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奠中的仁爱之心

    在当今中国学界，以“方术”（专攻一方）闻名于世并被冠以“大师”之名者，实不乏人；但抱“道术”不局一方而被以一鸿儒、通儒之名者，则屈指可数。姚奠中先生便是屈指可数的当代鸿儒、通儒之一。他不以著述为能事，却有170万字的著作问世；不以书画为专业，却是中国书法最高荣誉奖——兰亭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不以篆刻自多，同行却叹服其篆刻为“极品”；不以学问自博，执经问难者却不绝于门。道德文章，诗书画印，样样至于化境；年且百龄，耳聪目明，记忆依旧如故。如此，何能不令人“高山仰止”！

    在世俗的眼中，看到的是姚奠中先生书法的经济价值（在市场上转售者每平尺多达数万元）；在书法家的眼中，看到的则是支撑他书法至于化境的学问；在学者的眼中，看到的是由他学行而表现出的君子人格；而我看到的，则是他由人格修养而达到的人生至高境界。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在经济利益的强大刺激下，全社会都开始为金钱而兴奋了。一贯羞于言利的“士君子”，也开始冠冕堂皇地大谈“金钱”。一些不三不四的所谓“学者”、“教授”，也仿演艺中人，以出场费之高为荣。美其名曰“体现自我价值”，实则心中想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然而姚奠中先生却在这物欲横流的洪潮里，扬起了高洁的精神之帆——他先是把价值数百万的书画捐献给了山西大学，随后又把百万元存款捐给社会做为国学基金。并且还把自己现有的财产，如房产、图书等等，都做了献给社会的安排。而且这一切决定，竟然得到了全体家人的支持。人们由此而看到了他及其家人的高尚人格，而我则认为这绝不仅仅是人格问题，更体现着一种境界。要达到一定的境界，则需要有过人的见识与超然物外的胸怀。我们亲眼看到了一些德高望重的“泰斗”式的学者，谦恭而不自多，远离名利而潜心学术，其人格为天下学人所钦佩。然而身后往往会出现令人伤心的一幕：或子女因遗产而六亲不认，或未亡人为稿费而漫天要价。这里存在的不正是境界差距吗？

    “人生境界”是人在世俗生活中精神所达及的层次。孔子“仁”，老子讲“无为”，庄子讲“坐忘”，所讲的也都是人生的境界。而姚先生的人生境界，则是在“仁”的统摄下，融入老庄思想构建起的精神乐园。他用老庄思想，化解生活中的痛苦和烦恼，以仁爱之心，投注着对天下、国家、社会、人生的关怀。

    孔子说：“仁者寿。”仁者何以能寿？曰“无忧”！姚先生就是一位“无忧”的仁者。他并不是没有过挫折、打击，但他能面对，能化解。他的案头长期放着《庄子》与《老子》。这或许是他化解生活中因不愉快而带来苦恼的良药。一件烦心事遇到了头上，纠绕不已，这时他往往会摇摇手说：“算了，让它过去吧。”他心中坦坦荡荡，像大海，像云天，生活中的烦恼、忧伤，就像一滴苦水、一缕轻烟散于其中，根本不会留下痕迹。

    仁者何以能“无忧”？曰“无私”！韩愈说“博爱之为仁”，“博爱”即“无私”之谓，“仁”就是用一颗仁爱之心体谅世界。一个人如果能对周围的事物保持着一颗“仁爱之心”，便会体现出对天地间生命的关切。姚先生就是这样，他有一个广阔的胸怀。今年已是九十八岁的高龄了，每天必须作的“功课”是：读书、看报。读书是修养，看报是要了解天下大事。他随时都在关心着国家与世界的动态，关注着人类的命运。每次国家遇到重大灾难的时候，在山西大学他往往是捐资最多的一位。周围的人有了死丧之忧，他往往是上礼最多的一位。或许有人会说：姚先生有钱，他一幅字成千上万的要价，当然出手大方了。其实这是大错而特错了！因为姚先生写字是不收费的，只是求字的人太多了，先生忙不过来，何况年事已高，家里人才用这种方式来“挡驾”。前几天《文史哲》杂志要庆祝创刊六十周年，请先生题辞。先生当时腰骨折，不能站立，然而谈起《文史哲》杂志的影响来，兴致勃勃，大加称赞，信手提笔便写了题辞。

    我在他家看到民国三十五年的两张契约书的复印件，是他自己写的，他把自己的房产、地产给了贫困的农民，为了让对方放心，写下了字证。对方的后人在无意中发现了这两张契约书，故登门道谢。这件事他竟然没有给身边的人提及过。那年山西省要给副省级以上干部建小楼，因他曾任省政协副主席，自然也在其列，但先生婉拒了。

    董仲舒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心静，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姚先生从不为个人得失而忧喜，从不因欲望未得而不宁。他的心永远是向上的，乐观的，永远看到的是光明，在他心上，精神的提升才是他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