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学森》中,我不回避关于钱学森的种种所谓“敏感问题”。钱学森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他回国之后正是中国政治运动的“多产岁月”。钱学森也不得不在“大鸣大放”中与秘书互贴大字报,在“四清”运动中在工厂车间里坐在小马扎上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在“文革”中写《关于空间技术名词统一问题》那样的纯粹科学技术文件时也不能不写上一段“最高指示”……离开了当年的政治环境,就很难理解这样的“中国特色”的细节。 (详见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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