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一封谈自己剧作的信

    查阅别的资料，不意读到李健吾的一封信，不好说它是佚信，因为没有出版过李健吾的全集。但这封信不是一篇容易寓目的文字，它刊在1944年11月号的《万象》杂志上。信又反映了李健吾的戏剧创作观念，对于理解李健吾剧作不失一份有意义的材料，似乎值得介绍一下：

    光燊先生：

    你给我的荣誉太大了，一个人的寿命是有限的，然而分出那许多宝贵的时间，糟蹋在我的无聊的东西上面，我还有不感谢的！有许多话，你都过于客气，领教的是我，那不是你。

    你指出我那些戏的过失，使我清醒了不少。将来再有写作，我希望你的教诲能够帮我走些正路。

    喜剧，特别是高级喜剧，例如恨世者misanthrpe，往往是和悲剧为邻；它让人在笑后感到悲哀，不由不坠入思维；这种笑，才有韵味；这种戏，不仅仅一笑了之，往往倒是真正的悲剧。人世或者由于制度的缺陷，或者由于性格的缺陷，往往形成一种错误，悲剧家把它们看成悲剧，喜剧家把它们看成喜剧。莫里哀伟大的地方就在这些特殊的造诣。

    《青春》不敢妄和这些大道理攀附。我起初想在第四幕，把它的故事转往悲剧，后来我放弃了，经过三天考虑之后，我采取了现在的形式。我觉得它需要和谐，喜剧是它的表现，艺术必须在协调之中进行。把笑给大家，但是，眼泪最好倒流。你不期望团圆，那是对的。人生有的是不团圆；不过，这是戏，这是喜剧，就如任何喜剧，它的团圆仅仅（或者往往）是一种止痛剂，收剧场内一时之效，回头等你笑笑过后，满足了，你一回想，一回味，于是感到它的虚伪，于是艺术的目的就达到了若干：幻觉和现实有一种微妙的关联。

    我不为《青春》辩护，它只是一出寻常的喜剧而已。至于其他三出戏，全有所本，它们的结尾我不好一个人担当。但是，有一点隐衷，剧作家往往不得不讨好观众：杀死王士琦，他们称心；这是一种效果。《花信风》的重圆也是这种讨好观众的心理在作祟。你站高了一级，自然就要看破它们的纰缪了。这三出戏全是舞台剧，所谓well-made plays者是，在法国文学的地位并不高。《金小玉》比较干净，那因为我删削了不少，当然也添加了不少。

    我很渺小，我经不起你的分析，但是，我愿意努力，不太辜负你的期许。

    健吾十月卅日

    信是回复看他戏的观众徐光燊的，徐的来信很长，大约是回信篇幅的五倍，显然这位观众以信为文了。李健吾所以作复，当然不只由于它长。徐不是名家，仅仅接连看了不少李健吾的戏，算得上李的崇拜者。徐自称“艺术的学徒”，然而哪里是一个寻常的“学徒”？在来信中他与李健吾讨论当时热演的李氏几出剧本，直率、大胆批评李的创作构思。崇拜而不迷信，这大概才是李健吾认真作复的原因吧。李健吾回信的姿态很是谦恭，信里那些话，名人是不大轻易说给非名人的。它不能看做通常的客套语。当然，李健吾亦非乡愿之辈，他出语锋利的文字并不鲜见，哪怕对方是友人是名人。譬如他这般苛求巴金和茅盾：“茅盾先生缺乏巴金先生行文的自然；他给字句装了过多的物事，东一样，西一样，疙里疙瘩地刺眼；他比巴金先生的文笔结实，然而疙里疙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日的两大小说家，都不长于描写。茅盾先生拙于措辞，因为他沿途随手捡拾；巴金先生却是热情不容他描写，因为描写的工作比较冷静，而热情不容许巴金先生冷静。”

    可见，李健吾对徐光燊谦恭，是来之他对自己创作缺点的正视。同样是本着正视的精神，李健吾也为自己的戏辩解，并不一味博取谦恭虚名就照收徐光燊的全部意见。《青春》歌颂一对农村青年勇敢反抗封建婚姻，最终竟然大功告成。它属李健吾的重要作品，有些影响。上世纪50年代再改编，易名《小女婿》，更是一时风行全国。80年代他回顾一生几十个剧本，编《李健吾剧作选》，《青春》系入选的八个作品之一。李健吾为《青春》辩解，渗透着一个美学原则，尽管戏剧与悲剧为邻，喜剧和悲剧毕竟各有其不同的反映现实的方法，写喜剧不宜错用悲剧的构思——徐光燊正忽略了这一重要区分。李健吾追求的是，“它让人在笑后感到悲哀，不由不坠入思维；这种笑，才有韵味；这种戏，不仅仅一笑了之，往往倒是真正的悲剧。”这就叫人想起类似的鲁迅悲喜剧观。

    李健吾在信里坦言他“讨好观众”，这话也是一般剧作家不大肯说的。剧作家往往标榜，创作剧本自行其是，决不讨好观众。李健吾所言讨好，不至于作媚俗之解，不然就皮相了。其实大可不必排斥或鄙薄心存“讨好”观众的创作心态。李健吾写了许多戏剧评论，但绝大多数评论他人作品，古今中外的剧作皆有指指点点，而阐述自己剧作的很少。就此而言，这封信又另有其可留意处。信里李健吾透露了他构思作品的信息，那么研究他的“讨好”，研究这讨好给他的戏剧创作带来正面抑或负面影响，有必要认真辨析的，或许它也是理解李健吾剧作的一把小小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