建上，我们今天在道德、价值的层面还没有真正地完成任务，从民族国家的构建来说，也还面临很多的挑战。“所以从什么样的视角来思考20世纪的革命会提出很多不同的问题。”
今天，中国革命在所有的层面上，如社会大众运动、执政党提出自己的政策的时候，都需要和这个革命传统进行磨合。汪晖认为，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在俄国和东欧，这个过程已经完全消失了”。因此，“谈论20世纪的中国革命，我认为有特殊的意义，这些也是中国革命中创新和转化，无论革命中发生了多少悲剧性问题，但这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创新时代”。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盛嘉比较了世界近代革命的不同，指出法国革命宪政的艰辛，俄国革命令人震撼的恐怖和暴力，以及中国革命的不彻底性，“历史学者愈来愈关注和反思美国革命的过程、结果和经验，而意识形态往往是导致不同类型革命的一个关键因素”。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上海交大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刘康从“革命叙事的话语创新”的角度切入，就主流意识形态向何处去，如何创新，传统如何与当代结合，我们如何实现新的普世价值观的转换等问题，提出打破GDP中心论，实现话语多轨制的构想。“用GDP式的告别革命无疑是无法持续的告别，在基层文化中产生拜金主义的后果，这种后果到今天已经令人无法容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张光说。
上世纪80年代初，辛亥革命史一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显学，随着90年代“告别革命”的思潮，趋于沉寂。随着百年纪念的到来，辛亥革命又开始得到关注。华中师大历史系教授朱英指出，从80年代至今，辛亥革命研究还没有出现像美国那样的重写革命史现象。“近30年来，针对辛亥革命中很多具体问题，新观点层出不穷，有新领域的开拓和新视角的切入，有很大的进展。祖国大陆的辛亥革命的叙事已达到顶峰，但在整体性建构方面还比较欠缺。”
此次研讨会由厦门大学主办，该校人文学院院长周宁在致辞中提到辛亥革命时期流行的一句话：广东人革命，湖南人打仗，福建人出钱，浙江人做官。“革命不光是放大炮和炸弹，还需要金钱来支撑，福建人当年对革命的贡献很大。这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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