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敏锐的许力以

    获悉许力以同志仙逝，伤感、怀念和崇敬的思绪缠绕一起，久久难以忘怀。出版界人士大多都知道，许力以为新时期我国出版事业所做的好事真是太多了，那许多看得见的事迹，应该都会载入中国的出版史册。在与他交往的经历中，使我更加敬佩和怀念的，却是他在复杂环境中，能以敏锐眼光，勇趟深水抓关键的可贵精神。

    1979年初夏，我在青岛参加《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会议。会议临结束前两天，预定做总结的陈翰伯同志突患中风，许力以次日从北京赶来代替作总结报告。那天晚上他找了几个“省词办”的人到他房间开小会，会议很短，他只要求大家谈谈当前编写工作中存在的最大困难。有的讲领导关系不明确，有的说经费不到位，我主要反映编写队伍不稳定。散会时他要我留下，又详细问了江苏编写人员的现状及问题。没想到在大会总结时，他对稳定和建设编写队伍问题讲了很多话。没多久，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又就参加编写词典教师的福利待遇和评定职称等具体事宜做出相应规定，使得编写队伍很快稳定了下来。那年是我笫一次接触许力以，他那种抓关键、快落实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后随着接触的增多，我发现他对党的对外开放方针，观察敏锐，落实坚定。这一点，我首先是从他对待翻译出版的态度切身感受到的。

    1983年夏，他与刘杲同志等人来镇江主持召开“外国文学出版调查会”，在一周的相处中，他先是向我谈了他对1979年《译林》创刊号，因刊登《尼罗河上的惨案》被一位权威无端“告状”一事的看法。大意是，禁锢封闭这么多年，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现实很不了解，能出国看看的毕竟是少数，通过文学作品来认识当今的外国，这对改革开放有好处，所以翻译出版有很重要作用。

    我当然很感激他对基层出版的爱护，随后听了他更多的谈话，感到那更是基于他对翻译出版工作的远见卓识。从他的谈话中我得知，早在1980年，他领导的中宣部出版局，就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要求翻译出版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古典学术名著，还要有选择地翻译出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

    当时我听了极为振奋。要知道1983年夏天，那可是刚经历过“清除精神污染”没多久，不少人也包括我，对介绍西方文化，确实有种“难测风险，心存戒心”的顾虑，而许力以却不避风险，从坚持对外开放的高度，来倡导和推进翻译出版外国文化工作。这套外国学术著作，后来虽只翻译出版了64种，但事实证明，这项举措及其产生的影响，对那时学术界及出版界的思想解放，无疑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1988年我为成立译林出版社之事上许力以家拜访，他听了我关于建社的设想后，谈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还特别叮嘱我两点：一是现在翻译出版外国作品，过多考虑经济利益。国家批准成立译林出版社，不是指望你去赚钱，而是要求把外国的好东西介绍进来，把中国的文化传出去。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很有限，要在中译外方面要多下点功夫。二是他正在组织起草著作权法，翻译出版离不开版权，你们要及早熟悉国际版权贸易。后来我把“出版外文图书及学习外文的读物”，列为译林出版社出书范围的首项，并在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后，就积极主动向外买版权，这显然得益于许力以敏锐眼光的指导。

    除此之外，许力以最早与日本讲谈社商谈合作出版《中国之旅》；继与南斯拉夫莫托文集团合作出版七种文字的《中国》；与英国培格曼公司合作出版英文本《邓小平文集》；发起举办“海峡两岸图书展览”，实现两岸图书互展的破冰之旅，这一切都充分显示，许力以起到了我国对外合作出版开拓者的作用。涉外出版复杂敏感，水深难测。许力以正是凭着对党的对外开放方针的坚定信念，不仅有超前的眼光，更有勇趟深水的勇气和毅力。怀念许力以同志，就应该学习和弘扬他这种可贵的精神和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