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军的一批珍贵图像史料

    2008年就听说天津博物馆编辑出版了一本近代图像史料集《新军旧影》，于是一直盼着研究所图书馆来书，但是2009年快结束了书还没等到。从王府井新华书店到涵芬楼书店再到三联韬奋图书中心，跑了北京大小几个书店也没有找到此书，便只好到当当网上淘了一册。大致翻看过后，出于一个编辑的习惯，又看了一眼版权页上的印数，如此珍贵稀见的史料只印了区区1000册，愈发让人觉得珍贵和稀见，似乎有一种成了收藏家的怪怪的感觉。于是乎对书的内容就愈发地看得认真和仔细，也就有了一点感想，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图像如何证史

    《新军旧影》分成总说、武器装备、军事基础训练、军事专业训练、对抗演习等五大部分，收录天津博物馆所藏三大册《校阅陆军第三镇、第一混成协、第二混成协摄[撮]）影》历史纪实照片，同时配以袁世凯等编纂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中的部分文字史料。全书共收历史纪实照片243幅，不但数量多，而且照片质量非常好，是我国近年来出版的近代图像史料中极有价值的一种，颇值一读。

    首先，照片内容珍稀，史料价值极高。

    历史是连续不断地积累、发展和演化的过程，诚如编者所言，“以小站练兵为开端的清末新式陆军的出现，是中国近代军事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清廷决心采用西法对军队进行彻底改造。胡燏棻（后由袁世凯接任）奉命小站练兵是为编练新军之始。八国联军之役，仅有武卫右军幸存,于是在《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又开始在全国普遍推动编练新军。1903年中央设练兵处，统管全国新军编练事宜；各省设督练处，分管各省练兵事宜。次年统一全国陆军军制，并对训练作了具体规定，更于1906年专设陆军部军学司掌理全军的操练。新军颁有全军统一的操典和各种训练要言、要则、规条、律令、章程等。陆军部还专设编译局，编译了许多西方章则、操典和各种军事书籍，供学堂、部队使用。“清末新军的编练使中国军队的形态有了很大的改变，新军时期奠定的军队训练方式、军队编制、军校教育乃至军服、军礼等模式对后来中国军队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民国时期，中国军队还相当程度上承续着清末新军训练中的许多传统，而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受阅部队在队列训练时则利用着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操典。

    在中国从封建军制向近代军制的转变过程中，新军训练具有积极的意义，这已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而且以往近代史学界特别是军事史学界对此已有相当的了解和研究。然而这些研究所依据的材料，除个别配有绘画插图外，基本都是档案文献类史料。譬如，我们知道，清末新军训练改清军以往单纯的体力训练和操练刀矛弓箭等传统习武内容，为洋操、洋枪、阵法和战法，并修建课堂、操场，添设教练器具，以保障训练实施。其中，操法分制式教练、体操法、舞枪法；枪法分持枪教练、刺枪法、瞄准射击、整理枪械以及各兵种专门技术；阵法主要练战斗队形及其变换；战法（战术）分行军、侦探、扎营、各种地形的攻防战法和步、炮、骑、工、辎重各队交战法等等。由于缺乏纪实类影像史料的佐证，往往会有望文生义之论。

    目前所看到的直接反映清末新军训练的影像史料确实罕见。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澳大利亚人莫里循曾拍摄了不少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中国近代历史照片，今天已视同珍宝，其中有关新军的也有零星数张，但反映新军训练的则几乎没有。因为清末几次军演（秋操）曾邀请外人观操，故近年有人挖掘搜罗了一些当年外国人拍摄的新军秋操照片，陆续在互联网上公布，令人大开眼界，但也没有表现平日训练状况的照片。据笔者所知，相关内容存世的照片除《新军旧影》编者在该书序中提到的《北洋陆军迁安马厂两镇兵操照片》和《近畿陆军第一第六镇兵操照片》（正式名称似应是《光绪三十三年秋季近畿陆军第一第六镇在涿州附近演习战守图》）两部外，还有《光绪三十四年太湖秋操照片》、《天津、保定各学堂局所照片》、《庚戌（1910年）校阅第一镇撮影》和《庚戌校阅第二镇撮影》等。但这些照片除个别数张在互联网上露面外，均密锁“深闺”，未曾与公众见面。因此这部有240幅历史纪实照片，系统全面反映清末新军装备、训练情况的《校阅陆军第三镇、第一混成协、第二混成协摄[撮]影》其史料价值就不言而喻了。《新军旧影》的出版肯定会给近代史研究者，尤其是军事史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帮助和方便。

