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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现已93岁、广受尊敬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月20日出版了新作《怎样改变世界：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故事》（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连日来，英国主要报章，如《卫报》、《独立报》、《金融时报》和《新政治家》杂志等，皆已刊出显要书评，多有推崇。
为何说资本主义自掘坟墓
霍布斯鲍姆以其广博学识、深刻见解和等身著作，成为近现代史之泰斗，极得各界敬重。他的部分主要作品，如关于19世纪的三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以及关于20世纪的《极端的年代》，均已在中国出版。同时，他也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领域的专家，《怎样改变世界》即为相关论文和讲稿的合集。当然，这些文章更多采用的是历史学，而非哲学或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本书第一部分系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研究和分析，第二部分则纵论马克思1883年去世后，马克思主义近130年的发展历程。
霍布斯鲍姆生于1917年，与十月革命同年。1936年，他加入共产党，以期与法西斯主义死战。此后，虽历各种政治剧变，霍翁仍保持党员身份至今，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抱有信心。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无数人悲叹马克思的遗产将不复存在。但霍布斯鲍姆很快注意到，资本主义早已步步为营。“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他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写道，“过去25年来，不曾有欧洲政党领袖宣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是不可接受的。唯一一个坚决地做出如此表态的人，乃教宗约翰·保罗二世。”
剧变之后的马克思将有机会脱离教条主义的桎梏和后人的曲解，从偶像还原为思想家，那时人们将会发现，他将远为丰富和耐久。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在他生前并未构建完成。例如，今天资本主义面临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曾被视为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的穷奢极欲。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英国作家、马克思传记的作者和《资本论》专家弗朗西斯·魏恩（Francis Wheen）1月21日刊文于《金融时报》，援引熊彼特所言，即资本主义建立在永恒动荡的“创造性破坏”之上，在危机与繁荣之间不断循环。然而1989年后，这些见解遭到无视，经济学大师们开始呓语新的样本。在英国，甚至有位工党大臣宣布，他已清除了景气循环的隐忧。“马克思的读者绝不可能说出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废话。”魏恩写道。
马克思的重新发现
由于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重新进入了21世纪的视野。2008年秋，《泰晤士报》发出惊呼：“他回来了。”一时间，《资本论》登上了德国的畅销书榜，法国总统萨科齐被拍到正在翻阅此书的照片，甚至教宗本笃十六世也公开赞扬了马克思“卓越的分析能力”。
英国作家和年轻的工党议员特里斯坦·亨特（Tristram Hunt）1月16日在《卫报》刊出了对霍布斯鲍姆的长篇专访。霍翁说，值此资本主义危机之时，对马克思的重新发现，实因早在1848年，他便以远超旁人的深刻，预言了现代世界。有趣的是，这一次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排头兵并非左派，而是资本家们。霍布斯鲍姆提到，有一次，“我曾跟乔治·索罗斯吃午饭，他问我：‘你怎么看马克思？’虽然我们的观点没有太多共通之外，他还是对我说：‘此人确有可取之处。’”
霍翁接着说：
“随着苏联解体，资本主义者们不再感到害怕，他们和我们因此都确实能够以一种比过去更平和、更少被激情干扰的方式来看待问题。然而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经济是更不稳定的，我想，这一点在20世纪末已开始显而易见。你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所谓的西北国家（西欧和北美），全球化经济一度是有效运行的，他们推行的是极端的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一开始，它似乎运转良好——至少在老西北国家如此，可即使当初，你也能看到，它在全球经济的外围引发了动荡，大动荡。在拉丁美洲，1980年代初就发生了巨大的金融危机。到了1990年代初，俄国出现了经济灾难。此后，快到世纪末的时候，从俄国到韩国、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又发生了极为巨大的、几乎是全球性的崩溃。我感到，这就促使人们去思考，在制度内部，存在着一种他们以前无视的本质上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的发展让霍布斯鲍姆感到困惑。“这是一个很大的谜题。”他说。
有意思的是，霍翁似乎不太喜欢如日中天的斯洛文尼亚马克思主义明星哲学家齐泽克。“我觉得把齐泽克称为表演者更合适。”他说，齐泽克咄咄逼人的风格的确引人注目，但其读者未必会真的反思左派的问题。
在《怎样改变世界》一书的结尾，霍布斯鲍姆写道：“对我而言，资本主义被废弃的前景仍然是可信的。”他在采访中告诉亨特，无论如何，要想解决我们在21世纪面临的基本难题，彻底的市场经济和彻底的自由民主主义皆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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