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何武昌称“首义”？

    史书论及辛亥革命，对同盟会领导的前十次起义均称“起义”，惟独对文学社与共进会发动的武昌起义，称为“首义”。学界对此鲜有系统论述，在武汉举行的辛亥百年论坛上，这一问题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为此，笔者就其来龙去脉阐发如后。

“首义”的缘起

    笔者曾在海峡两岸查阅了大量文献典籍，发现最初称武昌起义为武昌首义者，源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开国大典上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他向世人宣示：“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孙中山，《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

    在此前的一段时间内，一般均称武昌起义。诸如民国初年的大型纪录片《黎元洪起义师》，又名《武昌起义》等。对同盟会领导的前十次起义，大都称“起义”或“起事”或“之役”。诸如：广州起义、惠州起义、潮州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汕尾起义、镇南关起义、河口起义与黄花冈之役等。

    自从孙中山明确提出“武昌首义”后，两岸三地的辛亥革命回忆录、辛亥革命史与中国国民党党史等，几乎皆沿用孙说或“武昌革命”或“湖北革命”。诸如，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武昌首义纪念词》，创办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花园山聚会的李廉方著《辛亥武昌首义记》，资深同盟会员曹亚伯著《武昌革命真史》，日知会员张难先著《湖北革命知之录》等。

“首义”的标志

    在一次辛亥革命论坛上，笔者曾向著名史学家皮明庥先生请教此问题。皮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因为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一举成功，而且全国纷纷响应，产生了质变。故人们便称武昌起义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或称辛亥首义。”

    由此可以看出，武昌首义可诠释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首次一举成功”。这里的“首义”，不能简单地以辛亥年起义时间先后界定。因为在辛亥年，武昌并非是率先起义之地。同年3月29日，在广州发生的黄花冈起义，比武昌要早半年；同年爆发的保路运动中，四川还发生了成都起义，且有四川各州县与邻近省份起而响应。

    那么，黄花冈起义为何不叫广州首义或黄花冈首义？成都起义不叫成都首义呢？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鲜有权威的解读，很少有学者专门论述。皮明庥先生在行将绣梓的《辛亥武昌首义纪实》一书中，作出了明确回答。他指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是全国性的革命运动，而且是由全国各省相继响应，相继独立和起义的组合行动。否则，就无所谓“首义”了。

    的确。尽管辛亥年的广州起义早于武昌起义，但因为没有推翻清廷广东当局的统治而夭折；在辛亥年掀起的四川保路运动中，虽然鄂、湘、粤三省纷纷响应，只可惜遭到四川总督赵尔丰的镇压而失败，未能推翻清廷在四川的统治。继而，党人又在四川资州起义，同样未能动摇全川的清朝统治。

    而武昌首义有别于其他的起义，它一举砸碎清廷湖广总督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政权，实现了辛亥革命的初步目的。笔者综合皮先生的观点，将武昌首义的主要标志概括为如下六个方面：

    武昌起义取得了革命性胜利。攻克了湖广总督署，光复了武汉三镇：武昌、汉阳与汉口。“因武而昌”的武昌，是湖广地区的政治中心，湖广总督府与布政司设于斯；“汉水之阴”（本想按方位更名汉阴，因陕西有汉阴县在先，只好以“汉阳”将错就错了）的汉阳，是近代中国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重镇，也是汉阳府所在地；全国第二大通商口岸汉口，设有汉黄德道、江汉关道与湖北巡警道。

    武昌起义得到全国各省、海外华侨与海军的响应。自武昌首义到汉阳失守的48天中，先后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13个行省，先后宣布独立；清军海军反正。海内外各种志愿团体相继率敢死队、义勇军、奋勇军等纷纷来汉投身战斗。就连驻汉外国领事，也发表联合声明，承认起义军为交战团体。最后迫使清朝政权土崩瓦解，清帝退位。

    武昌起义建立了新政权。11月11日，革命党人在武昌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废止了清朝国号、国旗与纪年，恢复黄帝纪年，九角十八星旗军旗飘扬在武昌城头。紧接着，全国各省推举首义都督黎元洪为中央大都督兼海陆军大元帅。继而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正式成立中华民国。