    其次，该书将图像史料与文献史料相结合，开创史料整理出版的新形式。

    “史学就是史料学”，史料学派的这种观点或许不无偏颇，但是“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这话还是一句中的。然而，过去史学界一般将史料分为三类，一是档案、文献；一是遗物、遗址；一是口述史料。似乎没有影像史料的位置。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口述史料的价值逐渐强调，重视搜集；而对于影像史料虽已有所关注，但只能算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其表现之一便是极少有图书馆开展专门的影像史料搜集保存，而且史学家们的论著、各种各类的史学研讨会似乎也还没有专门对影像史料的系统探讨，仅有的一些对影像史料的利用，也基本尚停留在插图阶段。在国际上“影像史学”已经跃跃欲试将要成为国际上方兴未艾的新兴学科之时，影像史料应该走进中国历史学家们的视线了，影像作为历史研究重要基本史料之一的地位也应该得到确认。

    有人说：“历史照片的震撼力是其他任何史料所无法比拟的。”或不免有夸大的成份，但历史照片确实常常给人带来强烈的“震撼”。它所包含的历史信息确实是比文字、绘画更直接和准确，特别是文字史料所无法比拟的，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具有一般史料的共性，如记录承载历史信息，说明历史过程，印证历史事实等，更具有直观、形象以及瞬间性的特点，是可以直接面对的历史，是历史最直接、最具说服力的证据。用形象化的记录，令难以用文字描述清楚的事物、人物得到明白展现。一张照片可以使读者“一目了然”，顿开茅塞，避免或减少因理解歧义而造成的不解、误会及错误。

    《校阅陆军第三镇、第一混成协、第二混成协摄[撮]影》这样的历史纪实照片，一定程度上也是档案史料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说就是图像档案，印证历史活动与人物的真实性，可补文字史料之缺。然而，这些照片史料瞬间性的特点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表现之一便是不如文献史料细致，无法记录连续性活动。《新军旧影》的编者将《校阅陆军第三镇、第一混成协、第二混成协摄[撮]影》按军事单位分类的顺序打乱，采用按军事训练内容分类方式，并将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期所编纂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文字史料选出若干，与历史照片相配。它不是原有文字史料的配图，也不是编者对图像史料的文字说明。这样既弥补了文字史料与图像史料各自之缺，又使两者相得益彰，同时开创了一个将图像史料与文献史料相结合的史料整理出版新形式，极具创新意义。

    若干具体问题的商榷

    一、编者只将《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的文字史料部分选出若干，与《校阅陆军第三镇、第一混成协、第二混成协摄[撮]影》历史照片相配，而舍弃《训练操法详晰图说》附图，实为本书一大遗憾。虽然严格意义上说，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与1903年练兵处成立以后的新军编练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但编者既将其文字与新军照片相结合发表，且认为该书“成为后来编练新军的纲领性文件”，而且“新军的训练方式与小站练兵时是一脉相承的”，则其图说与此批照片同时对照发表，或可更加一目了然，便于读者研究利用。

    二、关于这批照片的解说，不无商榷的余地。《新军旧影》依据天津博物馆馆藏《校阅陆军第三镇、第一混成协、第二混成协摄[撮]影》历史纪实照片重新分类编排。编者判断这些照片是1907年该三支部队随徐世昌调防东北之后所照，应该是确凿无疑义的，但编者继续推定这些照片“应当是这次（1908年巨流河）演习的留影”，则稍显武断，本人以为理由不够充分，且有误判的可能。

    编者判断照片为巨流河秋操留影的主要依据有三：一是“冯玉祥在自传中也谈到曾随第一混成协调往东北，同时提到1908年第一第二混成协在新民以东巨流河地区的演习”；二是冯玉祥提到巨流河“演习最后由王揖唐讲演的情形”，而编者考证出“王揖唐1907年从日本回国后，曾在东北督练公所任参议”；三是这些照片的“画面中田野上有许多残雪和秸杆庄稼的痕迹，符合东北地区的气候特征”。

    应该说上述三点都是历史事实，但它并不足以构成这些照片就是1908年巨流河秋操留影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且，如果我们细究则会发现，照片册中的种种迹象和细节恰恰不支持这一结论。

    第一，照片集的名称很明确是《校阅陆军第三镇、第一混成协、第二混成协摄（撮）影》，是校阅，不是秋操。如果是秋操，应该会直接用秋操之名的，如《光绪三十四年太湖秋操照片》。因为编印这些照片集的首要目的是校阅大臣或练兵处、兵部（陆军部）呈报皇上御览的，故名称绝不可含糊或模棱两可。例如，故宫博物院藏《北洋陆军迁安马厂两镇兵操照片》，封面即有“兵部尚书长庚、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跪进”字样；《光绪三十三年秋季近畿陆军第一第六镇在涿州附近演习战守图）》的封面则有“奴才凤山跪进”字样。