    武昌起义成功后，湖北军政府制订、颁布了民主共和的第一部法典《鄂州约法》。由首义人士主持，宋教仁起草的这部法典，为中国实现共和奠定了法制基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以《鄂州约法》为基础制订的。

    全国各地纷纷效法“武昌模式”。由于武昌首义后的军政府都督，是推举前清颇孚众望的“南洋名将”黎元洪为都督，独立各省大部分都是推举前清开明人士担任都督。组织机构也效法武昌模式。

    武昌起义日为民国国庆日。1912年7月，辛亥首义志士李廉方在“征集全国教育家于北京”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面对北洋政府提案拟定了三个日期作为国庆时候选：清廷下诏逊位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日和南北议和协定日。他当即提出抗议，另提“武昌首义日案”（《教育杂志》12号“记事”，1912年12月）。他申述预案三个日期之非，以及武昌首义日当为惟一国庆日之理由。当时与会者，不尽同情革命，颇多附和北洋政府反对李说。后经李廉方引经据典，历述法国大革命与美国共和国庆均是首义日，全场态度为之一变，湖南、安徽、江苏代表纷纷表态力挺。在表决时，与会者四分之三举手通过，推李廉方、黄炎培、贾丰臻三人修正提案，提交临时参议院审议。同年9月28日，北京政府将李廉方的提案，交由临时参议院审议，正式通过以武昌首义日——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又称“双十节”（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

“首义”的领导

    诚然，对武昌首义一举成功，也有人认为是侥幸取胜。其理由是发难时间的偶然性，清廷湖北当局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就连孙中山一度也持此种观点。有人甚至说是孙中山或同盟会领导的武昌首义。

    在笔者看来，武昌首义是湖北革命的必然结果。辛亥武昌首义不仅有坚实的革命组织，持续的革命运动与完备的起义计划，而且在军队、学校与会党中有普遍的群众基础。早在1903年，吴禄贞就在武昌建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花园山聚会，继而有以吕大森为所长的科学补习所、刘静庵领导的日知会，直至担任发动武装起义的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历经多次失败才成功。起义司令部在1911年9月24日就已经确定了举义日期，只是10月9日发生了孙武炸弹爆炸意外事件而改期。在进攻督署过程中，民军遭到了清军的负隅顽抗，历时8小时后才以血的代价得手。

    其次，武昌起义的发动者是共进会与文学社，并非同盟会或1911年7月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尽管共进会、文学社，与同盟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宗旨、目标大体一致，都视孙中山为精神领袖。但共进会与文学社是两个独立的革命团体，有自己独立的组织、领袖与旗帜等，与同盟会只是合作关系，但不存在隶属关系。这也就是说，同盟会同共进会与文学社的关系，如同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类似，或者说就像当今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同亲民党、新党的关系一样。

    不仅如此，同盟会及其领导人，对文学社与共进会，乃至湖北革命不甚了解。当时曾经闹了一个笑话。那是辛亥年春，同盟会员谭人凤带着1000元革命经费考察湖北，他按照事先黄兴交待，湖北革命是同盟会员居正负责，就给了居正800元。接下来，通过接触共进会后，方知孙武是领导人，无奈就将仅剩的200元交给了孙武（柯文翔，《谭人凤》）。当他见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其貌不扬时，不仅分文未给，甚至不想再见。殊不知，蒋翊武实际领导着3000人的军队革命同志。而且同盟会多数领导人主张在南方及其边疆举事，只有同盟会中部总会诸君主张在长江中下游举义。在酝酿武昌起义时，同盟会中部总会只是配角，发动时没人参加，直至成功后，同盟会的主要领导才纷纷赶到湖北共襄盛举。至于孙中山，当时人在国外，而首义后武汉的《大汉报》与《中华民国公报》上的“孙中山告同胞书”，都是革命报人胡石庵、蔡良村等人杜撰的。故我以为，要尊重历史事实，不应张冠李戴，将武昌首义说成是孙中山领导或发动的。