    虽然秋操最后也会有检阅的项目，校阅中也有演练攻守的内容，但校阅与秋操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校阅是军队统帅或军事统率机关通过采取点验、巡视、考核、观看演习和阅兵等方式，对部队实施全面考察的活动，目的是检查军事实力和战备程度，包括武器装备、教育训练、后勤保障、军风军纪等状况。一支新军初建之时，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由朝廷派遣“知兵大臣”率团前往点验、检阅，合格者呈报朝廷，宣布成军、授予旗帜。清代前期一般由王、大臣或督抚定期对八旗和绿营进行校阅。皇帝亲自检验部队则称为大阅，如《乾隆大阅图》所表现的那样。清末新军训练过程中，一般是由练兵处、兵部（陆军部）奏请皇帝, 钦派知兵大臣数员前往校阅。校阅内容有“军容、军技、军学、军器、军阵、军律、军垒各项”。《北洋海军章程》也规定：“每逾三年, 由总理大臣、海军事务衙门王大臣请旨特派大臣, 会同北洋大臣出海校阅一次,或由王大臣与北洋大臣亲自出海校阅海军。”校阅与秋操重要不同之一就是，校阅一般是朝廷派员前赴军队驻地检查校阅；而秋操是军事演习（因为一般均在秋天举行，故称秋操），往往是多支部队集中一地进行。巨流河秋操就是第一混成协与第二混成协共同开赴新民巨流河地区进行演习。

    第二，从该书第240－245页的9幅照片中，我们可以辨识出校阅大臣是在三个不同的地点进行的校阅。如第240－241页三幅“校阅大臣莅临演武厅（检阅台）”中，校阅大臣莅临的是三个风格各不同的演武厅。第241－245页的四幅照片中，校阅大臣分别与第三镇、第一混成协、第二混成协官佐合影，合影也是各在不同的地点（第二协两幅在同一地点）。再从第244、245页校阅处人员在第三镇和第一协的两幅合影照片看，虽然校阅大臣同为一人，但前赴第三镇与第一混成协校阅的两批校阅处人员也不尽相同。

    第三，1908年的巨流河秋操是一个地方性的军事演习，按冯玉祥的回忆，是由在督练公所任参议的王揖唐做最后讲演，这与河间秋操、彰德秋操、太湖秋操在级别与规模上都大不相同。该次秋操所涉及的部队也只有第一混成协和第二混成协，第三镇根本没有参加。所以照片册也不大可能是巨流河秋操的留影。

    第四，该书第245页上图的校阅大臣与第二混成协军官的合影中，我们可以识别出，中间位于校阅大臣左侧的军官正是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蓝天蔚担任第二混成协协统的时间是1910－1911年。联系前文提到的《庚戌（1910年）校阅第一镇撮影》、《庚戌校阅第二镇撮影》两部影集，是否可以推断，此次校阅是庚戌年与校阅第一镇和第二镇相关联的一系列校阅工作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巨流河秋操留影一说似难成立。

    三、《新军旧影》最后三幅同名为“一次秋操”的照片，不论从气候情况、人物服装，还是照片中袁世凯的身影，都明显表现出这不是《校阅陆军第三镇、第一混成协、第二混成协摄[撮]影》原书中的内容。编者对此似应说明，以免读者混淆，误读误判，因为史料的真伪关乎史学著作的生命。

    这本《新军旧影》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历史信息，另一方面也带来许多如蒙娜丽莎神秘微笑般的未解之谜，有待我们慢慢地解读。例如，校阅大臣，这位具有副都统军衔（相当中将）的高级军官究竟是谁，我们一时还无法辨识。我们可以认出站在其侧、着协都统军衔（相当少将）者是张绍曾无疑。张时任北洋督练公所总办、陆军贵胄学堂监督，从其当时所任职务及在照片中的位置推测，有可能是校阅副大臣。此外，笔者也确实在第242－243页“校阅大臣暨第一混成协官佐”的照片中，发现了青年军官冯玉祥的身影。这大约也是冯玉祥现存最早的一张照片。实际上，这批照片中肯定还会有王金铭、施从云等辛亥滦州起义英雄的身影，可惜我们尚不能一一辨识。面对这已沉默百年的历史，谁能独具慧眼，一声唤醒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